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社会结构是不同社会力量的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功能的科学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均衡状态。考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所经历的传统社会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不同阶段,能够发现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演进逻辑的关系。要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的结构合理化,注重多元主体的力量均衡与制约并构建协商共治体系。     

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逻辑与主要启示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治理"一词显然是一个结合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意涵和"治理"的现代含义双重内涵于一体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的,但仍然可以用它来观察新中国70年的基层社会治理。从这一视角来看,70年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管控型基层社会治理、管理型基层社会治理到治理型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决定的,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合一到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内在逻辑。这一过程昭示我们,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必须坚持把改善民生和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作为优先方向、必须坚持法治化方向。     

社区"共治"中的冲突与协调

推动社区自治、促进社会发育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运动的主流话语.但在实践中,持续向下延伸的行政权力、不断介入的市场力量和逐步生长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空间相互交织,使得社区"共治"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状态.在共治格局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利益取向、权力位阶以及治理逻辑差异明显,政府的行政权、居民的自治权、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因此,建立各治理主体新的合作模式,即明晰三者的权力和职能边界、确立共同的内部规则体系、建立群体利益与社区共同利益的协调机制,是化解冲突,在共治状态下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基本路径.     

谈谈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体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未来十年的改革作出了总体谋划,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接下来的改革重点之一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改革。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开始,政府管理实现由管治到公共治理的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推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制度化,现阶段应搭建起"国家-社会协同共治"的新型治理架构,把实现政府转型作为系统工程的重心。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理论的兴起是与政府的失效和市场的失效联系在一起的,是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不足应运而生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而国家治理体系是指所有参与治理的主体活动的相互结合所形成的总体状态。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各个治理主体,特别是政府在治理活动中所显示出的活动质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要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造条件,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治理体系的核心——政府,彻底改掉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严重的弊病,以全新的面貌来迎接这一艰巨的任务。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赋权改革——以F省S市便民服务中心为例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也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系统化赋权为思路,以"结构-能动"的渐进方式推进社会结构的不断改良是我国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必由之路。F省通过整合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有益探索。社会治理的精细化需要对各个治理主体进行赋权,通过整合和运用新技术,在明确各治理主体权责基础之上实现协同共治。     

理解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国家治理经验与未来探索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塑造与引领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发展导向型国家治理模式,将各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条件和外部发展环境汇聚成促进发展的强大合力,从而成为支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制度基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动发展导向型政府转型升级;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权利密集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与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型有序社会治理体系,从而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夯实制度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协调和引导的活动。现代国家是由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政府、企业共同组成的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多中心共同体,不同领域、不同层次遵循不同的治理之道。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现代国家治理要求理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回归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理想模式上去,理顺个人、社会、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确立政府治理、市场决定、社会自治、个人自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承担"元治理"主体角色,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社会治理的宏观层面是引领者和顶层设计者,在社会治理的地方层面是总协调者和保障监督者,在社会治理的基层层面是服务者和示范者。执政党理念的转变、领导方式的变革以及制度的创新,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从身份到契约:食品安全共治主体协同之进阶

当前,新《食品安全法》虽确立了"社会共治"原则,但主体间身份异化、话语疏离,呈现出保守与自限的姿态。同时,"共治"面临着多种食品安全风险、获取信息渠道有限、社会监督匮乏等困境。"共治"阈内,协同是权利(力)配置、利益平衡的一种集体行动和主体间增效性交往。在域外考察与逻辑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制度信赖、信息共享、伦理教育、法律治理等集体设计而形成的规范化"协同",实质是一种契约之治,即利益相关者从"理性人"身份到"市场人"契约,优化配置权利(力)资源,妥当限缩"共治"成本与主体间的任性空间,使"协同"整体进阶,进一步凸显食品安全共治的价值。     

国家与社会关系下乡镇治理研究应考虑的三个层面

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镇治理模式,需要从国家、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的衔接三个层面来进行全面的考量,从而实现这三个层面共容共契的合作共治。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包容性治理:生态公共治理变革新向度

包容性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环境之间一系列不协调问题的积极回应。当前我国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治理模式存在排斥与冲突等重重困境,包容性治理与生态公共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以包容心态对待多元思维,构建生态治理多元利益主体双向互动与合作共治网络,构建政府包容性绿色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     

老龄化治理现代化——政府、市场、社会依法共治

当前,老龄化日益成为社会关注重大问题,对待老龄化及其进程十分需要改变原有被动因应为现代化主动治理。本文提出老龄化治理现代化在于全新思考"积极应对老龄化"最优方略,老龄化治理现代化重在政府、市场、社会"同向发力",依法共治。这一治理观念的创新,改变了传统观念中单一的或家庭、或政府的原始养老做法,是新发展形态中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同应对老龄化各项事务的统筹治理,进而有效解决老龄化问题。它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内容。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

德法共治不是道德与法律简单地累加适用,而是既体现二者区别,又体现二者结合。德法共治要求发挥德治与法治的各自治理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参与国家治理,以实现国家治理绩效的最大化。德法共治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手段与治理目标的统一,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本质特征,因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贴切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表现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标志;实现善治的理想状态要以现代道德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和法治建设;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是推进德法共治的重要抓手。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