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伦理的儒家模本--读戢斗勇著《儒家全球伦理》

自 2 0世纪 90年代初以来 ,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 ,而“地球村”里的纠葛、摩擦、冲突和战争频仍不断 ,人类所面对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等等也日趋严峻。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 ,一些宗教界、学界和政界的人士提出了建构“全球伦理”( global ethics)的倡议 ,并提供了一些全球伦理的“模本”。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德国神学家、图宾根大学教授孔汉思 ( HansKung)等人起草 ,在 1 993年“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上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指出 :“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的危机 :一场发生在全球经济、全球生态和…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这就是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伦理学界对普遍伦理的讨论

1993年 ,“世界宗教议会”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自此 ,全球伦理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 ,成为 90年代伦理学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对全球伦理在概念上各有提法 ,大致有8种 :1.“普遍伦理” ;2 .“普世伦理” ;3.“全球伦理” ;4 .“世界伦理” ;5.“世界道德” ;6.“底线伦理” ;7.“全球意识伦理” ;8.“普适伦理”。一、对普遍伦理持赞同态度的观点在国外 ,首先倡导全球伦理的是孔汉思博士。他说 :“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 ,……是由所有宗教…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杜维明在《文史哲》2 0 0 2年第 6期撰文《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指出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论全球伦理的理论构成──兼评万俊人先生《寻求普世伦理》

本文阐析全球伦理这一当代全球性思想运动的理论构成,并以万俊人教授的《寻求普世伦理》作为中国学术界对这一思想运动的主要回应,肯定其重要现实意义,指出其理论不足。文章强调了全球伦理构成中那些“有约束性的基本原则”或“规范性伦理原则”要想成为人类现代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起到重整现代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必须经历一个信仰化或信念化的过程,因此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的下一步发展,在于如何使其基本伦理准则成为人们的信念。     

全球化境域中的普世伦理

普世伦理是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关系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作为全球伦理的可能模式 ,普世伦理是一种对话伦理、底线伦理和跨文化伦理。普世伦理是全球化的产物 ,也只有在全球化的条件下 ,普世伦理才是可能的。     

论普世伦理的民族化和民族伦理的普世化

全球化条件下,普世伦理与民族伦理的矛盾十分突出。普世伦理与民族伦理相互依存,其实现表现是二者的相向互动,即普世伦理民族化和民族伦理普世化。我们可以从普遍性与特殊性、人的类性与群体性及全球普遍交往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转化关系。     

普世伦理在中国

普世伦理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个舶来品,但对学界却影响很大。在对中国学界对普世伦理的不同反响、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与普世伦理的关系及普世伦理的可能性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归纳和思考,以期使人们对普世伦理的研究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     

对普世伦理的探索

当前,鉴于全球性的文化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不少学者提出建立“普世伦理准则”。然而,对此,学界有两种对立的见解。一种认为,建立普世伦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还不具备建立普世伦理的条件。笔者赞同后一种说法,因为普世伦理的建立面临着三大障碍:政治纷争、文化差异和现实危机。     

从知识的视角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及其发展前途

在知识阶梯上,伦理学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较高层次,普世伦理是可能的.以非嵌入编码知识的视点审视普世伦理,普世伦理可视为“伦理学领域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是伦理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普世伦理的发展前途是与地方性知识的结合.     

中国能为“全球经济伦理”做什么

陆晓禾在《河北学刊》2 0 0 1年第 3期撰文《中国能为“全球经济伦理”做什么》指出 ,“全球经济伦理”指的是人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共同行为准则 ,它是受到多元文化经济传统支持的“交迭共识”。从中国角度来看 ,全球经济伦理应该是受到中国伦理传统支持又为世界其它国家和文化传统所认可的经济伦理。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是忧心忡忡地旁观“朝全球经济伦理”发展 ,担心“全球经济伦理”的西方化 ,而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伦理建设 ,争取中国在全球经济伦理问题上的发言权 ,把它看作是我们不可让与的权利。同时 ,参与是必要的形式和途…     

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下)——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

四、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国际上一个“走向普遍伦理”和促成“世界伦理宣言”的风潮日渐高涨。早在１９９１年 ,当代普遍伦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思 ,在他的新作《全球责任———寻求新世界伦理》中提出“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的问题。孔汉思认为 ,当今世界面临着种种危机 ,只有靠“全球伦理”才能拯救人类 ,“科学技术和哲学都无济于事”①。１９９３年８月 ,为纪念“世界宗教议会”召开一百周年 ,来自世界各地的１２０多个宗教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在大会上讨论、…     

