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籍贯考略

关于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的籍贯,近来学术界流行的说法是敦煌酒泉人,如《东汉凉州“三杰”》一文,谈到张芝祖籍时认为,张芝父张奂为敦煌洒泉人。《甘肃风物志》:“张芝,字伯英,敦煌郡洒泉县人。”新版《辞海》:“张芝,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我们认为以上说法是错误的,现考证如下。第一,汉代敦煌郡不辖酒泉县。     

东汉草书书法理论述略

东汉时期,草书的流行使草书书法理论产生.崔瑗的<草书势>、赵壹的<非草书>是草书书法理论的代表作品,分别对草书产生的原因、草书的特点、草书的形态美等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草书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东汉时期的草书书法理论是书法艺术发展以及书法艺术在汉代步入自觉时代的重要反映,在汉代书法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党锢源起汝南的历史原因探析

汝南之所以在汉末成为党事的主要发源地,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首先,随着两汉以来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汝南成为全国人口分布中心之一,经济繁荣;与此同时,汝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开始兴盛,至汉末已成为全国瞩目的重要学术文化中心;再次,汝南士人大多热衷于政治,并逐渐把持了汝南地方政权及舆论,在地方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最后,由于汝南士人从光武帝起就与皇权形成了紧张关系,因此在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汝南士人旗帜鲜明,不遗余力,从而成为汉末党事的发源地之一,对汉末政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于汉末“清议”褒贬不一问题辨析——兼及汉末士人儒家传统精神的阐释

东汉末年的士人清议活动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历史上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所褒者,主要是清议之士惩恶扬善,舍命不渝,努力维护汉家体制的儒家传统精神。所贬者,主要是士人横议朝政的方式及激进的处事方式造成的负面影响。褒评和贬评都有其合理性,但后人更为看重的是汉末士人清议的积极意义,其精神价值在历代士大夫政治间不断得到继承和延续。     

名士与《离骚》──论两晋士人的屈原解读及其意义

两晋士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显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士文化特征。两晋士人不同于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认识，他们抹去了屈原头上的道德光环，主要推重屈原的才华，反映了汉末以后思潮的新变。魏晋时代对才的颂扬是士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动摇、玄学的盛行、才性论以及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论等风潮的流行，肯定了士的独立价值，突出了士的个体地位，承认个人情感的合理性，这些都从理论上为两晋名士们的狂放行为推波助澜。因此，两晋士人走出了汉人忠君守志的政治道德的限定，表现出对士人之自由精神的历史追寻。两晋时期对屈原作品的模拟亦不同于汉人，即体现新思潮下士人对屈原的新的认识和理解。两晋士人对屈原的阐释解读，揭示了屈原复杂的情感内涵，而且将之汇入标尚个性自由的名士风度，构成了士人传统中相当重要的以个性情感为重的文化性格。     

唐秀领

唐秀领，又名唐领，别属往熙堂，1985年生，广西河池人。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作品曾入展河南省第兰届篆刻展、第九届全国书法篆刻大展、第六届全浙书法篆刻展；纪念虞世南诞辰1450周年全国书法篆刻展。第二届全国草书大展。     

汉字演变视阈中的钟繇书艺考论

汉末魏初,汉字字体演变正发展到关键时刻,钟繇于此时师从曹喜、蔡邕和刘德升三位书法家,系统学习各种字体,并在后来的书写中不断总结经验,创制新体,后世将其所善诸体统称为“钟书三体”,即隶书、楷书和行书,实际还应包括篆书。但是,因为家学家风、社会环境和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钟繇不善草书。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在书写中传承古法,使当时出现的俗体逐渐成为正体,其书写中充满雅的气息,可以称得上是文人书法时代的真正开创者。     

现阶段敦煌书法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意义

敦煌书法源远流长,书写者来自僧侣、清信士等多个阶层.许多卓有成就的书画家受其启发.数量庞大的敦煌写本因其时代连续、书体丰富而具有极大的书法价值.对于中国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研究而言,具有考古意义的敦煌出土书法作品无疑是无比丰富的宝藏.本文阐述了现阶段敦煌书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以及敦煌文献对书法史研究的意义,并以敦煌南朝写本书法为例初步构建了敦煌书法的研究框架.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士人生存智慧与古典诗歌的两次高潮

