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赵灭中山的几个问题

中山在战国中期是个“方五百里”的小国,由于强齐的支持,武力颇盛,非常好战,“不啬于攻战之患”,终因“数伐数割,而随以亡”。中山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但《史记》没有为中山立世家,零星记载很难联系起来,所以过去对中山国的历史相当茫然。河北平山县中山三器的出土,为研究中山国后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在考古界和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不可捉摸的中山国已经大体现出轮廓。在大家讨论的启发下,我也对中山的史料稍有涉猎,现就赵灭中山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向同志们求教。     

“盗跖”和有关史料的几点解释

1961年9月7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吴则虞同志“盗跖探原”一文,对于“盗跖”和他起义的性质作了较详的论证。11月12日《光明日报》又根据好些议论“盗跖”的信件和文章,发麦了“盗跖及其起义的探讨”一文,各抒己见,饶有发挥,合乎百家争鸣的精神。根据典籍所记,春秋后期,“盗跖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名声若日月”(详下文),曾经予统治阶级以极大的威(?)和打击。然则对“盗跖”这一名称及其仅存的某些零星史料作进一步的探讨,是完全必要的。     

墨子"杀盗非杀人"的法律价值分析

“杀盗非杀人”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是法律命题而非逻辑学命题，从逻辑学的角度来批判这一命题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一命题并非否认“盗是人”这一逻辑问题，而是强调“盗亦或非盗（人）孰应当被杀”的价值问题。由于价值判断是法律推理的灵魂，形式逻辑与价值没有关联，法学的涵摄推论不同于逻辑学的涵摄推论，“杀盗非杀人”这一在逻辑上不真实的命题在法学上是成立的，只有从法律价值判断的视角才能理解这一命题的意蕴。     

从“绝圣弃智”管窥庄子的处世思想

战国时代,盗贼蜂起:有盗物者,有盗国者。他们利用“圣”“智”,为自己编织了合法的外衣。庄子的“绝圣弃智”,是为医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弊病开出的一剂药方,它在抛弃“盗”这种病变细胞的同时,也抛弃了“圣”“智”这种正常的细胞,从中我们可窥见庄子愤激而又无奈的情感。     

柳宗元的吏治改革思想

柳宗元从满足“生人之意”出发,主张“任人唯贤”,并针对官吏为盗的现象,要求“齐其法制”,“条其纲纪”,以法治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官为民役”观点,比孟子、贾谊的民本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达到了我国封建时代吏治、民本思想的高峰。但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     

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中山先生逝世以来,已满三十周年。经过三十年的过程,回头再看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历史意义。中山先生一生在发展与前进中,他没有停留在固有的阶段,他的思想和活动不是在退步,而是在进步,他不是惧怕将来,而是相信将来。中山先生的早期活动,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样,也涂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最相近的一点是俄国的民粹派不相信社会发展规律,“照他们的意见,历史不是阶级所创造,不是阶级斗争所创造,而只是个别杰出人物,即所谓‘英雄’所创造的;群众、‘群氓’、人民和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这种‘英雄’走的。”无容讳言,中山先生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看法,他是一个主张“知难行易”的人,他强调“知”,他说“知”是创造世界的,但不能每人全能     

“淮南盗”析疑

北宋宣和年间的“淮南盗”宋江,名气很大;但留下的史料不多,而且说法不一,以致对宋江其人其事,至今未曾得出一个能令人信服的结论来。本文试图根据现有史料并参照当前史学界的论述,对这一疑案作一粗浅分析,以就正于史学界前辈。 一、“淮南盗”起事的时间不明确 1.《皇宋十朝纲要》载: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宋徽宗下诏:“招抚山东盗宋江”。     

试论中山国的族姓及有关问题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是仅次于齐、察、楚、燕、赵、魏、韩的,与东西周、宋、卫诸国并称的千乘之国。关于中山国的历史,《战国策》、《左传》、《史记》、《吕氏春秋》以及《水经·滱水注》等文献虽有零散记载。但它的兴起、发展、诸王世次等问题,文献记载不明,这给后人研究中山国史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墓葬和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得以看到二千多年前中山国的遗物和文字,给人们深入探讨中山国史和中山国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然而,战国时期的中山究竟是何族建立的国?战国中山与春秋鲜虞的关系究竟怎样?目前史学界和考古界尚有异议,这些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对于中山国史的研究无疑是有影响的。 辨中山族属诸说之是非 战国时期的中山与春秋时期的鲜虞有一定的关系。《史记·赵世家》载:“中山武公初立。”《索隐》:“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杜预《春秋释例》也悦:“鲜虞、中山、白狄、姬姓。”正由于史     

“约法三章”解

通常,人们习惯将“约法三章”理解为彼此之间的约定。其实,此解并不十分确切。“约法三章”语出《史记·高祖本纪》。原文是这样的;“沛公……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颜师     

“失盗又遭官”的逻辑从“讳盗”现象看清代地方司法

从消弭盗贼，维护社会治安出发，清代建立了一整套预防和治理体系，但最后却似乎背道而驰．出现了“失盗又遭官”的局面。从“治盗”到“讳盗”，从“讳盗”到“诲盗”，从“失盗”到“遭官”，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这一条线索。从而呈现清代地方司法状况以及背后的逻辑。     