论国际政治中普世伦理的复兴

21世纪伊始,普世伦理问题再度成为世界学界关注的焦点。普世伦理在国际政治中的复兴既有其实然性因素也有其应然性因素。尽管建立普世伦理还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但是无论从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的实然层面还是从人类主体追求的价值目标等应然层面来分析,建立普世伦理都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人的概念与普遍伦理

伦理学肩负一种人学使命 ,它以人的概念或人类统一性概念为最终根据 ,力图阐明一种完美的生活目的。伦理普遍性的寻求与人的自我认识的难题联结在一起。只有从人的概念的历史性演变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时代性内蕴着眼 ,才能清醒地辨识“普遍伦理”问题的真实意蕴。我们时代人的自我认识和普遍伦理追求取决于如何反省启蒙道德的遗产。当代伦理学必须从一种“超越启蒙心态”的意义上回到伦理学的人学使命。寻求普遍伦理就是要用平等对话、相互包容的道德印证取代自我独白、自以为是的道德证明。寻求普遍伦理是在“全球共同体”的“底线”上寻求为人 (类 )之“道”。这是 2 1世纪伦理学必须担负的“人学”使命     

走向新世纪的伦理学研究(笔谈) 全球伦理和宗教对话

“全球伦理”的口号首先由德国神学家孔汉思于1990年在《全球责任》一书里提出 1,在国内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对很多中国学者而言 ,“普遍伦理”与“全球伦理”这两个概念是等同的 :“普遍伦理”指伦理规则的普遍性 ,“全球伦理”则指其应用范围的广泛性。但是 ,对于“全球伦理”的提倡者孔汉思而言 ,“全球伦理”绝不等同于“普遍伦理”。他在最近出版的关于全球伦理的新书《为了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全球伦理》中 ,明确地指出 ,以为全球伦理是没有宗教的伦理 ,那是“对全球伦理计划的根本的误解”。他说 ,自启蒙运动以来 ,“要伦理 ,不要宗教…     

全球伦理与底线伦理

全球伦理与底线伦理产生的背景、精神实质、利益基础、对公民的培养目标以及在伦理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五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不应把全球伦理归结为底线伦理。把全球伦理归结为底线伦理现象的存在,是部分学者急功近利情绪在如何对待全球伦理实现问题上的表现,也是目前实现全球伦理极端困难的反映,不过,这一现象也表明:底线伦理是全球伦理的重要的思想资料、思想基础。     

第三代新儒家与普世伦理

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蔡仁厚等学者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普世伦理建设的必要性,他们均致力于对儒家伦理的挖掘与取舍,论证儒家伦理与普世伦理的会通与对接,关注儒学与非儒学的沟通交流,并在理论与行动上积极参与全球伦理建设,体现出对儒学地位认识的转变以及对话意识加强的特征.     

走向交往实践的普世伦理

普世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交往实践水平的提高和交往实践范围的扩大,它是"人类化了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的历史的真正开端.普世交往实践是普世伦理产生的社会基础;普世交往理性是其产生的意识根源;追求共同善是其产生的根本条件;道德金律为其提供了伦理的资源,但惟有建立在平等的多际主体交往实践基础之上,普世伦理才具有其本真的涵义.     

"全球伦理"的两难

当今世界 ,全球伦理问题面对一系列两难 :全球化和相对主义的两难、“应然”与“实然”的两难、鼓吹和实践的两难……我们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呼吁全球伦理 ,但从现实的普遍性上说 ,全球伦理只是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乌托邦。全球伦理的鼓吹和实践必然是悲剧性的。     

食物伦理律令探究

食物不仅仅是人类食用的自然之物,更是人类在其能力范围内超越自然的必然限制并自由地创造好(善)的生活的精神之物。在人类生活的历史进程中,食物以其特有的方式彰显着饥饿驱使下所产生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抗颉颃与重叠共生的密切联系。在此联系中,食物自身蕴含着深刻的伦理关系。这就提出了食物伦理的根本问题:如何把握食物所蕴含的伦理关系?该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子问题:是否应当禁止食用任何对象?是否应当以任何对象为食物?应当以何种对象为食物?食物伦理第一律令、第二律令、第三律令分别回应这三个子问题。第一律令、第二律令是规定食物伦理"不应当"的否定性律令,其实质是食物伦理的消极自由(免于饥饿或不良食物伤害的自由)。第三律令是规定食物伦理"应当"的肯定性律令,其实质是食物伦理的积极自由(正当追求优良食物和善的生活的自由)。三大律令分别从不同层面诠释出食物伦理的根本法则或食物伦理的总律令——食物伦理的自由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