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殊教育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问题与建议

我国特殊教育公共品供给大致经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供给时期、多元主体供给改革时期和公共服务探索时期三个阶段.当前,主要存在政府、社会和学校供给的混乱与失范,社会公共参与供给及其决策、监督的不足和特殊学校自主发展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为此,应强化政府对特殊教育的公共服务,建立和完善有针对性的特殊教育公共财政保障框架体系,建立政府主导的社会参与供给制度,加强公共品供给的法制化建设,创新和完善公共品供给方式,并对特殊教育公共品进行特殊教育需要意义的特殊设计,确立和维护好特殊教育公共品领域边界.     

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研究——基于衣物资源供需结构的分析

日益增长的慈善服务及产品需求与慈善资源供给能力及方式相对不足的矛盾,制约着我国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进程。当前,以衣物资源为主的慈善实物捐赠上中下游各环节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断性和失衡性,导致慈善实物利用需求与捐赠供给间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匹配机制,从而带来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在成本控制、运输支付、人工收储、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实践难题。根据我国《慈善法》"以法促善"的原则精神,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兼顾资源配置链及制度环境优化,有助于解决慈善资源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促进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的精准化与常态化。     

企业捐赠并非只是企业的慈善责任——对企业捐赠之责任性质的思考

企业捐赠的责任性质通常被认定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中的慈善责任或者外圈责任。这样的责任性质认定过于笼统和单一。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将企业捐赠分为对利益相关者捐赠和对利益无关者捐赠两种类型,而这两种类型的企业捐赠模式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性质,分别为企业的社会法律责任和社会慈善责任。对企业捐赠实行这种两分法的责任性质认定也符合我国的实践需要。     

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演进: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

从前古典时期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滥觞到古典时期亚当·斯密的整合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转换,思想家们对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博弈的思考产生了不同的公共品供给观,这是现代公共品供给理论的思想来源,也是不同社会制度选择的思想基础.公共品供给的经济思想试验证明,实现公共品可持续供给的前提在于建立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激励相容的经济制度.     

转型发展时期代际公共品的供给困局及其破解

代际公共品是指超过一代以上的人分享使用的产品.其特点决定了它总是面临供给不足的困局.从总量上看,代际公共品供给不足;从结构上看,代际公共品的供求错位;从规范分析看,"好"的代际公共品供给不足.在转型发展这一场涉及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变革中,代际公共品的供求机制、供求格局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困局.因此,充分认识代际公共品供求机制、供求格局的变化,正确发挥政府的职能,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供给是破解上述困局的关键.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均等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是城乡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造成农村各方面落后的一个因素就是国家对城乡公共品供给不平衡,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因此,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均等,缩小对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逐步实现对城乡公共品的统一供给,这将极大的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风险条件下的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

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下,对风险条件下的社会偏好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代表社会合作的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显著存在,并且这种行为主要受到社会偏好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在社会偏好中,个体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影响,其次,个体的风险偏好对其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也具有显著的影响,风险偏好的作用并没有被社会偏好作用所体现的个体决策的这种社会影响所挤出,并且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中互惠偏好的作用要强于风险偏好。     

财政自主性、民主治理与村庄公共品供给——2014年15省（区）102县102村的问卷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村庄公共品供给并不相同于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地方政府行为.在我国,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受到乡村关系体制、村庄治理结构的一定影响,但更主要受到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因此,当前应该加快城乡社会经济的统筹发展,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促进城乡公共品供给均等化.     

企业慈善社会责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企业慈善社会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企业慈善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捐赠理念和管理相对落后,外部的捐赠环境也不尽理想,战略性公益、社会企业和公益创投等新生事物尚未形成趋势。这既有企业自身的限制,又有社会环境、政策方面的制约。要推动企业慈善社会责任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慈善组织和企业四大主体共同优化捐赠环境,转变企业捐赠理念,提高管理水平,使慈善捐赠发挥出应有的战略增值作用,从而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实现社会公益和企业绩效的双赢。     

慈善捐赠:企业增加融资的有效渠道——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慈善捐赠对民营企业外源融资(尤其是银行融资)会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采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上规模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市场信用环境健全时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这表明,慈善捐赠是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增加融资的有效渠道.     

影响慈善捐赠的显著因素：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分析

随着第三次分配国家战略的提出,慈善捐赠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此,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中国人慈善捐赠的最显著因素。然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分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两者均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严格控制受教育程度,单独研究收入水平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时,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对慈善捐赠行为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才是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水平是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进而与慈善捐赠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实质上对慈善捐赠行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要提升中国公众的捐赠水平,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步与第三次分配的有序开展,进一步提升公众受教育程度,在大中小学普及慈善教育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     