中国文学 ,最具阳刚精神文化倾向的有三个时期 ,即春秋战国、建安时代及初盛唐 ,造成这种文化与诗歌现象的原因便是士人的普遍精神解放。这种精神解放的背后又是以人才制度的改良与优化为依托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士人的首次觉醒期 ,也是阳刚精神的母体。汉末建安继承了这种人文精神 ,并使之文学化、抒情化。建安文学标志着中国士人生存智慧的再度激活。初盛唐则融合了春秋战国的尚力精神和建安时代的诗歌传统 ,建立了新型的阳刚文化。所不同的是 ,这种文化选择以完全的诗歌革命为形态 ,创立了古典诗歌的最高人文典范。     

从“君为臣纲”到君臣“两立”——汉末君臣关系的新变化

汉末,在政治秩序濒于崩溃的社会现实的刺激下,汉末士人们强调臣之"忠"的条件性,进而明确地提出君臣"两立"的观点,尝试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对君臣关系作了深入的讨论,从而呈现出与东汉早期"君为臣纲"强调臣对君绝对服从完全不同的特点。     

“势”的概念与主体价值——崔瑗《草书势》研究

东汉崔瑗的《草书势》是古代书法理论的开篇.本文对它的内容、结构、观点、文本模式、思想缝隙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对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势”进行了深入辨析.     

论《非草书》的反书法倾向及其潜在美学价值

东汉赵壹所作《非草书》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书法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篇书法理论文章,全文虽不足干言,但作为伦理派书法理论的重要篇章之一,在书法理论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唐张彦远《法书要录》“采掇自古书论凡百篇”,把《非草书》列为首篇;近人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在“著者时代及著书年份表”中,把赵壹排在首位,并在《论述·专论》部分,将《非草书》推为第一。     

“感性—悟性—理性”体验式书法课程资源的实践研究

恩格斯把人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即感性、悟性和理性,也可以说是人的三类思维方式。本文从基于心意文化是"感受的——认知的——意愿的"视域,把"心意文化"的基本理念与人的认识三个阶段相结合,从书法理论与书法实践的结合上,开发和利用体验式书法课程资源,探讨了"感性——悟性——理性"体验式书法课程资源的实践研究,将书法审美活动过程中的切身感受、体会和感性的认知这一书法的隐性课程资源,开发成学生的潜能、素质和悟性,充分利用"三性"书法的显性、隐性课程资源,并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渗透在工作、学习、生活中,把学生独立的人格完整地融入对中国传统文字内涵的把握,在提高学生书法技巧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对中晚明书法变革思想原因的重新阐释

本文对以往书法史某些流行的重要观点提出质疑,试图通过对"浪漫主义"西方文化内涵的分疏以及明代史和明代哲学的考察,对中晚明书法变革的内在思想原因重新进行阐释:在准确把握心学的基础上透视它对中晚明士人人格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道德人格气象对书法审美风尚的改变,对传统二王帖学模式的强烈冲击和改造.由此,为当下的书法研究和创作提供一种历史的人文的启示.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标准草书”与汉字书写的现代化问题

民国元老于右任创立的"标准草书",现已成为一个书法流派。由于其整个符号体系难识难记,无法成为于氏所希望的整个汉字的手写体。汉字书写的现代化改革道路,应遵循汉字发展"形体简化"的基本规律,摆脱传统书法的羁绊,提倡采用与正楷字形体基本一致,满足社会各界书写快捷、易于辨认要求的连笔字。     

唐代敦煌书法人物辑考

本文拟用敦煌文献,对唐代的部分书法人物作一定的考察,初步展现敦煌书法人物及其他们的书法形式,从而印证敦煌书法是中国书法的发源地之一.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历史境遇而变化。政治上,汉末选才失实使儒家贤德观念遭到了曹操求才三令的公然僭越。思想上,才性关系的讨论唤醒了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笼罩在士人心头的传统儒家思想开始松动,玄学思潮乘势而起。社会风气层面,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的篡位,使得儒家思想规范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两汉时期对内在贤德的表彰被两晋时期的外在审美所取代。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鉴中表现为由重道德品行向重艺术才华的转向。     

何有福书法作品欣赏

何有福，男，汉族，现年54岁，青海省西宁市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全国优秀教师，国家二级美术师，青海省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青海省诗词学会副会长，西宁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其作品连续入选第四、五届书法国展；第一、二届“中外草书大展”；中日第一、二届书法大展及诸多重大邀请展。     

山阴道上 临池呓语——试论王羲之书法临习技巧

东晋王羲之在我国书法史上被尊奉为"书圣",历来一直为书法家竞相学习。笔者结合多年之书法学习经验,简要阐述王羲之楷书、行书、草书之于书法创作之重要意义,并由此简论当代书坛书法学习观念之种种倾向,以期对当代书法创作作一些深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