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理论下的探讨: 抵货运动产生的驱动力量及其生成机制———以 1923 年津埠抵制日货运动的产生为例简

以1923年津埠抵制日货运动的产生为例,运用社会学集体行动理论中的情感论,从社会史角度深入剖析促使抵货运动产生的激发事件、内在驱动力量乃至抵货运动的生成机制,可知：从宏观层面来看,抵货运动的产生需要一个具有“道德震撼”意义的“符号性事件”来激发。民众的“集体心理”即对列强（日本）“共同的愤恨”与共同的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等爱国情感是抵货运动产生的内在驱动力量。从微观层面上来讲,抵货运动生成机制的具体阶段与环节包括：强烈刺激一聚众接触一集体磨合;充分暗示一循环反应一集体兴奋;社会感染一集体行动等。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民的抵货运动

中国人民的抵货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斗争,而且是结合政治目标来进行的。一次又一次抵货运动的进行,由少数城市扩大到全国,海外华侨也积极参加,发展成为全民运动,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打击十分沉重,鼓舞了人民的爱国情绪,也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1925年上海抵货运动的得失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多次发生抵货运动。然而,史学界的论述甚为鲜见,许多问题尚待深入研究。笔者以上海1925年抵货运动为对象,探讨其得失及经验教训,就教于史学同仁,以促进中国抵货运动史的研究。     

从“抵货运动”到“国货运动”看民族主义的发展

"抵货运动"、"国货运动"作为抵制外国侵略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建国以来,"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此话题更是受到了广大研究者们的青睐,大量的学术论文与专著层出不穷,相关期刊论文有大约191篇。对"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的发生原因、过程、意义以及价值再到特定的时间段、具体人物及地点做了相当有益的探索,这样由宏观到微观、颇具广度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论文中存在着将"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相混淆,或是将其看成完全孤立的两个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探索存在着一定不足。从"抵货运动"到"国货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且两者内部都贯穿着"民族主义",其将两者紧密联系到一起。由此,对其进行探索具有很大的可研究性。本文分为四部分,首先明确"抵货运动"、"国货运动"、"民族主义"三个概念,然后分别从"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中体现的"民族主义"入手,将"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相联系,由此看出"民族主义"的发展。     

简论华盛顿会议前后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以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代表的上海中、下层商人充满了期盼与希望.力主中国与会,乘势一举实现收复国权、废除二十一条的目的.会议期间则以函电、游行等方式对中国代表进行有力声援,会后协力开展筹款赎路与抵货运动,表达了中下层商人以和平示威为手段、以经济绝交为策略维护国权的理性诉求.但中、小商人的力量有限,国民外交终究难以解决国家外交层面上所应解决的问题.     

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

近代以来,抵货运动和国货运动作为抵御外辱、富强中国的经济手段而得到社会各阶层和政党的参与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抵货运动和国货运动的态度和行为随着其在政治生态中的角色转变而不断变化,经历了由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参与、支持到"清党"、"分共"后的批判、否定再到抗战时期将其作为边区和根据地重要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的演变。其演变历程展现了在民族危机、政党冲突和经济发展约束下,中共政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清政府在抵货运动中的态度

对于1905年的抵货运动,中央政府的态度处于变化和犹豫之中.在运动前期,中央政府是宽容的,行为是不置可否的,因而实际上纵容了抵货运动;在运动后期,态度是担忧的,行为是劝导式的压削.从地方层面上说,各地官员的态度和对策不仅与中央政府不尽一致,且自身也差异巨大,有北洋袁世凯的强力压制,有南洋周馥的相对开明,有湖广张之洞不为人知的上层外交,也有两广岑春煊不妥协的支持和同情.总体而言,政府对这次运动的态度是理解和宽容的,行为是温和的.     

亦“民”亦“商”：华北危局中天津商人的双面性格

华北危机将天津商人置于历史“事件”的中心,商人的国民身份因此而凸显,积极抗日的呼声、维持地方秩序的举措,蕴含着“私利”与“国权”的双重考量,而采用抵制日货作为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表达形式,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     

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从近代国民外交角度来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第一次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外交具体体现为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团体的直接外交参与,以及广大国民的间接外交支持。从总体上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国民外交是以为政府外交之后援的,显得相对比较温和。     

论船货双方权利与义务之平衡——从海商法的正义到民法的正义

长久以来,我国海商法中船货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平衡的,它更偏向承运人利益,并表现在船货双方权利义务总量不对等以及权利与义务不对应两个方面,形成海商法下的“正义”。《中国海商法》的相关条文有待补充与完善。回顾海商法发展史,从罗德—罗马法到国际商人法,从海牙—维斯比规则到鹿特丹规则,船货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历经了一条从货方“义务本位”发展至“权利义务本位”的发展道路。《中国海商法》的修改也应遵循这种精神,平衡船货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形成民法上的“正义”。     

