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研究:两个既有主题与未来发展方向

既有信访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行为与制度两个主题.行为主题下的信访研究关注的是上访民众的上访行为过程或上访民众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互动过程,重在揭示民众上访行为逻辑或与信访有关的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制度主题下的信访研究则旨在通过对信访制度及其设计的规范分析,提供解决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的改革设想.基于对这两个主题下既有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本文提出,信访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方向是以与信访制度实施有关的国家机构的运作过程为切入点,对信访制度实施过程做经验的分析.     

体系构建与效能优化: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制度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规范化、规则化、程序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前提。从制度建设的历史发展和演进逻辑出发,梳理制度现代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作用。研究表明,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来,我国制度建设经历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创造、从模仿学习到自主创新、从基层自发到社会自觉、从粗略单一到全面系统的四大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构建起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对于当代中国更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确立国家治理结构、提供治理实践支撑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为了更好优化制度效能,还应重视制度体系的恰适性、提高制度实践的可行性、保证制度调整的灵活性。     

时空变迁与复合结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目前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为主线,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角色的类型学建构,即历时性、空间性和共时性三个维度的角色结构。当前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中国角色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自身国家发展成长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国内—国际两个空间里协同推进的,正是这种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当前中国角色的共时性角色结构。这个复合性角色结构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建设者角色。通过这个角色结构类型学,有望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提供一个可能的坐标。     

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

大国治理问题是中国长期延续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如何寻求有效的资源积累结构,确保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以达成有效的国家治理,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与关键。大国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深深受制于其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使命。因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就是通过以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建设与大国治理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国家治理。     

多维互动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行为研究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既有研究主要探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而对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的秩序与活力的关注还不够。基于案例实践研究发现，与单向度治理、双向互动相比，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善治导向，积极统合资源维度、治理维度和改革维度，呈现出新的治理范式。它以集成式治理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以协同化治理有效破除基层社会的条块梗阻，以参与式治理充分激发主体活力和动力，从而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简约高效治理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变化社会中的治理资源链接、治理结构优化和主体力量调配，突出以线上线下交互联动，折射出新的治理场域中相关要素的多样化组合与积极互动行为，进而为如何以治理创新推动基层善治提供借鉴。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系统逻辑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从经济维度系统研究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政策逻辑。在历史逻辑方面，逻辑起点是推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逻辑脉络是经济现代化下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以整体发展观和人本逻辑遵循重构现代化的新格局。在理论逻辑方面，逻辑框架涵盖“客观必然性—目标导向—发展型式”三个基础维度，即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以工业化为主线的四化协同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与政府治理的制度均衡。在实践逻辑方面，要以整体发展观开拓发展思想的新境界、以社会主义现代性替代现代化传统型，同时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生产力质量提升机制、经济结构升级赋能新发展格局机制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有效提升机制。在价值逻辑方面，要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判断，同时推动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的共同现代化。在制度逻辑方面，推...     

当代社会情感治理的逻辑演绎与实践反思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情感不仅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石，而且是社会治理重要的资源，构成了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维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情感治理的核心在于回归“人”的价值及其主体性，适应公众对于情感的期待，通过对人的情感表达和情感诉求的主动回应，柔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弥合治理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鸿沟，对以往技术治理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与反思。当代社会情感治理从目标、领域、手段和结构等方面勾勒出总体形态和技术表征，促成了治理实践中行动策略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情感治理在实践中遭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与工具理性和现代制度形成优势互补，从而避免单向度治理的行动偏颇。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研究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调适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结构与功能,并由此展开了从总体性意识形态到包容性意识形态的转型过程。围绕这些议题,本文在对当前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呼吁学者们对一些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给予更多的重视。其中,在研究范式上应该重视话语分析方法,因为在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中可以更为清晰地观察和处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机制和过程。     

社会不平等中的“组织”因素:当代中国组织分层研究的特征与挑战

劳动力市场上的组织会通过雇佣实践来影响资源分配,并造成不同人群生活机遇的分化。在当代中国,组织是形塑社会分层格局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将从组织间分层和组织内分层两个维度对改革开放至今的经验研究进行综述,呈现主要发现与制度逻辑。作者指出,当代中国组织分层研究因较少借鉴组织分析与组织理论而存在三方面不足,即对组织内外不同利益群体互动机制的探索不足、对超越再分配—市场二元机制的理论突破不足、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关注不足。只有更深入地研究和整合对组织本身的分析,才能使组织分层研究不再仅仅是转型国家社会分层研究的一条支脉,而能在更普适的意义上作出理论贡献。     

社会救助制度的社会建构主义维度分析

分析社会救助制度的变迁必须关注社会救助制度的建构主义性质。从社会建构主义维度看，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的一个层面，反映并遵循着一定的社会逻辑。围绕这个逻辑，各种权力和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和强化自身在社会救助制度的有利位置，并通过合法化的过程，使其对社会救助制度的各种界定和解释得到广泛认可，这个过程通过微观的身体化技术使人们默认甚至参与共谋这个社会逻辑。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权力、知识、伦理道德是很重要的三个因素。社会救助制度变迁不仅仅是客观属性的变革过程，还需要一个去魅和建魅的过程。现有的社会救助制度变迁研究必须关注如何去魅和如何建魅，其核心应该是回归主体自身。     

