国家理性与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理性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传统的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是抽象的、理性主义的、机械性的。在国家理性内可以发现诸如存在与应然、权力与伦理等等的对立，它以把国家设想为一个“思想物”为前提。国家理性作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概念，有时是指优化与平衡的思想取代规训自由市场的国家治理，有时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指国家政治行为中的“和”“合”性。现代化发展必定会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理性，在这其中，通过对国家理性的思考，人们既可能看见真正明智的国家理性，或者说好的国家理性，也可能看见权力无序、混乱、腐败和反复无常的一面。     

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经验:从契约国家理论到国家建构理论

在西方国家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契约国家理论与国家建构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均以现代国家的建构作为其核心议题。前者产生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时期,偏重于逻辑推理和演绎的方法,中心在于讨论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权力的分配,提出了社会产生国家的国家建构路径,而围绕国家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则描摹出现代国家权力的基本结构;后者则出现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成熟时期,主要采用历史比较的归纳方法,专注于欧洲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经验的总结,发现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权力由集权而分权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二者在国家建构的顺序以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中国城市女性职场权力获得:通往国家与市场的二元路径

本文利用CGSS2006的数据尝试建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城市职场的性别权力模型。国外关于女性职场权力获得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视角出发的:即基于家庭责任的理性选择视角,以及基于职场性别结构的工业主义视角。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制度区隔的视角。研究发现,在通往中国城市职场权力的道路上,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女性的权力获得存在国家与市场的二元路径,具体而言,在通往市场单位的权力之路上,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不过在通往国家的权力之路上,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性别的差异不再显著。本文认为,这是因为通往国家单位的权力道路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平等意识形态的保护,而市场单位的权力路径则不受此限制。这表明制度区隔视角对于中国城市职场的性别权力获得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怨恨:转型国家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公共权力合法运行乃至政治体系良性运转的基本表征,而在转型国家中,怨恨往往会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导致怨恨主体在"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爆炸"之间游走极端,严重影响现代国家政治生态的健康生成与理性发展.因此,转型国家要实现"良善"的政治,必须从政治层面、治理层面以及价值层面等疏导与消解怨恨主体的怨恨心理,引导公民有序、理性、自主、适度地参与公共事务.     

现代国家建构的多维度考量

国家规模、国家权威、国家职能、国家结构和公民资格是政治学永恒的重大问题,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考量维度。就此而言,现代国家建构就是不断解决这五个问题的历史过程,它是一个全球性课题,存在着不同的路径和解决方案。     

悖论与对策——反思我国目前国家与市场关系

经济法作为调整国家与市场关系之法,理当针对我国的现实而作出解决方案.笔者剖析了目前我国国家与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公共利益与公共选择、有限理性和无限权力、西方市场经济范本与中国路径依赖等三大悖论,并提出了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和改革模式下的法律对策.     

找回政治——试析波齐的国家理论

波齐在其代表作《国家》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即“政治权力的异化”.为解决该难题,波齐首先回顾了西方现代国家的成功之道,指出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现代国家完成“向上集权”与“驯化权力”的关键.而当代西方国家,由于官僚政治的泛滥、政党代议功能的削弱,以及自由民主社会的“去政治化”,严重破坏了“公共领域”,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脱节、国家向前现代化状态倒退,产生西方国家危机.为扭转颓势,必须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和公开政治过程,重建公共领域,找回政治.     

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国家的三面相与政党——国家关系的三重逻辑

建立民主、独立与有效的现代国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基本内容,探讨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的路径是多样的,本文基于对作为当然的自变量与应变量而存在于我们分析逻辑中的"国家"以及既有政党-国家关系①论述的反思,提出国家于政治生活中所展现出的作为"共同体"、"权威体"和"界际的独立体"等面相及其特质与意义,并论述了基于国家这三种面相而形成的三重政党-国家关系逻辑,进而以全新的视角全面、深入审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以及政党-国家关系等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