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事实

法律是由权利和义务所构筑而成的逻辑规范体系 ,然而 ,一切权利和义务 ,进而 ,一切法律规范 ,都可以还原为事实问题。因此 ,法律事实是纯粹法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自表面看 ,似乎纯粹法理学除了研究规则 ,便不涉及任何意义上的事实问题 ,从而它只是一个法律社会学的问题。我们认为 ,其实不然。因为任何法律规则都不过是既成事实的语言 (文字 )表达而已。法律所反映的 ,只是“事物的法的本质”[1] ,规则存在于事实当中 ,而不是相反。因此 ,我们存在的事实决定着我们的法律选择 ,同时 ,我们的法律选择只有作用于我们的存在事实中时 ,才…     

“文史互证”的极限

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视角关系在性质上属不同类型 ,不可互相转换。历史叙事要求在实证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建立史实“真实性”的分辨尺度 ,而文学仅在形象性和直观感性的前提下谈论“本质”的“真实性”标准。两者之间关于“真实”概念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因而在使用范式方面不可通约     

规范法学: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法律”性并不明显的革命法理学难堪重任。而建基于“看不见的手”、“知识就是权力”和“摈弃玄虚,追求实在”的规范法学,因其蕴涵着崇尚自由、追求民主、向往科学的内在精神,可成为建构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宪政法理学将现行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着重分析法律渊源、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权利义务、法律效力、法律体系、法律责任等法律自身问题;主要研究事实认定、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法律技术问题。宪政法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源于中国现实,涵纳当今各种重大法学理论问题,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创新点。     

法律理性的逻辑辩护

法律理性必须是通过法律论证来实现。法律论证的好坏取决于:(1)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度;(2)前提的可接受性;(3)前提与结论的相干性;(4)结论的可接受性。从本质上讲,法律论证是一种似真的或可废止的论证,换句话说,其结论通常都不是根据真前提而是根据可接受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现实主义法学家对法律论证逻辑基础的挑战表明,仅仅依靠传统逻辑(形式逻辑或演绎逻辑),已不能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了。需要在非单调逻辑基础上引入非形式逻辑的"相干性—充足性—可接受性"标准,从非形式逻辑角度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从而也为法律理性的逻辑合理性提供了辩护。     

历史叙事:从史传精神到虚构游戏

对于一个曾经创造过《左传》、《史记》这样卓越历史文本的国度，深厚的编史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文明，无疑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更加关注历史本身。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魏征“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整套记述历史的基本框架与编纂方法，从而体现出独特的史学态度与叙事原则。当然，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无论是记录史实还是讲说演义，主要不是以英雄传奇的叙述方式，而是以道德褒贬的叙述原则构成。在伦理评判的前提下，历史不再是单纯的“事实”或“根据”的信史，而是或多或少。…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法律解释学的转向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学研究的模式转换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论法律推理的三个逻辑支点

法律推理将既定的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涉及文本、逻辑、经验、信仰、知识、道德等因素,是对事实、规范与价值的逻辑分析。法律事实认定、法律规范识别、法律价值论证作为法律推理的三个逻辑支点,探寻解决法律问题的最佳路径,承载着对社会价值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法律适用中的事实认定与规范选择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只有进行价值判断,才能确认由事实判断向规范判断、由规范判断向价值判断转换的逻辑机制,由此打开前提与结论间的逻辑通道。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开展法学研究的成功范例——李达法学思想研究

20世纪20年代以来,李达始终关注法律问题,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他的法学思想堪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开展法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具体而言,李达对妇女、劳动解放与立法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宪法的关注和思考贯穿着立足中国现实思考法律问题的理论旨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律现象,考察了法律制度的历史演变,阐明了法理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他的《法理学大纲》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的理论尝试,它以法理学话语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法理学批判,还阐明了法理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和核心论题.     

