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物”与“感悟”——论莫言创作中的感觉与悟性

感觉抒写是研究者对莫言文学表现艺术的重要关注点之一,但这种关注基本上聚焦于莫言作品中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的表现及通感艺术的运用。其实,在莫言的文学表现中,更主要的是基于感官又超越感官的心灵、精神或灵魂触动,是对人、事、物的整体感觉与核心体悟。莫言让笔下所有的故事都进入自己的感觉场,故事中的人物成为感觉中的自己,主人公的处境就是他感觉中的世界,他以丛生的感觉与丛生的思维写出了"普通人的传奇和传奇中的普通人"。丰富的感觉组成了莫言小说的氛围、细节、场面,构成了作品"密集的事件"与"密集的人物",而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感悟则构成了作品"密集的思想"。     

论“缺席”现象

缺席是现象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明确了缺席的概念,澄清了一些事物缺席的状况。我们意向存在的事物,我们在脑海中进行了想象,然后我们再意向这个想象的事物。对主体的感官缺席的事物有可能对主体的理智在场,对主体的理智缺席的事物有可能对主体的感官在场。     

中国文化中的“和”

中国历史上“和”的概念经历了由实转虚的演变过程，它逐渐从具体器物与感官经验抽象而为价值理念和精神诉求，用来表达协调、和谐、平和等思想观念。     

“人的感官是否足够认识世界”刍议

对于认识客观世界来说,人的感官是否足够?这是过去的哲学家曾红争论过的问题。费尔巴哈在其名著《宗教本质讲演录》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也没有理由可以设想,倘若人有更多的感官,人就会认识自然界的更多的属性或事物”,“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合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新1版,第630页)。对于费尔巴哈的这一主张,目前我国哲学界通常给予赞赏的评述。而在我们看来,人的感官是否足够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本     

论庄子的“美”与“乐”

庄子的美:庄子不说什么是美,却在相对性关系中描述了美。庄子承认了美具有共同性,却强调了审美的差异性,尽管这是人所共美的事实,且差异性远远大于共同性。庄子至少是认同残缺之美的,在庄子的笔下,几乎见不到群体艺术美的形象,反倒多为独绝式的美的形象。超越是一个过程,超越与宗教的情怀有关,因为宗教不仅给出了超越的向度,也给出了超越的力量。所以,超越必须对于苦难、生死的问题有一个出转。庄子的乐:天地之美是其固有的美,而人能够观得其美,必定引起心理上某种反应,那就是愉悦情感的发生。庄子的"乐",自然不仅是感官上的乐,主要是心之乐,也即精神上的快乐、愉悦与自由,但是,这样的乐不可能排除同时间感官上的反应,也就是说,是身心一体的乐,一个"游"字道出了庄子的隐秘。得道也就是得了"天地大美",从而无论是通达、还是穷困,都会乐,之所以乐,却不在通达与穷困上,而是在这之外的东西,通达与穷困不过是得道者借此以实现自乐的方便而已。     

“观”之神秘性探源

“观”,作为中国文化的元关键词,具有很强的构词功能,形成“观象”、“观风”、“观化”、“观志”、“观心”、“观文”、“观乐”等一系列文论关键词.在汉语批评的现代文化语境下,“观”被简单地等同于“看”,其与生俱来的神秘性和超感性长期被忽略或遮蔽.通过字形、器物和字义的溯源,可以梳理出一条明晰的线索:从甲骨文中的猫头鹰形象,到器物上的鸱鸮造型,再到字义演变过程中超越感官的“非常之视”,“观”的神秘性一以贯之.唯有对“观”求根、解密并在此基础上还原其神秘性与超感官性,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与重新诠释诸多以“观”为词根的中国文论关键词.     

论作为概念的“美”

认识是全体对客体的把握,概念则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概念形成后,客体(认识对象)以概念内涵的形式保留在概念之中。每个概念都有与它所对应的认识客体,或说都可以在认识主体之外找到概念内涵的参照物。它们可能是客观实体,可能是对象的某些客观属性,也可能是人与外界的关系。人的意识同样也可以成为认识客体。这样,根据作为认识对象的概念参照物的性质,可以把概念分为不同类别。 第一类概念(简称概念①,下同)在现实中可以找到对应的实体,或者实体的某些感性性状。这些参照物的特点是可以由感官把握,包括感官借助各类工具来把握。     

墨家论“辟、侔、援、推”

墨家虽然很重视“亲知”和“闻知”——特别是“亲知”,以为最可靠,而且是一般知识的基础,但决没有把它们看作知识的唯一途径。他们知道有些知识是“不以五路”(即不靠感官)的,如对时间(“久”)的知识便是。知识也决不能停止于“见”和“闻”,却必有赖于“心之察”,才能“循所闻而得其意”。更概括地说,知识不但要靠感官(材),知的要求(虑)和与客观事物的接触(接),而且还要将感官所得借理智加以分析论列,以了解其意义。反之,不借理智,是无法获得知识的。事实上,人们也有许多知识是靠记忆和推     

VR人类学影像：“在场”的实现与叙事的新变

影视人类学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表征危机后发生了“感官转向”,但这一转向在实践操作层面上仍有诸多难题,VR技术与影视人类学相结合产生的VR人类学影像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解决方法,但学界对此尚疏于梳理总结和研究。以VR人类学影像典型案例为例,探析运用VR技术营造感官人类学追求的“具身认知”的效能和方法,以及基于交互机能、共享原则的叙事新模式,对影视人类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操作具有重要意义。     

克服自身“异化” 构建身心和谐

社会由每个个体组成,每个个体都是身体与心灵的统一体。如果割裂身心的统一,将人生的全部意义倾注于对物质的追求、对感官欲望的满足,就会导致人自身的异化。只有继承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优秀思想,借鉴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优秀精华,并以马克思主义理想为旨归,才能克服这种异化,实现身心和谐,才能构建和谐、文明的现代社会。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恋母情结"与哈姆雷特

"恋母情结"(又称"俄狄普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对20世纪的艺术理论、艺术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佛氏著名弟子欧·琼斯运用"恋母情结"理论对哈姆雷特形象给予解释.本文对佛氏"恋母情结"理论作了阐述,介绍了琼斯的主要观点,并对"恋母情结"理论和琼斯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