“盗跖思想”辩

在“四人帮”横行,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他们抛出了《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文章,任意捏造了一个“柳下”跖,用以影射现实,为其反革命政治服务。这不但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学术上也是荒谬绝伦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工作者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他们在“盗跖”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当然也应予以澄清。现在虽然不会有什么人相信“四人帮”所宣扬的“盗跖”和“盗跖思想”,但有的同志却认为《庄子》中所说的“盗跖思想”,其中有属于劳动人民思想的内核。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想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试论楚伐中山与司马子期

对于春秋时期楚人攻伐中山这一历史事件,从汉魏至今,历代学者大都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从事件本身讲,只有《战国策·中山策》一章于此有所涉及外,其他典籍并无详文可征;另一方面,从地理环境看,楚国地处南方。中间有晋、齐等国相阻,攻伐中山在交通上也有诸多不便。故此,晚清学者郭嵩焘在《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序中不由感慨道:“中山数有废兴,其言皆可信。而于楚之攻伐中山,则无能置一议,盖古书缺略者多也。”笔者以为,楚伐中山是确有其事的,该问题之所以久延未决,关键在于不少方家对某些史料的理解和征引上有误。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做些探索,谬误之处,祈请指正。     

中山先生的名和号

孙中山先生名文,中山是他的号。其号的由来,原是一八九七年,在他去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期间,为寄寓旅舍登记之事,化名“中山樵”,后来简署为“中山”。其时,他还取过另一个日本式的化名“高野长雄”,发表文章时又简署为“高野”或“长雄”。     

关于“吉甫西”语的探讨——兼论锡伯语与满语的关系

新疆的锡伯族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在讲锡伯语的同时曾经还讲一种叫“吉甫西”语的语言。这一历史现象引起了一些语言工作者的关注,纷纷调查研究,著文立论,各陈己见,众说纷纭。笔者作为锡伯族的一员,当然就更关心这个问题的探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利于弄清“吉甫西”语是什么语言,它同锡伯族有何关系,锡伯族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语言等,这样一些语言学中的问题,同时也对研究锡伯族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生活很有     

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下的中国古代语-图关系的形构

中国古代的“文”的传统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文”的观念基础之上，表现为自然与人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一体性，也体现为这种整体性的“文”的观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的语-图关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以新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发生西方意义的语-图关系的对立和紧张。语-图关系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的内涵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文”的意义赋予语图关系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旦图像逻辑试图独立发展，“文”的传统总是进一步对图像予以新的赋义。在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图像逻辑被“文”的传统彻底归化，而那种独立性的图像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则始终没有出现。     

唐律中的“累犯”

法制史学者原则上一致地认为,《唐律》有“累犯”的规定。但具体分析时,又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同志认为,《唐律·名例四》的“再犯”和《贼盗》律的“三犯盗”就是关于“累犯”的规定;也有的同志认为,“再犯”不是“累犯”,只有“三犯盗”才是“累犯”。孰是孰非?本文试作探讨。 一、再犯是累犯的前身 《中国法制史》一书认为:“唐律中的累犯,是指三次以上的犯罪行为。”只有《贼盗》律的     

孔子不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家

五四运动以来,学者率多把孔子目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家,把两千余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悉归之。李大钊曰:“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五四运动文选》第78页)吴又陵曰:“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为祸及万世。”“二千年来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演愈烈。”(同上书88—94面)陈独秀曰:“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之人者,(儒学)三纲之说为之也。”(同上书77页)五四运动先驱们之所以大声疾呼反孔反儒,固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但把专制罪名归之孔丘,终不免失之偏颇。至“四人帮”评法批儒,而是非颠倒愈甚。这些年泛滥于中国的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亦无不把批判矛头对准儒家孔子。但“风雨如晦,鸡呜不已,”在众日嚣嚣中,仍不乏敢于用马列主义科学方法揭示孔丘历史真面目之论。笔者在学习继承前人正论的基础上,愿进一步分清泾渭,为孔丘正名,论证孔丘不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家。其理由如次:     

碉楼:一个时代的侨乡历史文化缩影——中山与开平碉楼文化的比较和审视

本文通过对中山和开平碉楼之比较分析,认为中山碉楼具有分布集中、格局合理、结构简单、形式多样、中西合璧、文化多元、小巧玲珑、朴素实用的特点。碉楼既是一种建筑文化,也是一个地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中山碉楼既有承袭中原文化,吸纳邻近地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痕迹,又有保持本土文化特点的品质。它集中地折射出中山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积淀着中山的文化思想和民俗风情。     

娘子关扑朔话女权

一、娘子关扯出的历史谜团2011年8月23日,山西作家太行采风团来到娘子关。娘子关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最早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所建长城关口之一;隋开皇时曾在此设置苇泽县;唐朝设立承天军戍守处,唐大历年间修建“承天军城”;宋代建“承天寨”;明代为“承天镇”;清代增建“固关营”。是太行山上内长城的重要关隘,有万里长城第九关之称。     

百年之后看“危言”——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是从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初期最早的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是中国从西方文明中的盗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