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一直是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论战者中一方所打的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旗号,而另一方竖起的是陕北中共中央的旗帜;然而这两个形同水火的口号,其理论依据均出自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所撰写的文件。本来鲁迅只是一个局外之人,但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品质的左翼作家,参与此次论战之后即对当时上海左翼文化领导者奴隶总管式的作风进行了尖锐批判,表示了对于专制主义无比憎恶的态度。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1936年: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中的转捩点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中,1936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但在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1936年发生了一系列看似不重要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如"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的去世,"新启蒙"运动的展开,而这些事件,都曾对中国后来的文学和文化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十年前的一次论争——读郭沫若佚文《和大众握手》札记

50年前郭沫若的一篇重要佚文《和大众握手——谈目前的文学论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口号”的论争提供了最新的材料。佚文反映了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郭沫若与鲁迅、茅盾的一次新的论争和发展态势,因此特别具有文学运动研究的价值而受到现代文学家的重视。 一 这篇文是四川省图书馆的朱美兰同志发现的。文章写于1936年,发表于1937年2月出刊     

最终的无聊和最后的坚守——鲁迅临终前心态之剖析

1936年鲁迅临终之前,卷入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在这场最后的纠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剖析鲁迅临终前的心态。他不仅反对周扬等人借组织力量推行"国防文学"口号的专制作风,也和倡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胡风等人在思想上有明显差异。鲁迅洞悉了口号之争的无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又拼尽生命的余力来抗争,来坚守自我的主体性。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不自觉的分歧、错位与湮没——“新世纪文学”命名之争分析

关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论争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有关＂新世纪文学＂命名的论争中,＂新世纪文学＂建构者阵营中存在着较大的学术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提倡的原因、概念的界定以及文学特征的概括。学术界对＂新世纪文学＂命名进行批判的时候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错位＂现象,基本上没有意识到＂新世纪文学＂建构者阵营中的分歧。     

"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与"夺取江西全省"口号辨析

本文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口号和“夺取江西全省”口号,从对时局估量、道路选择和历史验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与辨析,认为“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口号已有历史定论,无疑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而毛泽东等提出与实行的“夺取江西全省”口号,是以对时局的实事求是估量与判断为依据的,是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又被历史实践验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口号,与“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口号有本质的区别。     

明代诗学"体制为先"观念之内涵及其流变

“体制为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学观念之一,历代均有广泛影响,而明代尤为重要,成为连接各种论争的一个焦点。其内涵大体包括四个方面:先体制后工拙,辨体不辨意,先守正后出奇,先体制后性情。本文认为,对“体制为先”观念与创作背景的考察,是理解明代诗学理论论争的关键所在。     

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胡允恭的浮沉

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1931年10月,上海临时中央任命胡允恭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紧接着于1932年3月撤销了他的职务,胡允恭由此脱党。后来有资料说,胡允恭是受王明"左"倾路线排挤脱党的。事实是胡允恭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是执行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他之所以被免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没有弄清楚中央对以他为书记的山东省委的批评的根本原因的情况下,即以李立三的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观点批评帝国主义"一致"的观点,而这恰是王明批评立三路线的一个重要话题;同时,胡允恭还以"左"的带宗派主义倾向的做法在山东对一些同志发动了批评斗争,从而对后来的武平省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明"左"倾路线对山东省革命斗争造成的危害及其教训

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山东省委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北方会议"前后由武平任省委书记的一届省委,由于大力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最大.武平省委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还因为承接了前届省委的某些历史遗留,而导致了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酿成了对诸如博兴暴动等重要事件和人物的极端错误的评价和处理,并进而导致了后来的严重恶果.这是一个应当认真汲取的历史教训.     

“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

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之争,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有关理论并无直接关联,这是一场由文协在抗战初期组织和倡导的通俗文艺运动引发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和新文学同人.论争起源于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问题引发的分歧,向林冰挪用延安的意识形态话语,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旧瓶装新酒"和"民族形式"直接等同起来,导致了论争的复杂化,也造成了研究者长期的误解.今天看来,这场影响深远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而在论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显然比论争本身更值得反思.     

《赛金花》的评价问题及与“两个口号”论争的纠葛

《赛金花》的主题统一:以一个风尘女子的所作所为表现“国境以内的国防”;主人公为了百姓的生命安全而委身于八国联军统帅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尴尬处境和因意识形态变化而得到的不公正评价,并不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实际.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天津

“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 ,逃亡海外的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变革口号 ,这两个“革命”作为维新派在 19、2 0世纪之交发动的整体性文学变革的组成部分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最初的孕育、发生 ,是与天津分不开的。一　　“诗界革命”的口号 ,最先出现在 1899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一文中。他提出诗界革命的原则是“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 ,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在此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又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代诗界三杰” ,作为诗界革命的样板。可见实际上早在口号提出之前 ,以革新诗的意境、语…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中国古典审美接受中的"隔"

“隔”是中国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通常是指文艺创作中写情状物不真切、不明晰。而在审美接受中也同样存在着“隔”,这种“隔”通常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停留于字面,对文艺作品进行了一种历史的、日常的、实证的解释;另一种是不满足对作品的文学、美学诠释,而执意追求文学的深度诠释,从而造成“过度诠释”。中国古典审美接受中的“隔”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得到了中国古典美学从理论和批评方法上的支持。但是,中国古典审美接受中的“隔”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抗。     

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

鲁迅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虽然已于1936年离开了人世,但其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仍然在延安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精神核心的作用。正是在延安时代,鲁迅的新文化"旗手"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开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随着鲁迅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弘扬,在延安曾一度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为圭臬的文艺思潮。但这股以"鲁迅"为标志的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却遭到了同样尊奉"鲁迅"的权威话语的强力阻遏。这一冲突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坚守鲁迅启蒙主义精神的萧军和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胡乔木关于鲁迅道路的"发展"或"转变"问题的激烈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借重了"鲁迅"这一资源,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这不但启动并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五四"启蒙文学向延安"工农兵文艺"的重大转型,也由此形成了一套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文学阐释话语系统。     

延安整风是如何发动起来的

针对延安干部教育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是非问题;中共中央作出增加党性决定和毛泽东亲自编纂《六大以来》一书,为整风运动的发动做了重要准备;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整风运动启动的标志性事件;王明企图利用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做文章,结果却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