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到“人”：费孝通社会学思想转向的关键——兼谈费孝通对潘光旦的“人的科学”的继承和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关注有一个重大转向，那就是从“生态”到“心态”的转变。他的研究从早年偏重“文”,到晚年兼顾“文”和“人”,甚至偏向“人”,力图克服“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社会学范式的弊病。他提出的“文化自觉”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对当下的社会学发展有重要意义。费孝通学术研究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潘光旦思想的影响。他早年强调社会文化对人的形塑作用，而对人适应社会和改变社会的能力缺乏自觉的关怀。对此，潘光旦曾在1946年有过委婉提醒。但是，费孝通的正式回应是在1994年。费孝通提出社会学要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究，并在既有的实证方法之外去寻找新的方法。据此，他提出了直觉方法，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及其格局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潘光旦20世纪40年代倡导的人的科学的一个具体化和深入的发展。     

中国学术传统与实践的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

费孝通先生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直接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跛脚问题。他认为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形势下 ,在“世界性的战国时代”,社会学过多地关注了学术或知识“工具性”的发展 ,忽视了对社会学“人文性格”的关注 ,进而缺乏对社会人文精神养成和发展的影响 1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 ,社会学如果缺乏了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缺乏了对个体人格完善的影响 ,不仅与中国学术传统的位育性格不合 ,而且失去了社会学本该存在的理由。到目前为止的社会学之所以在追求工具性的道路上离人文关怀越来越远 ,…     

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考析

“西学中源”说是明清之际中国士人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滥觞于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又经明末清初方以智、王锡阐、王夫之等发挥、引申，至梅文鼎集其大成，最后经康熙御笔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钦定”，从而成为学术界颇具官方权威的流行思潮。与这一过程相联系，“西学中源”说的基本内容也随时间推移由简至密，即由最初“学理相通”的推测，发展到“学脉相承”的辨析，进而深入到“历史事实”与“分支学科”层面进行具体而系统的考证。“西学中源”说对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减轻西学传播的阻力，舒缓汲纳西学的顾虑；引发对中国文化展开初步反省；推动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掘与整理。另一方面，它的流行，限制了国人汲纳西学的视野；不利于进一步吸收、消化西学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利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确立     

对节日民俗复兴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再生产

本文沿袭费孝通先生利用“文化自觉”的概念反思中国现代历程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的研究思路,再借助“社会再生产”的概念,正视传统节日民俗复兴的现实,正面看待节日习俗所代表的民间生活传统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意义和建构有效的认同文化的价值。     

方法与视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兼论政教合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王权主义本质

近２０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将文化作理念化处理的倾向，于是“文化精神”便成为一种脱离具体时空、无法还原为历史存在的“文化寓言”。文化史不等于思想史，真实的文化精神应首先展现在社会制度体系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首先必须从把握中国传统制度体系基本精神入手，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系统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样式，决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体制呈现出惊人的同质性，王权主义也就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圣王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统形符号。     

身体实践与文化隐喻：基于凉山彝族毕摩与苏尼的探究

身体人类学视角为理解凉山彝族毕摩、苏尼的身体实践与文化隐喻提供了新维度。以身体实践为基础，毕摩、苏尼形成了“毕”与“尼”的身体技艺区分。以“毕此”和“尼症”为基础的毕摩、苏尼身体区格与传承制度，是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中家支制度、血缘、根骨观念的映射。从苏尼迷狂的身体表征到以“祭”为核心的毕摩理性化身体规范的确立，是彝族原生性宗教由巫到史、由巫到礼的发展史。毕摩、苏尼身体研究取向，为回应彝学研究的理论关切与拓展中国身体人类学研究范式提供了思路。     

从“泛学科化”到“去学科化”——文艺社会学视角的中国文论30年及应对策略

中国文论30年所经历的从“去政治化”到“泛政治化”过程，也是一个从“泛学科化”到“去学科化”的过程。在1980年代具有整体性的“向内转”所引发的“新学科”运动与“泛学科化”思潮中，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尽管相对滞后但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与进展；而世纪之交的具有“向外突”性质的“文化转向”所导致的“去学科化”取向，却造成了文艺社会学重建工作的中断或“悬置”。作为文艺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交叉，既可以有偏重于文艺一社会之学的“文艺社会学”，也可以有偏重于社会一文艺之学的“社会文艺学”；既可以有文艺学学科定位，也可以有社会学学科定位。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和发展空间。因此，对于当下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来说，建设具有“多维论”性质的文艺社会学现代形态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类思维学”刍议

“类思维学”刍议丛大川十几年来在钱学森同志的倡导下，我国的思维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从传统的狭隘的抽象逻辑思维推进到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的立体综合研究，这是思维学研究的第一次重大拓展；从个体综合思维又推进到集体思维、社会思维的...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现代诗学关注现实。关爱民众的生存状态；中国现代诗学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中国现代诗学还注重诗歌的社会效果，主张诗人培养伟大健全的理想人格。中国现代诗学的上述品格，是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对儒家文化的入世情怀、中庸的文化立场、圆满至善的人生境界等思想的承续。     

