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佚文《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介绍

最近,我们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有关同志的协助下,发现了郭沫若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写于广州后来从未收集的一篇佚文《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文章刊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广东大学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出版的专刊《劳动号》上,署名“沫若”。《劳动号》由广东大学出版部印行,十     

为刘少奇同志一篇文艺论文辩诬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我国文艺界著名的“两个口号”(即“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中,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同志曾以莫文华的名字发表了一篇文艺短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对这场文艺论战给予了总结性的论述,它对增强文艺界的团结,推动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应该说,这篇文艺论文,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却成为林彪、“四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郭沫若《女神》集外佚诗刍议

作为新诗开拓者的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早已确定了的。其《女神》,反映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更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近年来发现的郭沫若《女神》集外佚诗,为研究郭沫若的文学活动及贡献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但应实事求是的对待这些佚诗。 就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邓牛顿辑《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中的诗来看,我以为都是作者编集时筛选下来的“次品”,大抵属这样几种类 作为新诗开拓者的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早已确定了的。其《女神》,反映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更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近年来发现的郭沫若《女神》集外佚诗,为研究郭沫若的文学活动及贡献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但应实事求是的对待这些佚诗。 就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邓牛顿辑《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中的诗来看,我以为都是作者编集时筛选下来的“次品”,大抵属这样几种类     

重评两个口号之争

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这场争论历来评价不一,因为论争的一方,还是一个主将,却一直保持沉默,这样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提出的详细经过,始终令人难以捉摸。大家只好依据鲁迅的说法,认为这个口号是他提的,是他与茅盾议定之后,请胡风做了一篇文章。这样问题就复杂了,给评价这     

不断被衍化的"国防文学"

国防文学这个概念产生于两个口号论争之前,它起初来自苏联文学领域。后来因为政治领域里国共两党的国防政府主张以及整个大社会背景中人们的国防情绪,国防文学重提之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势口号。国防政府路线由王明等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开始清算王明路线。而在文学领域中,由于当时延安文人多为当年的国防文学派,毛泽东并未对国防文学给予定性。建国后,国防文学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被拿出来说事,使原本一个简单的概念衍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关键词。而国防文学的反对者胡风因后来的反革命罪行使得之前的两个口号论争变得更加复杂。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赛金花》的评价问题及与“两个口号”论争的纠葛

《赛金花》的主题统一:以一个风尘女子的所作所为表现“国境以内的国防”;主人公为了百姓的生命安全而委身于八国联军统帅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尴尬处境和因意识形态变化而得到的不公正评价,并不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实际.     

汉晋赋管窥

论文就汉、晋时代几篇赋佚文的辑录、认定、归并和篇名问题等进行了严密的考证论述。考定此前所谓东方朔《旱颂》为贾谊《旱云赋》中的文字 ,崔《武赋》佚文实即崔《武都赋》中佚文 ,该赋写了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的活动中心 ;论证了蔡邕所谓《协和婚赋》《协初赋》实为一篇 ,篇名应用《协初赋》 ;傅玄《团扇赋》《圆扇赋》《纨扇赋》本为一篇等。纠正了以往学界认识上的错误。此外 ,或对原文进行恢复 ,或增补佚文 ,或揭示其艺术上之特色 ,俱有助于对这一时期赋创作及有关作家之认识。     

民族化与壮族文学的发展

文学的民族化问题,我国从30年代起,探讨、论争此起彼伏,一直不断。近年来,又成了热门的话题。这正是民族化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所使然。本文把民族化问题与壮族文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谈,算是借题发挥吧! 一“民族化”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是由于出现了两篇篇幅虽不长但立论针锋相对的文章:一篇是(《民族化:一个防御性的口号》(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作者陈越),另一篇是     

评《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30年代文学创作不仅在当时盛况空前,其后,它们依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然而,从总体上审视30年代文学,却有一股明显的弥漫于创作和批评中的偏离文学审美特性的倾向,在创作实践乃至批评理路上出现了不少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创作主张和文学作品;同时,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错综复杂,左翼文艺内部也纷争不断.     

孔教“世界主义”与“国教”——康有为1899年在加拿大佚文的新发现及其考析

笔者在近来的研究中发现康有为1899年两次访问加拿大期间所遗两篇佚文及另外一篇疑似由他代笔的保皇会文献,不仅可以弥补目前有关研究中文献资料的重要空白,而且可以帮助回答康氏与孔教之间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并启发对其孔教"世界主义"思想及其"国教"运动进行探讨的新见解。通过对于康氏佚文的考证和分析并结合有关文献进行研究,可知他所追求的孔教"世界主义"并不限于以往学者所关注的大同乌托邦理想,也包括他在早年就已提倡、并在加拿大首先付诸实践的为孔教而"传教"海外的行动策略。基于以孔教为中心的世界主义,康氏在戊戌变法前后曾提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的口号。但在1899年两次访问加拿大期间,他却因争取华人基督教徒对于改良运动的支持等实际政治考虑,提出在未来建立"无教界"的孔教世界理想,并在保皇会章程等文献中刻意避免使用针对基督教的"保教"口号。同时,他在加拿大所留的一篇佚文首先提出了尊孔教为"国教"以及影响这一宗教思想和运动后来发展的一系列主张。     

