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生态的情境建设与大学生身份确认

德育的情境建设是当今德育生态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德育情境中,德育个体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及与群体的互动实现自我身份的确立和认同,产生积极的情绪,获得自我同一性,促进个体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和良好发展.当今德育教育中存在着将知识抽离及脱离生活情境、缺乏深度关怀和进行刻板说教的缺憾,它是当代大学生面对理想化德育情境与真实社会情境的强烈反差而产生自我身份确认困难而陷入自我认同危机之中的根本原因.因此,重视德育生态系统中的情境建设,认识到个体身份确认与德育社会情境的双向建构关系,是目前德育生态实现环境优化,使系统内各要素相互协调以促进德育生态平衡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论消费文化视域下个体身份认同的异化

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文化为个体提供了身份认同的有效途径,个体可以通过消费活动建构自身的身份意义,进行身份表达和个性展示。但这种个体身份认同是以商品的符号化和象征化为基础,建立在一种虚构的符号价值系统之上,个体通过"符码意义"的区分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符号消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体身份认同完全受制于商品生产背后的权力网络和话语体系构成的"他者",在知识与权力的运作下,这种权力规训很有可能由外在的"凝视"转变为个体自身的"自我凝视",使之成为一种常态的自我"异化"。     

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公民身份是政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历史悠久的概念,它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我们可以使用公民身份来为自己的政策主张提供辩护。农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延伸至乡村的终端,它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出现了弱化现象,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威胁,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公民身份意识的缺失。本文主要是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浅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与新农村建设的再组织化

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场景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历史形态,并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深入分析社会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其社会动因,有利于理解、归纳乡村权力结构演变的特性.乡村权力结构的现代重塑已成为新时期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不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成为实现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的根本保证.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反思

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生空间研究转向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已经经历了理论开拓、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在城市社会来临的背景下,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具有了新的理论意义。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新马克主义空间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场域",其空间重组与再造是资本积累和空间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空间生产作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充斥着资本的逻辑和权力的力量,这种力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乡空间分异、乡村日常生活秩序解构和"城—乡"社区空间与身份认同的迷失。因此,如何重构渐渐趋式微的"熟人社会",以及如何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应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关照的核心问题。     

国家典礼、民间仪式与社会记忆——全国奉安纪念与孙中山符号的建构

1929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奉安大典,即孙中山灵榇由北平移葬南京紫金山仪式.这是一场由国家与民间共同操演完成、影响波及各地的全国性纪念仪式.期间,国民党全面掌控仪式的组织、宣传与动员,使奉安大典成为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一些地方政府还征用部分民间仪式资源,使民众更易接受与记忆.全国性奉安大典仪式展示了国民党领导的新生国家权力已经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国家意识形态得到有效宣传,孙中山符号得以建构,而国家权力在奉安大典的操演中也实现了神圣化.     

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的城市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手段或工具,是藉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突显国家权力、区分华夏与非华夏的象征符号.城墙主要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城市的形态和空间布局,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本身基本适应礼制的需要,从而也被赋予了某种"文化权力".总之,是权力"制造"了城市,制度"安排"了城市的空间结构.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返乡青年短视频媒介实践考察

近年来，返乡青年拍摄了大量短视频，具有以下社会功能：首先，返乡青年呈现较真实的乡村视觉符号，实现了乡村再出场，并革新叙事内容和叙事视角以完成乡村的积极可见性塑造，通过“地方再造”恢复乡村的在场性；其次，在脱嵌与再嵌入的身份游移过程中，短视频实践成为返乡青年建构新身份、实现新认同的工具，并不断在自我确认的“自适应”和互动反馈的“他适应”中进行身份调适并实现身份重构；同时，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生成“地方”的数字化图景，为身处都市的个体提供了追寻乡土记忆、寄托乡村情怀的共情空间，大众围绕短视频互动形成关于乡村“共同的想象”，并完成乡村公共家园的集体建构。但该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具有新异化的隐性趋势：拟像符号的拼贴易让乡村成为“被展示的景观”，使被祛魅的乡村再次被赋魅；对乡村的怀旧式书写具有幻象性与暴力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理想消解现实。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互动仪式空间下当代青年的情感价值与国家认同建构——基于B站弹幕爱国话语的探讨

新时代赋予当今青年群体特有的爱国表达样态和情感表征。青年群体借助即时性弹幕技术缔造起互动仪式,不仅在虚拟空间下的集体狂欢中衍生了特定意义与信念,更是通过建构情感符号和国族身份来询唤现实世界的国家意识,由此创设出一种新颖独特的认同建构机制。在文化价值多元和集体记忆淡漠的当代社会,深入新媒介语境再现和重构国家象征符号,探索和嵌入创新性话语逻辑,成为巩固国家观念、凝聚价值共识和深化身份认同的有效路径。     

社会科学的双重维度及其向意识形态的嬗变

社会科学具有双重维度,它既是科学的认知符号体系,也是作为权力工具的符号体系,它在反映社会的结构和秩序的同时,也不断强化其研究的主题。西方社会科学产生于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是维护着这一体系的地缘文化。当它从世界体系的中心转移到边缘时,其科学维度的消失使西方社会科学可能转化为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对这一可能性及其危害保持反思和批判。     

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是一套可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它以客观的物质文化符号为载体,以超越日常生活的距离为特征,其客观化的制度性表征是社会身份固化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来源。在传统社会,文化记忆对维护王朝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实现道德教化以及建立意义世界具有重要作用。现代社会改变了文化记忆的形式和载体,并使其具有了大众参与和市场化的特征,文化记忆的价值和功能开始受到挑战。作为古老文明现代转型的国家,中国的文化记忆研究具有极为难得的样本意义。     

城市社区中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分析框架

随迁老人的产生与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随迁老人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的乡村,随子女寄居于"陌生的"城市,其能否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事关个体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基于社会记忆功能与社区融入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根据对南京市三个社区的随迁老人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多次深度访谈,着重分析随迁老人所保留的传统乡村社会记忆对其逐步融入城市社区所存在的诸多障碍。社会记忆的可建构特征为其整合功能、认识功能、规范功能、传承功能以及批判功能的发挥,并推动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社区提供了理论支撑;社区融入的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与身份认同四个维度的划分为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可操作路径。     

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是,这种做法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的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论畲族历史记忆的稳定性特征

畲族历史记忆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特征。历史记忆是弱小民族凝聚认同的根本,是华/夷社会结构的反映与历史情境的需要,其传承的神秘性使它不易受外界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保持稳定。畲族历史记忆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不是对历史记忆理论中有关选择性、可变性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有力补充和说明。     

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是一个以符号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第一,符号取代实物成为消费主体,具有独立的符号价值;第二,符号的生产也是意义的生产,追求符号价值的获得与追求身份地位的认同具有同构性;第三,符号意义引导符号消费,它是一种集体话语,并非个人行为.鲍德里亚针对后现代新情况,即电子媒介所带来的图景真实与符号、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线消失,符号价值上升到主导地位,并引导追求意义、欲望及自我认同的迷狂消费.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不足以解释消费社会的符号现象,批判的触角必须深入到对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身份符号学理寻绎与和谐符号系综建构——从政治哲学的视域解读

在社会共同体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分配都与成员的身份密切相关,个人因身份符号差异而被赋予以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人类社会的显性运作特征就是交织的身份符号系综的变更导致内在"熵增"或"熵减"的现象呈现。由此滋长的身份焦虑、疑惑导致各种矛盾与冲突,有力地冲击着社会和谐与稳定。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视域出发,以权力为基点、正义为视角来解构身份符号,有利于建构和谐的身份符号系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