试论费孝通的和谐文化观

费孝通的和谐文化观主要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三个层次。只有达到了美美与共，才能实现“天下大同”的和谐文化。这一和谐文化观贯穿了费孝通个人的学术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自觉乃至关于人类的文化自觉。     

《学记》中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

《学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经典文献,文章将《学记》放在整个古典儒家思想的背景中来考察,诠释了其中所反映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具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学＂和＂教＂两大范畴是这一结构的两个核心。＂学＂体现了＂为己之学＂与＂大学之道＂的统一,其目的既是为了知＂道＂,又是为了＂建国君民＂和＂化民成俗＂。＂教＂则包含着礼乐教化的教育制度、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与师严道尊的教育伦理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认为古典儒家关于教育中的道器本末关系,以及关于教育方法和教育伦理的哲学思想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对改革当代中国学术期刊的思考

我国学术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审稿选文缺乏健全的制度保证；办刊主体的行政化：编排规范不当导致以人取文，也导致读者看人读文；因科研评价机制不科学所致的学术腐败使学术期刊深受污染；经费缺乏明确政策规定等。要改变这种状况，实现学术期刊宗旨，必须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1）加强审稿选文的制度建设；（2）实行实职主编制，扩大主编与责编的自主权；（3）改革编排规范：增加编者按（重点论文导读）与作者自述的“课题价值”与“创新点”，取消“作者单位”与“作者简介”；（4）改革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加强学术腐败惩治力度；（5）创办多家学术批评专刊，改革学术期刊评价方式；（6）明确学术期刊性质和经费来源及额度，确保经费足额到位。     

情理相融 史论结合——研读《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

打开《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就像打开了一个学术争鸣的潘多拉魔盒。让你懂得＂快乐读书与知书,要知读书,知评书,知藏书＂;展开对整治学术腐败和学术规范的思考,明白从制度层面反思学术评价机制以及对优化学术环境和培养学术情趣意义;了解＂提出以问题为中心＂对研究的非常重要性,感知＂个案论析＂中名学者的治学精神和学研成果;情理相融,史论结合,是该书的最大特点。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郭沫若的重大影响——谈郭沫若的学术品格与学术风格的转变

郭沫若原来对武训的评价是持论公允的,兼顾了武训其人,把握了历史但又没有全部把握历史的两个侧面。经过文艺上的批判运动,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学术风格发生了两种转变:由原来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代表者向主流文化的代表者转变;由人民本位的陈述立场向官本位的陈述立场转变。这是"左倾"政治对文化、学术的挟持和强制性要求的极不正常的产物。因此,我们探讨《武训传》批判对郭沫若学术品格、学术风格转变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郭沫若,而且有利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论中国古今教育对人们心智培养的异同

在对人的心智培养上,古代和今天有着很大差别.从教育目标看,中国古代教育注重“根本智”的培养,而今天的教育更强调外用的学问,即只注重“差别智”的培养.从教育方式看,中国古代教育要求先打好传统文化的根基,再读文学和小说,今天的教育则一开始就让学生广学多闻.这些差异导致了古今教育在对人心智培养效果上的不同,这也是当今学术大家没有民国时候多的原因之一.     

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的“文化等置意识形态”范式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文化＂向度引来了40年来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其理论中的＂文化＂蕴涵着权力与政治色彩,发挥着建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职能。从其本质来看,葛兰西语境下的文化霸权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文化与意识形态场域加以分析,阐述其把＂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置＂的特定语境及生成酵素,对于在深层学理...     

论马克思现代性视阈的形而上学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现代性是充满歧义性与矛盾性的统一体,它高扬"人"的解放,却以内在的"控制逻辑"制造新的奴役,主体形而上学是其哲学文化表征,即超越性与强制性的统一。形而上学批判是针对现代性一场深入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正是其中的先驱之一,他将主体形而上学视为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以共谋关系的批判与生命至上价值的实践性重塑进入历史主义的纵深处,也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以"生命"为价值原点的现代性文化批判之先河。时至今日,否定生命多向度、多元性的"同一性"、"封闭性"、"控制性"生存与思维还在持续,损害着人类的幸福,重新发掘马克思这一思想资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重含义”问题的终结

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重含义”是人们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只存在“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种意义”，由于这种强加给马克思的理论被不少人认可，导致了一些理论混乱和不必要的争论，应当还马克思理论的本来面目，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探寻马克思经济学的真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际上从三个角度论述了必要劳动和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种意义”的意义表明了社会对于特定商品的使用价值的需要规模及其包含的价值量的实现量．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五十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沫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高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论纲

深入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内涵、研究对象,划清学科边界,明确学科研究内容,对学科研究的重大问题、学科建设的原则和方法、学科研究史以及人才队伍建设与课程设置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无论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还是对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都具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