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对传统浙商晋商徽商的一种比较分析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之所以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工商文化传统底蕴.当代浙江经济与历史上的区域民间工商文化传统,具有一种清晰的继承关系,而当代安徽和山西经济与徽商或晋商文化传统之间则基本上没有多少关联.文章通过对浙商、晋商、徽商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与当代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艺商"区域文化传统,使之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社会背景具有一种亲和性,而晋商和徽商文化传统则不具有这种亲和性,这正是浙商、晋商和徽商文化传统在当代延续或不延续的主要原因.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晋商的兴起与明清山西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但是明代晋商和清代晋商并不一样。一般来说,明初山西生态环境未恶化之前,晋商多出于较富庶的南部地区,是靠手中资本,乘开中纳粮之机,大兴商屯而崛起的。清代的晋商则在山西北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一蹶不振之后,兴之于“走西口”和“闯关东”的人流之中。他们是随着关外、口外经济的开发,在不可欠缺的商业发展的需求中,经受历练而走向成功的。     

晋商文化的兴衰对王家大院建筑的影响

晋商的辉煌，将中国明清时期的商业和金融业推向了高峰，同时，其不惜工本修建的宅院成为了晋商文化鲜明而深刻的具体体现，也在中国民居建筑史上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但建筑终究是时代的产物，分析山西王家大院的兴衰，可以看出，在晋商伴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山西大院建筑发展的衰落。     

谈晋商研究的学术定位与方法改进

深入研究晋商文化,对于指导当前的现实经济运作或改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晋商研究的学术定位,可分为三步:一要认真收集整理史料,还历史本来面貌;二要运用多学科综合理论进行分析;三要实现与现实经济双重互动,回答现实经济如何运作的问题。晋商研究的方法应从三方面考虑改进:一是突破明清时间界限,从山西商业通史角度去研究;二是摆脱就史论史,开展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三是把晋商放到国内和国际商邦中进行比较研究。     

浅析晋商建筑元素在现代酒店设计中的演绎

晋商建筑历史悠久，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地域特征。如今酒店业发展迅速，酒店是现代生活中人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承载着重要的功能空间。在现代生活中酒店设计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因此，在现代酒店设计中有效地传承传统文化至关重要。文章通过对晋商文化与晋商大院建筑的研究，根据长期以来对山西晋商传统建筑的实地考察，对晋商建筑的建筑形态、建筑布局、建筑装饰等建筑特征，将传统建筑元素进行有效地提炼、归纳，并结合当代艺术元素，探讨晋商建筑元素在现代酒店设计中的演绎。不仅能满足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需求，而且能够有效地体现晋商建筑地域文化特色。     

晋商商业道德对山西经济振兴的启示

晋商曾经在中国商界活跃了 5个多世纪 ,创造了辉煌的记录。从晋商的历史轨迹中 ,可以发现许多值得借鉴和吸取的东西 ,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晋商的商业道德。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地处偏僻的地方如何发展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的 ,它启示我们在当代也应该以商业道德的建设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振兴山西经济。     

保晋公司创办的原因探析

保晋公司作为山西近代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其创办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及山西近代区域经济史发展的客观产物.同时也缘于山西民众生存与发展、传统封建晋商谋求转型的双重内在需求.而山西争矿运动则是保晋公司创办的直接导火线.     

"主旋律"文艺创新与山西文化建设--从话剧《立秋》的成功看山西文化事业的发展

2005年是山西文化建设富有意义的一年:随着“华夏文明看山西”文化艺术和旅游等经济活动的深入开展,山西省凭借本土文化成功敲开了京、沪、粤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市场大门,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值得提出的是,“华夏文化看山西”活动的重要项目——话剧《立秋》的成功演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有力的宣传了山西晋商文化。在北京等地举行的话剧《立秋》研讨会上,国内知名专家高度评价《立秋》一剧:认为《立秋》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是难得一见的精品。在中国话剧普遍不景气的今天,《立秋》…     

明清晋商对外贸易的历史作用

近年来,晋商这一历史课题引起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目光远大志存高远,在将整个中国版图纳入视野之内时,积极从事外向型经营,不失时机地开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对俄国贸易。本文从历史的角度,结合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深入分析晋商对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思想意识的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     

