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三民"问题

我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国家上下、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几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各级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和播放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与节目不计其数.说"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也不为过.     

"学术"谁来"评价"

最近这些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关于"大楼"与"大师"的名言广为传播,且日益深入人心.于是,国人好像得了大师饥渴症,到处寻找、拼命发掘,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出各种"大师"来.说句不好听的.只有在极端封闭且缺乏自信的时代,才需要如此"造神".眼看着这把"虚火"越烧越旺.把好些好人也给烤糊了,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大胆断言：大师其实不太重要.     

"典型"的"纯粹"与"负累"——"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

"典型"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它往往依托于"人物"和"形象"而言说自身,与"新的人物"、"(新)英雄人物"及"中间人物"等概念有着紧密联系."典型"内涵的不断改写,既构成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重要现象,也记录着中国当代文学复杂变迁的微妙症候.     

情系"三农" 求索"三农"

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恰是我以务农10年的知青农民身份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开始"三农"理论学习与实践工作的30周年. 我是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60年风风雨雨.1966年高中毕业正赶上文革动乱年代.1968年作为知青在宁波农村插队务农10年,切身体味了"左"的思潮,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模式、城乡分割二元结构带给农民的痛苦与无奈,也让我对农民有了极其浓厚的感情,打上了深深的农民的烙印.作为旧体制中最受折磨的农民群众的一员,我自然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农村市场化改革的由衷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     

敦煌陷蕃、"归化"、"蕃和"和"丙寅年"时间考--有关敦煌陷蕃前后时间的几个问题

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历来有多种说法.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有几个值得讨论的时间,如"敦煌归化"、"蕃和"和"丙寅年".笔者通过对敦煌文献、吐蕃占领初期的敦煌历史和传世典籍的有关记载进行考证,得出一些结论.最后认为,敦煌陷蕃在 781年,"敦煌归化"在 783年,"蕃和"可能在"丙寅年"即 786年,玉关驿户起义在 793年.     

"三农"问题探微

一、"三农"工作的现状 经过50年的努力,特别是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三农"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惟楚有材"考略

通常认为"惟楚有材"语出<左传>,实际并不正确,无论在字意和句子结构上两不相合,若溯典追故,"虽楚有材"只是"惟楚有材"的前身--后人改其义而用之.据考,"惟楚有材"出自清初湖广巡抚林天擎所撰武昌府学重修记中,将近一百年后,书于匾额,并悬挂于武昌贡院牌楼.咸丰三年,贡院毁于太平天国运动,牌楼不能幸免.咸丰八年,官文、胡林翼重修贡院及牌楼,并请曾国藩重写了"惟楚有材".1958年此牌楼因大风而倾覆."惟楚有材"影响深远,嘉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袁名耀以武昌贡院牌楼的"惟楚有材"为上联,求得"于斯为盛"下联,由于岳麓书院的盛名,"惟楚有材"成为海内名句.     

"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的哲学思考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科学论断,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它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时隔8年,2000年2月～5月,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广东、上海、浙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即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笔者认为"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之间充满着辩证联系,本文试进行粗浅的探讨.     

"紧张"之间

今天的"紧张"、苦战,正是为了使明天不紧张.如果今天不"紧张"、不苦战,那么,将来就全出现的"紧张".在今天和明天之间,在两种"紧张"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因果关系.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原是"一穷二白"的.虽说,这种"一穷二白"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以一个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来衡量,还有不小的距离.去年一年,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更坚定了     

"当代学术"如何成"史"

作为学者,我见证了"学术史"从一个简单的"随想"走向拟想中的"学科"这一全过程.我说的"随想",是指我1991年6月写的那篇<学术史研究随想>,更指诸多友人发表在<学人>第一辑上的那组"学术史研究笔谈".从那以后,我和我的同仁一起,积极推动学术史的研究.当初的"随想",十五年后,竟然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课题",甚至有了今天相当夸张的说法,叫"学科建设",这让我感慨良多.     