中国历史上农村公共品的政府供给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具有悠久的历史.近代史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安定和促进农业发展,内容相对集中.1919～1949年间,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国民党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社区的服务,此时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相对苍白期.受财力的限制,革命根据地政府在农村主要提供社会救济、农业水利建设、文教卫生事业等公共产品.总体上讲,新中国建立之前,农村公共品的政府供给中具有职责的相对稳定、主体上的相对集中、内容上的断续波动和成本上的劳力隐含等特征.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 促进新农村建设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社会乃至全国的长治久安。目前,农村公共品的普遍短缺现象,已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本文从公共品的不同性质、农民对不同公共品的需求探讨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意在说明政府在改善农村公共品的过程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然而当前在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情况下,不同主体,以不同的方式供给的多元格局,也是在现有财政力量下,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新思路。     

公司慈善捐赠合法化的动因探究

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而营利性本质可能使公司只狭隘地关注于自身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这就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公司承担慈善捐赠的外部理由。公司进行慈善捐赠，能树立公司良好形象，改善公司的外部环境，进而给公司带来长远利益，这是公司进行慈善捐赠的内部理由。现代社会已基本上意识到，公司慈善捐赠，不仅符合公司本身的利益而且符合社会的利益，能直接或间接地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和谐，所以世界各国均承认公司慈善捐赠的合法性。     

第三次分配视阈下慈善捐赠监督与管理研究

慈善捐赠居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也是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慈善捐赠数量稳步增长,但占GDP比例和人均捐赠金额较低;慈善捐赠以现金和有价证券为主,物资捐赠不断增长;企业依然是慈善捐赠的主力,社会公众捐赠逐渐提升;基金会、慈善会以及政府部门为慈善捐赠的主要接收方。从资金流向上看,70%的捐赠流向了教育、扶贫与发展和医疗健康领域,74%的捐赠流向北京、广东等省份。上述现象折射出慈善捐赠意识不浓厚、慈善捐赠制度不通畅、慈善捐赠分配不科学、慈善捐赠使用不透明以及慈善捐赠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努力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氛围,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完善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以加强慈善捐赠使用审查,推动慈善捐赠公开透明,以便尽快完善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治理体系。     

中国农村公共品的社区供给:制度变迁与结构互动

国家在不能为农村居民大规模地直接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促使农村社区以自给方式满足自身基本公共品的需求,实质上形成了农村基本公共品的国家主导型(或指令型)社区供给模式.这种国家指令化的社区供给模式反映了中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主调是将农村基本生活品最大限度地由市场供给.在此期问,农村最低限度的基本公共品供给实际上还是主要由社区来承担.当前,随着国家宏观农村政策的调整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的相应变化,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正在发生从"国导(有)民办"到"国主民辅"的变化.     

中国慈善捐赠机制的发展趋势分析

伴随着经济社会领域的整体进步,中国慈善捐赠机制在捐赠主体格局、募捐筹资机制、捐赠组织管理体制以及监督透明机制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发展趋势.在慈善捐赠主体格局方面,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社会捐赠网络,个人与企业捐赠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传统基金会格局被打破,私募基金会迅速崛起.在募捐筹资机制方面,逐渐向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在捐赠组织管理体制方面,逐渐由"偏紧"的控制走向"宽松"的管理,由"条块分割"开始逐步走向"综合协调".在监督透明机制方面,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体、民间评估力量参与的慈善组织评估机制,完善慈善捐赠的公开透明机制.     

房地产税、土地财政是否有效增加了公共品供给——基于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9-2011年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公共品供给综合评价指数,运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房地产税显著提高了非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而土地出让收入则更多地投入到了经济性公共品领域.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地产税和土地出让收入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房地产税显著增加了东部的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但对西部影响有限;土地出让收入对中部地区的经济性公共品影响最大,对西部的影响则不显著.我国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主要依赖地方政府投入,去“土地财政”以及构建以房地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是我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改革财政分配体制,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慈善资源动员与权力边界意识:国家的视角

探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慈善资源动员的手段、策略和方式,不能隔断权威主义动员传统的延续,更不能脱离总体社会结构转型的语境.时下以政府民政部门、工青妇等准政府组织以及各级慈善总会构成的慈善救助主体框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能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辅助性工具,仍然具有较强的公益资源的动员能力.从权力建构的角度来说,慈善资源的动员过程展现了权力的实践形态,国家动员下的公众慈善参与可以划分为身体表演型参与、依附回报型参与、自愿响应型参与.慈善资源的政府动员过程,使公益行动暴露在外来力量或隐或现的强制之下,由此,自然地引发出对资源动员的政府权限与施惠主体的自由意志之理论关怀.政府部门应当自觉树立公益活动领域的权力边界意识,使公共权力"驾行于制度供给领地而止步于私人道德门槛",从而避免重蹈过去慈善捐赠行动偏向政府动员一端的单纯形式主义覆辙.     

道德合法性、区域同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组织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制度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企业可见性与盈利能力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企业的可见性和盈利能力显著影响调节区域慈善捐赠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形成区域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区域同构的制度压力,从而驱动企业从众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同时企业所处区域慈善捐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会随着企业可见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因为公众对高可见性或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有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的期望和压力,企业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合法性和缓解这种制度压力,会更愿意满足区域慈善捐赠所形成的道德合法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