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义与政府效率之争：前公共行政学时期美国公共行政价值变迁研究

美国建国初期，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围绕着中央与州及地方权力划分、人民参政、弱势行政首长与强势行政首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美国围绕着联邦权与州权发生过多次争论，使公共行政中政治正义与政府效率两大价值之间出现了交替式优先的发展态势。到19世纪中后期，城市化发展与市政管理滞后的矛盾、行政国家的发展与公共管理水平低下的矛盾、政党分肥制与基于功绩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提升政府效率价值的地位，政府效率对于政治正义逐渐取得优先地位。美国前公共行政学时期的行政价值争论与变迁，不仅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设定了两种公共哲学与方法论基础，而且使得公共行政避免因过分追求单一化的价值而走向极端。     

解析“西沃之争”:理解美国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

美国是最早将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国家,其长达百年的公共行政学发展为世界公共行政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40年代以前,公共行政学长期被科学管理理论垄断,但是随着二战之后各个国家行政管理理论出现了与国家发展的不相适,公共行政陷入了"身份"危机。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西蒙与沃尔多之争(以下简称"西沃之争")缓解了当时公共行政学的危机,促进了公共行政的多元化发展。本文聚焦于"西沃之争"的背景、内容及其对整个行政学史的重要价值。     

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责任行政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传统责任行政、新公共责任行政、新公共管理责任行政,到如今的新公共服务责任行政.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动态发展是在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背景下进行的,并且与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同步进行.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发展为我国责任行政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我国行政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完善

随着现代公共行政的改革,各国政府把一部分公共职能交给社会中非政府公共组织来承担,公共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两种类型,公共行政的发展对行政法产生了影响。综观法、德、日等几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主体类型,其均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伴随着政府的改革,我国也出现了大量的承担公共职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并不能反映行政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应提出“公共管理职能和行政权”,以重新界定我国行政主体的内涵,扩大我国行政主体的范围。     

西方民主行政的演变与规律探析

在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中,"民主行政"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发展范式。受政治———行政二分法以及传统公共行政"工具———技术"理性和"管理主义"思维的影响,民主与行政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随着人们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认识的不断深化,民主与行政的关系有了融通的桥梁,主张公共行政在治理过程中承担民主价值的呼声逐渐成为趋势。民主行政在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批判以及与管理主义的对话中逐步深化发展,形成了自身发展的理论谱系,也经历了一个从理性探讨到社会建构、从单一权威中心治理到多中心治理的过程。     

深化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系统、艰巨的工作。深化行政许可制度改革,应当以《行政许可法》为指导,进一步明确改革的价值取向,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行政以及行政法治的价值取向相一致:从"国家行政"理念转向"公共行政"理念;从偏重"效率"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从关注"权力"转向"权力与责任"并重;从依赖"强制"转向"强制和非强制"并重。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

本文考察了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 ,分析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效率至上”的行政价值观 ,新公共行政学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行政价值观 ,以及新公共管理以“企业化”、“市场化”和公共服务“质量”为核心的行政价值观的利弊得失 ,以期把握西方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规律和走向     

是"公共能量束"而非"公共能量场"在解决着我国"焦点事件"——《后现代公共行政》评述兼议我国"拐点行政"走向

话语理论代表了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话语理论中,解决行政问题需要在"公共能量场"上完成.对近年来我国18起典型"焦点事件"进行定类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后现代性在我国公共行政领域中已非常明显.但由于"拐点时期"管理情境的特殊性,话语理论在我国具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即零星对话→公共能量场→公共能量束→公共行政议程→结果,根据该规律,我国"拐点行政"有两种走向,即"审议行政"与"民意数据挖掘".     

从二分到合作: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公共行政结构与范式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日益强调统筹区域与协调发展。与此同时,传统上分割化、闭合化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已经成为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深层次根源。针对这一问题,需要通过区域层面的政策规划、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与系统创新来促进区域合作、产业整合乃至区域经济一体化。从公共行政学的理路出发,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双重压力与挑战,需要遵循公共行政体系的内在逻辑秩序与成长规律,改变固有的"中央—地方"二分的行政结构框架,增加区域的"视野"与"选择",实现向"中央—区域—地方"复合型结构范式的转换。通过变革传统行政管理体系的构造,构建区域合作行政的制度与模式,推进区域合作组织的创新与效能,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     

公共精神型塑下的行政转型

作为根植于公民社会之中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公共精神是一种以他人、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三个层面,具有公共性、底线性、政治性、辐射性等特征.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精神,由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与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构成.当前,以公共精神为导向的我国公共行政应该致力于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民主行政"、从"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从"无限行政"向"有限行政"、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从"权力行政"向"权利行政"、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的根本转变.     