军校大学生情绪智力发展调查研究

对军校大学生情绪智力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军校大学生的情绪智力总体上呈积极发展趋势,但内部各因素发展不平衡,其中情绪觉知力最低;专业、年级、是否担任骨干和生源因素对军校大学生的情绪智力有显著影响,军校应通过把情绪智力教育与军校的心理教育辅导、军事实践活动的完成、军校专业知识教育与管理和军校人文素质教育及军营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加强情绪智力教育。     

试比较"海德格尔Ⅰ"与"海德格尔Ⅱ"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后,尤其是1930年以后,他的文风和语言表达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思索重点也有了一定变化.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后期的哲学思想(以1930年为界)与前期相比并没有发生剧烈的"转向",准确地说是对前期思想的拓展与升华,"此在"、"存在"、"存在者"始终是海德格尔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问题也始终是海德格尔坚持的哲学的最根本问题.     

"文革"时期唐山工业领先于全国原因初探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损失累计这5000亿元.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中,"抓革命"被放在首位.在1966年和1967年最严重的动乱期间,全国有不少地区停产"闹革命".尽管十年中全国经济总趋势是发展的、上升的,但增长速度缓慢.     

"冷战"、民族主义与"十七年文学"思潮

一 "十七年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全球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冷战"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变得相当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十七年文学"的全球化,就是社会主义化.     

"悔悟诗"与"哼哼韵"

大约在前几年吧,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犯事"之后,在狱中写了四句据说叫诗的东西:"三年光阴似飞梭,断送前程一瞬问.不该当初图名利,党的重托抛一边."对这四句文字,我之所以称它为"东西",是因为它与诗实在是相差万里.严格地说,莫说诗,它就连一般的民间顺口溜的水平也赶不上,充其量不过是几句悔悟后的哀叹而已.如果把"这样的东西"称为诗,简直就是对诗的糟蹋和亵渎.     

略论军校校园文化培育新型军事人才的路径

论文着眼军校校园文化在培育新型军事人才中的功能作用,着重探讨了利用军校校园文化培育新型军事人才的路径:价值导向、习惯养成、思维培养和品质塑造,为军队院校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提供了参考.     

论"老骥伏枥"的"伏枥"

<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老骥伏枥"解>一文认为"伏"通"服",作服食、喂养解,"枥"用的是马槽义.本文与之商榷,结论是"老骥伏枥"的"伏"是"伏卧",不能释作通"服"、释为"服食、喂养";"枥"是"马厩"而不是"马槽".     

"真俗之变":论章太炎"求是"与"致用"关系的演变逻辑、成因及其影响

"求是"与"致用"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价值取向.作为晚清古文经学代表人物的章太炎虽然深受"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影响,但在有些时期对"致用"也多有强调.具体来说,章太炎早年的思想表现出明显的"致用"倾向;1906年开始,从"致用"转入对"求是"的追求;到了 1920年后,又开始强调"致用"的重要性.这种变化有社会现实因...     

蒙古汗国国号"大朝"考

通过对"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及"大朝通宝"钱等文物、文献资料的考证,说明"大朝"是忽必烈于1271年(至正八年)改国号为"大元"以前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贵族政权的国号.这对于文物研究、元史和蒙古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文革"中的周扬批判

1966年11月,在天津休养的周扬被拘押.从批判者一变而为被批判者,他生涯中特殊的9年开始了.其实,在此前的几个月,批判他的浪潮早已波澜壮阔."文革"中的周扬批判,与著名的"文艺黑线"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文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认了"文艺黑线"的存在:"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周扬在这条黑线中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被认为是"总头目"①"祖师爷"②"代表人物中的代表人物"③.周扬是文艺界的大人物、重量级人物.对他的批判,成为"文革"中的一出重头戏."文革"中的周扬批判,也为考查"文革"大批判逻辑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