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之人”与庄子的政治批判——以《应帝王》首章为中心

《庄子·应帝王》以"不知之知"与"非人之人"两点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政治思考方向。由这一方向而导出对以有虞氏为象征的帝道政治的深刻批判:后者以人禽之辨界定的人,即那种在与"非人"对峙意义上的人为政治生活的起点与归宿,最终导致具体之人的解体,即片面化与支离化;以此为目标的政治,最终导致以理性化与秩序化的方式挤压未知性与混沌性,从而达到动员、征用、占据人的目的,以此方式,政治生活面临被统治瓦解的威胁。而"泰氏"所象征的政治典范,则以"非人之人"消解秩序与混沌、人与非人的对立,从而支持政治生活去抵达那种向着未知与混沌开放的具体个人。     

为夫子一辩——如何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由于过于简约,致使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者认为此句体现了一种愚民思想。结合古人释义中的"由之为德政,知之为刑政"说和"圣人化治天下,不落形迹"说,应将此句放在孔子治国为政的整体思想脉络和义理旨归的意义架构中来理解,而理解孔子所言之义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可使民由之而不可使民知之的。圣人之治明并日月,化行若神,如天德之流行化育,故百姓在其治化之下生生不息(由之)而不知其善、不识其德(不知之),在此意义上,圣人之治实则蕴涵着一种不必甚或不可使民知其善、识其德的高远境界,正如古人所谓"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正唯不使民知之,故圣人之治才真正成其为美政善治。     

庄子哲学的“是非之境”

本文认为"是非"问题是理解庄子哲学的关键。"百家争鸣"是庄子反思"是非"的思想背景;"是非无定"的逻辑困局以及"成心"是产生"是非之争"的直接原因。在庄子看来,"是非之争"有三个弊端:异化个体的心灵,扰乱社会价值,也是"道之所以亏"的最大诱因。由此,庄子提出了"以明"、"以道"的方法,分别从心灵和天道两个方面观照外物,以消解"是非之争"对人、世、道的三重伤害,从而超越"是非之争",而进入"理境"与"境界"相交融的"是非之境"。     

“良心”与“虚心”——孟子、庄子心论之比较

战国中期最大的哲学创获即在于"心"的发现。以"心"为"环中",孟子、庄子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微地反思,并藉之构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孟、庄"心论"的内在理路是针锋相对的———或求"集义",或倡"集虚";或落实为"性",或发显为"神";或主"思诚",或申"去知";或"以心统气",或"以气统心";或期于"仁政",或归于"游心",体现出了不同的哲学关怀与心灵境界。归结说来,孟子追求的是兼具道德自觉、伦理关怀与政治理想的"良心";庄子则欲洗濯一切世俗价值,而在"方之外"体认自由与逍遥的"虚心"。     

"混沌之死"与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之解构

<庄子·应帝王>的结尾是混沌之死的寓言,这个寓言的背景视域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混沌之死暗喻礼(报)对德的谋杀,而一旦不以德维系,而以德之戕害为后果,礼自身也就式微崩坏了.这是庄子版本的"礼坏乐崩",它暗示,随着帝、王时代及其政教典范(德与礼)的终结,以礼义论展开自我界定的中国观念以及以中国中心论为轴心的天下观的精神基础,也面临着基本型的危机.这正是<应帝王>通过混沌之死传达的深层意义.     

读庄臆断

一、不是“悲鸣”,是反对蛮干《庄子·应帝王》篇:“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关锋说:“‘日凿一窍,凿之七日而浑沌死’——就是说,世界要毁灭了。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垂死的反动阶级的悲鸣。”(《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第265页)庄子的本意果真如此吗?关于这段寓言,胡朴安在《庄子章义》中说:这一章“言有为之害。必至戕物也。浑沌本不死,凿之而浑沌死,有为者败之。天下事大概如是也。”胡朴安的评论比关锋的胡诌高明得多。     