徽商与收藏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商品流通的目益广阔，商人资本的空前活跃，在中国经济领域崛起了一批商帮集团，如徽商（新安商人）、晋商（山西商人）、陕商、洞庭商、闽商、粤商、江右商、吴越商、龙游商、宁波商等，其中尤以徽商和晋商的势力最为雄厚。     

晋商与山西戏曲关系研究

明清时期,晋商是一支有影响的商帮,足迹遍布全国。晋商在所到之处修建会馆戏楼,重金邀请家乡的戏班来演出,或携戏班随商队远行,促进了山西戏曲的对外发展,形成了商业路线和山西戏曲流传路线的＂合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商路即戏路＂。     

开发山西体育旅游产业 促进山西经济社会发展

体育旅游是一项"朝阳产业",它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山西有丰厚的旅游资源,便利的交通通讯,绝好的区位优势.借奥运市场,开发山西体育旅游产业,对丰富和促进山西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抗日根据地同日伪毒化政策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在武装侵略的同时,妄想推行毒化政策灭亡中国。他们强迫山西民众种植鸦片,面积高达500万亩。致使山西的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数十万农民倾家荡产,有的因吸毒沦为乞丐、娼妓、汉奸。为了捍卫民族利益,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以打、禁、防、控为主的禁毒人民战争,为中华民族的禁毒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山西票号在广东

晚清时期,山西票号在广东所设分号共有15家,大多在广州和汕头两口岸。山西票号在广东的主要活动包括汇兑和存放款,其汇兑活动除帮助清政府上解各种饷项以解决财政危机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南北商业贸易汇兑和对外贸易汇兑,体现了晚清中国金融业从内陆向沿海延伸,从国内商业资本的汇兑走向对外贸易的投资这一新趋势;其存放款活动主要是针对广东地方政府和官员,可见山西票号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关系之密切。此外,山西票号在广东还从事商业贸易和发行银两票的活动,促进了当时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山西票号业务结构

汇兑、存款、放款构成了票号的基本业务。因票号的创办者及主要经营者为山西人,所以习惯上被称为山西票号。票号曾长期经营官款,有关其资本属性的界定与此密切相关。广义上讲,票号的服务对象亦是其业务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详尽的量化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异地汇兑为票号的主营业务;官款业务在其总业务中仅处于从属地位;而为广大工商客户提供信用支持才是票号业的主要职责。     

论山西银号——兼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银号是明清时期伴随着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使用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它的产生比票号早,消亡却比票号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贸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票号、钱庄、当铺研究的重视,一直未对银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致对晋商银号的研究,特别是晋商的衰亡时间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黄鉴辉先生认为"清末还有部分钱庄和银号仍在经营货币兑换业务,清度支部就把它们改称为银钱兑换所,到了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或停业或转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延续400多年的货币兑换商最后在中国历史上就消失了"[1]109。事实上,到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还存在,银号仍在营业,除了一部分票号改营银号外,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大同等地仍有二百多家银号,直到抗战爆发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破坏,晋商和银号才陆续消亡,延续500多年的晋商最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大量史料,通过对银号这一在晋商兴衰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金融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论证出明清晋商衰亡不在清末民初而在日寇全面侵华时期。     

关于增加山西农民收入的思考

导致山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社会原因有: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低;山西农村社会思想观念保守,龙头企业“拳头产品”名牌效应不足;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不断扩大等。增加山西农民收入的对策有:更新思想观念,努力达到人的现代化;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设一批重点农产品龙头加工企业,促进农村工业发展;科学发展农村小城镇,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积极培育农民经纪人队伍,拓展农副产品流通渠道;适当引导改变农民消费观念等。     

三阶教与山西

三阶教流域甚广,与今西安、敦煌、山西等地关系密切。三阶教与山西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山西籍三阶教徒及其在山西地区的流传方面。通过分析可发现,蒲州、绛州一带是三阶教活动的活跃区域,闻喜裴氏有很多人与三阶教关系密切,但同时不应宽泛地认为裴氏族人都信仰三阶教,不应产生"裴氏是三阶教信仰者"先入为主的观点。     

山西高校带动山西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山西高等学校是山西重要的文化阵地。应通过打造自身的传统文化底蕴、引领山西文化产业发展导向、为山西的文化产业发展培养专门人才、大力强化文化高新技术研究等方面，带动山西文化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