转型期公共行政精神的重建

作为行政文化的精髓、行政理论的最集中体现和行政实践的本质反映,公共行政精神在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居于核心地位.为使行政变革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的本质要求,必须从学理上深层次剖析社会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精神的迷失,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互动关系的全新视角审视、评判和重塑公共行政精神,并重建具有民主取向、法理取向、服务取向、多元治理取向、平衡取向的公共行政精神.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略论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精神的嬗变与重塑

从社会转轨变型的视角来审视、评判和重塑公共行政精神 ,有利于引导整个行政体系作出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本质要求的系统变革 ,来增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基础。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本质要求相适应 ,公共行政精神应当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互动关系的全新视角来重新加以建塑。就中国的特殊行政生态而言 ,应着力催生具有民主取向、法理取向、服务取向、多元治理取向、公平取向的公共行政精神。     

论公共行政学的问题意识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首先要找准问题,进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目前,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问题意识的薄弱,这严重制约了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公共行政学的问题意识,是指公共行政学者与务实者在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以专门的公共行政知识和经验为基础,逐步形成的认识行政问题的实质和类型、发现并提出需要研究解决的行政问题的意向和能力.公共行政学的问题意识需要从回应当今世界发展提出的挑战与反思性地参与中国行政发展进程的构建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以推动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的形成.     

公共行政与公共哲学

公共行政同“私人行政”相对,一般是指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对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活动。它与国家相联系,涉及到公共行政的主体、公共行政的客体、公共行政的依据及公共行政的目的等问题。公共行政可分为非国家形态的公共行政和国家形态的公共行政两种历史类型。公共行政首先和主要的是指国家形态的公共行政。前者,是指原始社会的公共行政和未来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行政,因其生产资料同劳动者的直接结合,可称之为“公有制的公共行政”。后者,是指以私有制的产生和存在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的公共…     

考察"公共行政"一词的产生和演变

"公共行政"的概念有着产生和演变的历史.中世纪后期已经产生了朦胧的管理意识,这个时候,人们开始使用公共行政一词来指称那些面向公众的、公开的宗教仪式中的管理活动,也用来指学校等的管理.在近代早期,人们逐渐地把公共行政一词与政府的活动联系到了一起,往往使用公共行政一词去指称资产阶级革命后政府中的活动,以示与君主制条件下的政府活动之间的区别.再到后来,随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人们开始用公共行政一词将政府的管理活动与企业、社会组织中的管理活动区别开来.但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在使用公共行政一词时,并不把政治活动中的管理与行政管理相区别的,即使威尔逊提出了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原则,也没有对公共行政一词作出严格的现代性界定.直到20世纪50年代,沃尔多等人才对公共行政作出了现代性界定.其实,公共行政一词所包含着的是走向服务行政的逻辑,对它的思考和讨论,必将提出否定近代所产生的这一行政模式的要求.     

论公共行政领域个人信息权的保护

网络的来临与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电子卷宗的社会.个人信息权的保护问题日益引人关注.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键的便是要处理好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特别是协调好公民知情权与个人信息权之间的冲突.同时,针对行政机构在处理个人信息的过程中对信息主体常见的侵权行为,提出对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规则原则以及当事人可以采取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三种行政救济途径.“无法律即无行政”公共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来处理个人信息,其行为理应受法律的约束.     

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与公开限制

政府信息公开应当遵循知情权保障原则、最大公开原则和权利合理限制原则,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行政过程信息等各种信息公开的"公开例外"或"可不予公开"的情形,应予以必要的限制,并通过正当行政程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根据公共行政实践和行政法治的发展,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论行政人格之于公共行政研究的意义

人格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从公共行政思想史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看,行政人及其人格即行政人格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主题;从公共行政实践看,行政人格在公共行政及其理论研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如果公共行政研究将官僚制作为中层的分析单位,那么官僚就是官僚制及其理论的微观基础或微观分析单位;从行政人格的性质来看,行政人格对于公共行政具有方法论意义,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方法。     

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方案选择

当代西方国家进行的公共行政改革是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产物 ,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中国公共行政从总体上讲尚处于前韦伯主义阶段 ;尤其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的行政改革不能离开这一基本国情。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按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原则 ,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并作相应的职能分离。 2 .建立起能激励行政高效运转的科学管理制度和方法。 3.完善行政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