《鲁迅学刊》“鲁迅诞辰百年纪念特刊”出版

东北鲁迅学会主办《鲁迅学刊》1981年第二期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特刊”,已于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前夕的九月一日出版,篇幅比第一期增加一倍。这一期里刊登了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期以“独应”笔名发表的佚文四篇,同时发表了发现这四篇佚文的彭定安、马蹄疾的对这四篇佚文的长篇考证文章。本期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全国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唐弢同志给本刊编者的信和黄源、李何林同志为本刊写的特约稿《在鲁迅身边》和《从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关键在于探索其联系性与互通性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是进入21世纪治史者的新探索和新实验,由于现代中国文学是个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学科,它所涵括的文学对象千姿百态,欲将其纳入新结构书写成逻辑严谨的通史文本,关键在于探察不同文学形态或系统的联系性和互通性.现代中国的形态各异或系统多元的文学之间的联系性与互通性,应该从“人的文学”与“创作总根于爱”两大视角切入而进行深度探寻与察找.     

“回到民间”与“言文一致”：从歌谣运动到“民族形式论争”

“回到民间”是五四前后新文学倡导者喊出的口号,这一口号与晚近以来的白话文学运动寻求“言文一致”的语言、文学变革主张同声相应。就此而言,歌谣运动在北大的发生,虽是缘起于刘半农、沈尹默的一次“偶然”的雪后闲聊,但从参与其中的新文学家此前对民间文学的关注程度以及此后大约20年间歌谣运动持续发酵的状况来看,这种“偶然”实则暗合着文学革命的“必然”。而由歌谣运动引发的全国方言调查和自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一直潜滋暗长的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形式论争”,则进一步强化了一种“眼光向下”的民间立场。从歌谣运动到“民族形式论争”,其间一以贯之的对民间文学和民族语言形式等的重视,正是新文学要求“回到民间”和寻求“言文一致”的表征。     

郭沫若与德国文学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翻译家。他在“五四”前就迷恋上了外国文学并进行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实践。“五四”以后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又以翻译德国文学为重点 ,且特别钟情于歌德 ,有着明确的目的     

《“则皆然”》应是鲁迅佚文

《“则皆然”》这篇杂文以“尊古”署名发表于1921年11月3日的《晨报副刊》上,后来收入唐弢同志编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但1956—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中却未收入此文;近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征求意见本)中也未将此文收入。我认为《“则皆然”》应是鲁迅佚文,应当收入新版的《鲁迅全集》中去。这篇佚文为:     

“相对论”视角下的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对时空的感受方式是“相对”的,他可以并行不悖地同时存在于时间的两个极端。郭沫若研究中的最大困难不在于其思想内容的深邃,而在于其思维方式的复杂。这种“相对”也促成了郭沫若早期的浪漫诗作和后来史学研究的融合。同时,郭沫若在考古等史学研究中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也是与他“相对性”的“对称”思维分不开的。“相对论”的视角提供给我们一种研究郭沫若的新思路,只有还原郭沫若思维方式中的“相对”的时空关系,我们才能全面把握真正的郭沫若。     

马华文学界的鲁迅观

“马华文学”是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中文文学。在新、马两地,有三分之一的公民为华人,他们生活的那片国土亦有着我国三、四十年代那样苦难的斗争历程,所以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极为深厚的血缘关系。新文化巨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一座巍峨耸立的丰碑,一直为马华文学界所瞩目所景仰。对鲁迅的崇敬与纪念,对鲁迅精神的礼赞与学习,从20年代张天白论鲁迅到90年代江天的《鲁迅赞》,几十年来一脉相传。 1 鲁迅的文学活动早在20年代就已受到马华文学界的重视。二、三十年代的许多马华文学界人士经常阅读上海出版的刊物、报章,对于活跃于当时文坛的鲁迅是极为关注的。鲁迅的作品和文艺思想对当时的马华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30年代中期“两个口号”论争中,马华文学界也曾就“两个口号”问题进行过辩论。马达、曾艾狄等许多进步的马华文学界人士倾向于鲁迅一边。马达撰文《对〈马来亚文艺界漫画〉的意见》声援鲁迅。在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影响下,根据马来亚社会的具体情况,马华文学界提出了一个与此很接近的口号——“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关于这一口号提出的重要意义,新加坡著名文学史家方修先生指出:这个口号的提出是“马华文学思潮的一个发展”,“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