论朱熹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章理解之异同

在对孟子尽心章的理解上,阳明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朱熹是从格物致知角度解释知性与尽心,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从知的角度而言,"存心养性事天"是从行的角度而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从态度上而言,知性如同格物,尽心如同知至,知性而后才能尽其心。阳明则将孟子尽心章比配三种不同根器之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尽心知性知天"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才能实现的,"存心养性事天"是学而知之的贤人才能实现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而知之的学者能够做到的。阳明以三种不同根器的人来反对朱熹从格物知至注解此章,用知行合一反驳朱熹从前知后行的角度注解此章。     

英美汉学界中《庄子》之“浑沌”涵义四解

"浑沌"是《庄子》书中重要的理论意象,英美汉学界的解读视角多样且观点新异。其中,李约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认为"浑沌"喻示原始集体主义的社会历史状态;吉拉道特从神话哲学或比较宗教学的视角,指出"浑沌"具有宇宙创生的象征意义和个人神秘体验的内涵;吴光明运用解释学的方法,强调了对于过度清晰性的警惕和"浑沌"对待万物的友善态度;安乐哲则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切入,揭示了整体化的宇宙自然与人类追求条理化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对立。这些阐释虽不无欠妥之处,但仍然丰富了我们对庄子思想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卮"的歧解与对"卮言"的误读

一千多年以来,对<庄子>"卮言"的解释有三个系统,对"卮言"的不同解释来源于对"卮"的不同认识.其实,<庄子>之"卮"即漆酒卮,"卮言"即"中虚之言",是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得道之言.     

古希腊人的神化之政治背景分析

人的神化是对抽象的国家权力的神化，其形式和性质由政治制度决定。古希腊政 治制度的变革决定了人的神化的嬗变：一、在荷马时代，氏族贵族专政始创英雄崇拜，并限定 了人、英雄和神三者之间的界限不可超越；二、在古风时代，僭主政治的普遍建立使平民的地 位上升，人、英雄和神三者之间的界限被超越，代表民间力量的酒神开始名列奥林匹斯神系； 三、公元前五世纪民主政治鼎盛时期，一些英雄人物和平民在死后受到神化，但属公共行为， 家族和个人不会因此获得国家权力；四、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民主政治走向衰落，开始出现 了对在世的独裁者的神化，公共权力被私有化了，思想家们也为之进行了思考，这开了希腊化 时代帝王崇拜之先河。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中国古代公私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古代政治经历过一个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的演变过程.尽管古人也看到保天下之私与治天下以公的密切关系,但由于缺乏对公私关系合理认识,个人权利被彻底否定,而帝王则"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形成了胜者为王、王权无限、帝王兼圣、法随己出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公私错位、道德畸形、人格扭曲、社会病态等恶果.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是与此相关的.     

"内七篇奥义"之三《养生主》奥义——身心兼养的庄学"人生"论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第三篇.旧庄学对《养生主》很不重视,以为无甚深意,浅显易懂,因而掉以轻心,谬解无所不在.庄子阐明"养生"之"主"是"道",却被否定"道"的郭象谬解为"不伤生"才是"养生"之"主".庄子主张"为知"的同时必须知"殆"而"已",却被旧庄学厚诬为"反智主义".旧庄学又望文生义,厚诬庄子教人"为恶".作者在《逍遥游奥义》《齐物论奥义》的基础上,无懈可击地抉发出被旧庄学遮蔽两千年的庄学"养生"奥义.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庄子》"道"的诗意象征

"道"是人类无数次生命体验和感性认识之后的理性发现.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庄子哲学的本根.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道"大体有三个基本象征:一是宇宙存在的象征,二是事物自身规律的象征,三是人的最高认识境界的象征.<庄子>的全篇都在言说"道".庄子对于"道"采取了一种诗意的象征表达,使得作为宇宙存在、一切事物的基本规律和人认识世界最高境界的抽象的"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示与确证.     