新型城镇化的政治过程: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与中国实践

强调国家政治过程中新型城镇化的多重制度变迁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旨在解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现象,使其能够运用于中国政治改革或政治过程的经验性描述和理论探讨。在中国,基于政治过程框架下的新型城镇化常常涉及多重制度变迁逻辑和变迁过程,包括国家对资源的控制逻辑、市场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体现了多重制度变迁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中国城镇化过程作为国家政治过程的重要内容,以制度变迁中的多重逻辑、过程、机制及其相互作用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提出建立指导中国新型城镇化制度改革经验性分析的中层理论的构想,探讨各种制度逻辑的实践过程和实践形式,思考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新型城镇化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国家、地方政府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利益如何表达和最大化等,以及制度实践的形式、过程及其策略空间等,具有重要意义。     

论纠纷解决视野下信访制度的现代转型

信访制度由民主参与方式向多元功能的演进,是适应社会转型的正当功能扩容,但是信访制度的实践却使其处于去留两难的尴尬境地.民众高涨的上访热情以及执政者对信访的强烈渲染使信访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信访不再是化解民怨的地方,反倒是民怨产生和国家权威削弱之处.在此情境下,信访制度变革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亦由此产生了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建构措施.笔者认为,单纯政治话语中的信访强化会消解国家权威,而信访回归民意上通下达之本意则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将信访制度纳入纠纷解决系统进行制度设计应是当前信访困境化解可选择之进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软实力提升的三重维度--基于美丽中国建设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勾画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彰显了党以生态文明为导向,致力于改善生态民生,积极打造绿色中国、生态中国的执政理念。在美丽中国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党从三重维度提升自身软实力：从理念维度看,树立和谐生态价值观,增强党的政治价值观的感召力;从制度维度看,构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制度保障体系,增强党执政合法性的说服力;从行为维度看,构建包容与沟通的生态环境社会治理模式,增强党的社会动员力。     

信访还是信法：新时代基层信访法治化的困境呈现、情境逻辑和路径构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信访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并将其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凸显了信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基层信访法治化建设是信访沿革的必然趋势，“信访不信法”“以访压法”“弃法转访”是基层信访突出存在的三个法治化困境。情境互动论是探究其深层次困境逻辑的理论支撑，也是对信访场域互动和博弈形式的反映，身份情境、形象情境、叙事情境是三个主要解构维度。基层信访法治化建设应聚焦在以协同治理强化身份认同、以群众路线推动形象叠加、以“五治融合”丰富叙事空间这三个方面。     

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化转向

情感治理不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维度,更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方式和手段的结合。从情感治理的视角考察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情感治理并不只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治理维度,而是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独特的实践内容。中国特色情感治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与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国家治理进程相互交织,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三阶段演进同步发展,从对情感进行管控,走向依情感的治理,最后回归治理的情感需求本身。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传统的情感治理表现出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受众、评价与效果等诸多困境,社会工作因其可以提供更加个体化、精细化和多样化的专业服务,全方位满足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愿望过程中的情感需求,进而适应情感治理现代化转向,最终实现现代情感治理的社会功能和综合效果。这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找到新的功能与定位。     

“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逻辑及实现路径

“三社联动”面临“四个不够”问题，“五社联动”应运而生。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这种转换不仅是一个数量的变化，而且也是治理逻辑的深刻变革。其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资源四个方面都有所变化，由此形塑的社区治理模式也有所深化。深层次看，“三社联动”秉持二分逻辑，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产物，目的是促进政社互动。“五社联动”秉持三分逻辑，是“国家-社会-个体”关系的产物，注重激发居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能够更好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解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为实现两者的有效转换，需着力解决好“联什么、怎么联、如何动”的问题，关键是要利用治理技术完善联动结构、健全联动机制，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政党—国家—人民”:理解党的全面领导的一个分析框架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需要把握三对关系，即中国共产党和自身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从政党维度看，党的领导是党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领导自身建设的制度体系。从国家维度看，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从人民维度看，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必须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持和完善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制度体系。三者有机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下信访困境及其出路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信访制度在了解民情、化解矛盾、公民监督和提供决策信息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信访问题也随之成为关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居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以大规模和诉求多样化为特点的信访高潮已经出现,信访制度也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研究。笔者从制度学视角对该制度进行分析,以获得对当下信访困境及其出路的新理解。     

社会历史语境对话多重制度逻辑：一个制度变迁的机理探析——以农地产权“三权分置”为例

制度环境包含不同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制度变迁的机理则可视为既有制度在社会历史语境变迁中形成多重制度逻辑交织的影响。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体系的缩影，也是理解国家治理如何不断现代化的切口。本研究吸收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为例，分析国家进程中若干阶段历史语境变换下的制度功能和结构变换，以呈现这一具体领域下制度与人的互动逻辑。通过对农地制度变迁的分析，发现历史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制度情境概念应用于我国国家制度变革分析时，可以以不同历史时期的行动者互动作为制度情境的具体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