近代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

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明代以前，福建泉州与日本冲绳（时称琉球）的交往已很频繁，史称“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即使是在明初及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乱不安，而封建统治者又施行严厉海禁政策的情形下，泉州与冲绳的交往也没有停止过，海上私人贸易仍十分活跃。据《安平志》载：“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三月，日本商船数十只，直来围头、白沙等澳停泊，四方上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穹，各处逐利商人，云集于市”①。不仅日本商人大批来华贸易，福州、福清等地也有很多商贾赴日本贸易并侨居日本九州长崎…     

北伐之前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发端

国民党在北伐前后开展的商民运动率先发端于广东.1924年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在广州正式设立,积极指导商民参与一些政治运动,动员商人成立商民协会,筹办商民运动讲习所,对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商民部成立后,也大力开展商民运动.其具体措施包括拟定广东省商民运动计划,指导各县市镇商人成立商民协会,编辑出版<新商民>杂志和商民运动丛书,对商民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宣传,同时也动员商民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并从事各项调查活动,使当时广东地区的商民运动十分活跃.商民的政治热情也得到明显提高.     

胡适与北京大学的学运

1945年9月,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翌年7月,胡适抵北平莅任。年底,学生运动即在全国风起云涌,成了针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毛泽东称其为除了军事战场之外的“第二条战线”。胡     

国民责任意识与上海中小商人团体力量的集结——以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重点

商人的国民意识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兴起、发展及其政治参与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中,上海商人积极参加罢市斗争,努力维护社会秩序,成功地履行了商人的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商人的国民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增强了,为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马路商联会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五四运动后,马路商界联合会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商人的国民角色,开展国民责任自省,增强了商联会的凝聚力,成为动员中下层商人参与国民大会策进会、发起民治运动、组织储金赎路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行动的工具理性,节省了马路商联会的组织成本,提高了商联会的行动力.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以中、下层商人为主体的马路商联会较之上海总商会更为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抗争、国家与合法性危机——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及其“隐藏文本”

发生于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民众运动.抵制运动缘于华人在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在运动的初始阶段,它是遵循“规则意识”的和平运动,这是抵制运动的“公开文本”.但随着清政府立场的转变以及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辩驳,运动走向“极化”,政治诉求与“革命意识”得到彰显,这是抵制运动的“隐藏文本”.国家在抵制运动中遭遇到的“合法性危机”,意味着社会世界只有能从内部成功地组织自己,才能成功地与外部环境相联系.对于民族国家,所能做的恰恰是回到民族国家内部,落实自由民主的理念,如此方可超越民族国家,与世界对话,与现代秩序共存.     

北宋入中制度论析

入中是北宋长期实施的制度,对沿边地区储备军用粮草和充裕京师财政有重要作用。商人将物货(主要是粮草和现钱)入纳沿边州军或京师,异地支偿茶、盐、香药和钱等,是入中的基本内容。茶法、盐法的改革与入中制度密切相关。入中制度的不断变化,是政府与商人分割争夺茶盐之利的体现。     

大革命初期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

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广大中小商人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与工人农民一道为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商民运动以广州为嚆矢,1926年前主要发生在广东。初创时期的商民运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使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与北伐的根据地。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是商民运动的纲领和指导方略,确定了商民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后,广东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向全国蔓延。     

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

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何一民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而造成了中国东部人口大规模地向西迁移，这就是近代中国人口的“西进运动”。“西进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后果即是推动了西南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战时人口的变动和...     

浅析民国初期山西"村政"运动

一、1917-1928年间山西省推行“村政”。当时山西的主政者阎锡山等人,注意动员、引导国家组织之外的各种新旧社会势力参加“村治”运动,力求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阎锡山在一个讲话中提出:“整理村范等事”需要“出力帮忙者”,“对于商人,要使与官吏接近;其次,借赖绅士,尤不如借来学生为易于收效。”     

清代前中期淮盐商的粮食捐输

在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保障体系中,淮盐商人从汉口、江西返程时运销粮食,作用十分重要,也是摊低销盐成本的重要环节.然而,清政府遏制盐商运销粮食获利,在坚持固定低盐价政策不变的同时,屡屡以优先保障下游地区粮食安全和公益性等口实,发动盐商捐输粮食,使得商人无法从食盐销售中取偿过度的粮食捐输负担.清政府的举措既有“重农抑商”轻视商人正当利益的思维,也有片面追求压低粮价的目的.同时历来存在的与盐政相关的陋规索需严重,腐败官员往往借用发动商人捐粮的名义,对商人进行盘剥,加上清朝在处理盐政陋规方面效果有限,导致粮食捐输和陋规不断增多,最终使得利薄的淮盐商走向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