本根、境界、在宥:《庄子》之道的三个层面

《庄子》之道分为三个层面:本根、境界与在宥。本根之道惛然若亡却又玄功潜被,自足、自本、自根而无为自然;境界之道是一种生命境界的超拔逍遥,以貌似的无情凸显冷眼大爱与精神不死;在宥之道则是欲以不攖人心的缮性无为实现其"捄世"之意。《庄子》并非对政治纯然冷漠,只是现实环境的限制,使《庄子》将在宥之道以"寓言"式表达,而将笔墨重点放在人的精神世界,重精神桎梏的化解,寄逍遥之望于精神境界的超拔,为黑暗时代的自由追求开启了心灵的路径。     

论庄子心灵境界

基于对道的体认,庄子深切感受到宗法制、礼教给人们带来的不自由,提出通过以明、悬解、撄宁、心斋、坐忘等方法努力解除心灵上的各种羁累,以期构建起心灵的"长城",达到逍遥、浑沌的心灵境界.可以说,庄子之道,即心灵的自由境界.     

破中之立——庄子“五色乱目”美学思想辨析

庄子的"五色乱目"思想,包含"去欲"、"去伪"、"复朴"三个层面。庄子的"去欲"具有与其他主要文化形态的避俗思想完全不同的"达生"之美学意味;庄子的"去伪"包含着对儒家审美价值观的否定,但并不一概地否定艺术;庄子的"复朴",是解构中的建构,在洗净铅华的废墟里,达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至高境界。素朴之美,是超然于肉身欲望的精神之美,是挣脱于外在伪饰的生命之美。只有在"去欲"、"去伪"之"破"后,加上"复朴"之"立",才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庄子"五色乱目"美学思想的整体性。     

《庄子》中的神巫角色考说

<庄子>中的神巫季成和巫成都是以上古传说中的神巫巫成为原型,从他们的称谓及相关文献中可以找到依据.<天运>中的巫成借用了神巫的原名,作为传道者得到肯定;<应帝王>中的季威作为得道者壶子的陪衬而被否定,他的称谓是对巫成之名的改造.<庄子>对出于同一原型的两个角色态度迥异,是论道的需要.描写两位巫师的词语,或突出其神异性,或借助词语歧义隐晦表达观点.由于<庄子>出自多人之手,对巫师所持的态度时有矛盾,但先秦巫术的发展状况和庄子学派的哲学理念,则是这一现象深层的社会原因.<庄子>对巫师角色的艺术塑造,体现出先秦哲人超越巫术的理性精神及其文章的神秘色彩.     

《庄子》“三言”新解说

《庄子》自谓其行文体例是由"寓言"、"重言"、"卮言"组成的"三言"体。所谓"寓言"泛指"藉外论之"的寄寓之言,"重言"特指假托"耆艾"的借重之言,"卮言"专指作者因事推衍的议论之言,它们各有其具体功用和使用缘由。细考"三言"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因为天下沉迷混浊。在此环境中,既不能用庄重、实在的言词来谈论,又不能不自然而然地稍加推衍、点拨、引导、阐发。因此,《庄子》用"寓言"来广泛地暗示事理,开阔思路,扩大影响("以寓言为广"),用"重言"来使人信以为真,乐于接受("以重言为真"),用"卮言"来推衍、点化、引申、发挥("以卮言为曼衍");三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庄子》独特的文体。《庄子》的"三言",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所包容和交叉的关系。就意旨而言似应以"卮言"为主,就文体而言则当以"寓言"为主,并可以"寓言"代表"三言",简称《庄子》为"寓言体"。     

人伦之“分”与人的存在方式——先秦儒家人性理论新解

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分"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其核心之义为等级意义上的"区分、辨别",此种意义上的"分"本质上为人伦之"分"."分"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贯穿于儒家人性理论中,先秦儒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实际上是立足于"分"而展开的.这种思考包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思想:其一,"分"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本源,儒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分"对于人的存在的本源性意义;其二,"分"是人的社会生存方式之解释,儒家认为,只有"分"才能恰当地解释人的生存方式,也才能将人与动物真正区分开来;其三,"分"是人的自然欲求之安顿.对人伦之"分"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先秦儒家人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