法律与金融关系的理论逻辑——基于LAF和LIF两种理路的比较研究

厘清法律与金融关系的理论逻辑是正确认识二者关系的前提。通过比较“法与金融学”(LAF)及“金融的法律理论”(LIF)对法律与金融关系的研究发现：前者声称法律单向度决定金融，后者则认为法律与金融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但二者在法律与金融关系“为什么应该是怎样的”层面存在逻辑缺环，均未形成逻辑自洽的理论逻辑。回归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传统，能够明晰法律决定金融的逻辑机理，重构“法与金融学”的理论逻辑。而只有引入不确定性视角和制度的认知本质，方能打开法律制度变迁的黑箱，深入分析法律与金融双向作用、共同演化的机理，进而为“金融的法律理论”构建坚实的理论基础。研究法律与金融的互动逻辑，对于理解金融制度的选择至关重要，更有助于深化对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及数字金融等金融新业态的认识，推动形成逻辑自洽并具备可行性的金融政策建议。     

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法律近代化、法律文化、宪法与宪政制度、经济法律、司法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较为可观的成果。随着整个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及中国法律史学科的成熟,学术界对已有的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进行了反思。伴随反思,出现了现代化的范式、文化的范式、法律与社会的范式等新的研究范式,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今后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应注意历史、法律及当事人的在场。     

法学之性化语用的意义探究

法学研究中的性化语用非常普遍,特别是在法理学文章中性化修辞堪称特色。然而法学界对法律语用的专题研究很少,性化语用没有与定义思维融贯,含糊使用的现象比较突出。但性化语词的模糊性恰可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工具。对法律的性化修饰及运用,既要看到其积极意义,也要注意其弊端。性化语用一方面会增大对法律本体认识的模糊,另一方面也会提升传播的效率。就提升思维和规范行为来看,对法律的性化语用需要强化定义思维,以便在定性的基础上恰当使用。法治话语体系的塑造,需要确定捍卫法治的性化语词,确定其基本含义和体系要素,探寻要素间的逻辑一致性,找到具体的实施方法。这对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弊端、塑造捍卫法治的法理思维有重要作用。     

为什么禁而不止--体罚与规训的法经济学视角

体罚在实践中禁而不止 ,既有立法和执法原因 ,也源于文化、传统、习惯、道德、社会规范等影响 ,还涉及人类行动的经济逻辑、博弈互动、社会控制机制、国家治理策略等因素。基于问卷调查和体罚的经济分析 ,运用“小叙事大视野”的“问题中心”研究范式 ,检验和发展已有的理论分析框架 :法律表达与实践的不一致 ,私人执法 ,执法折扣 ,合作的博弈分析 ,以及私力救济。     

法官的裁判结论是如何产生的：论涵摄模式下的法律论证规则

涵摄模式下的法律论证要针对特定的案件事实寻找最密切的法律规范，不能用抽象的法律原则代替法律规则，从而向一般条款逃逸。在连接法律规范与客观事实时，要符合形式逻辑和价值判断的要求。形式逻辑要求法官在裁判时尽最大可能陈述大小前提逻辑的展开，寻找涵摄的中间项；价值判断则构建了规范与事实实质上的同一性，确保裁判结论的可靠性。基于司法裁判的特点，法官进行的法律论证需要受到限制，包括论证的具体性和论证克制的要求。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研究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可以为理解、阐释和适用民间法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在本体论层面,它坚持从结构与文化的多元主义,以及地方性与过程性的微观主义进路理解民间法.在知识论层面,它强调在参与观察中发现与产生民间法知识,再借由三种不同的论证模型对发现与产生的民间法知识予以科学性论证.在方法论层面,它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民族志呈现不同的书写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展开“文化-功能”与“历史-过程”阐释.建构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与话语的体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法学研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

在法学研究中，历史分析方法是源远流长的一种研究方法，以探寻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和法律观念的历史流变与演化脉络为己任，既梳理宏观的制度、思想的发展进化，也注重个别制度、观念的发展脉络及内在逻辑，以此增强法学研究的深度、广度。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等学者即为娴熟运用此一方法的杰出代表。在历史分析方法的基本路径上，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相关历史资料，中立地采纳“信史”作为论说的依据；寻找思考历史问题的最佳视角，清晰地展示制度、思想、观念的演变历程；形成可信、科学、合理的研究结论，达成鉴古知今、回应现实的研究目标。在历史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上，则有法律制度史的研究、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和法律观念史的研究等不同客体，意在通过历史上的制度、思想、观念的脉络梳理及理论证成，并且立足于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勾连，揭示当代法律何以如是以及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与法律史学重在描述和归纳有较大的差异。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在结构上表现为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和谐统一、使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契合,弘扬法治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