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是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新篇章。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仿效西方国家司法原则与制度，采行法治主义、人道主义、民生主义，积极改革封建传统司法制度，创建了近代新司法原则和制度。     

中国近代看守所制度形成考

在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下,晚清司法界在继承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借鉴日本及西方司法制度基础上设计了中国近代看守所制度.这一继承和借鉴不仅体现在看守所名称的由来,更体现在这一机构设立后所导致的中国司法体制运作方式的转变.清末该机构的设立和运作虽不理想,但它却标志着中国司法制度开始与西方司法制度接轨,并为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法权、推进司法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应型司法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平台

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司法公信力日渐式微。把协商民主引入司法领域,将传统社会的单向型司法制度改造为多元社会的回应型司法制度是当代司法改革的现实选择。解构传统司法制度的同时,厘清回应型司法的概念、特征及其理论逻辑,将其从单纯的内部自控体系建构成由宪法传导机制、民意反馈机制和个案调处机制三位一体的他控体系与自控体系相统一的回应型制度,使其受制于宪法的有力拘束,运行于民意监督之下,并通过个案调处机制实现对多元社会的协调与整合功能。     

古代皇权介入下的司法运作——评《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

司法和行政合一(亦称为法政体制)是中国封建司法制度中的一大特色。在整个司法程序中,皇帝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日由刘长江教授等编著的《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一书,对中国封建法政体制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该书通过对各时期法律文本以及典型案例的分析,对以往学界所探讨的中国法政体制予以动态的考察。案例中皇权成为影响司法审判结果的关键因素。该书对于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探讨,不仅深化了学界对此体制的研究,而且对于目前国家推行司法制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末世之下的司法失衡——以明末厂卫干预司法为例简析司法系统权力分割的博弈

本文以明末厂卫制度为示例,通过对厂卫制度的产生渊源和制度设计的简述,进而剖析其对司法系统权力的分割情况。以派出机构的产生和宦官干预司法两个维度观察厂卫制度产生的渊源,从制衡体系的破坏、皇权专制的加强、司法系统的问题和厂卫组织的司法地位四个角度透视明末厂卫制度建立的必然原因和相应制度内涵,结合其最终的影响,在皇权和官僚集团的矛盾激化、民众在压迫下的反抗爆发、人治至上的负作用和法治正常状态的破坏层面上解读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末世之下的司法失衡问题的影响。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政治分析

对调解制度的分析通常是法律文化分析的路径，本文突出政治的视角对传统中国的调解制度进行解析。调解制度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与中国采用“世袭官僚”制的政治体制、中国乡村社会皇权与绅权互动的“双轨政治”、“重刑轻民”的司法制度以及法官具有“从中间人、调解人、仲裁人到法官”的一个连续体中的多重角色和宽泛的职权范围密切相关。     

构建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与传统刑事司法相比,恢复性司法在保护受害人权益、预防犯罪、满足公众参与、提高成效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我们应该积极研究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使我国的恢复性司法制度既符合世界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从而把恢复性司法制度科学地融合到现行刑事法律制度中.     

WTO与中国司法改革

WTO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应适应WTO所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透明度原则以及WTO蕴含的法律文化 ,以推进中国司法改革     

构建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与传统刑事司法相比，恢复性司法在保护受害人权益、预防犯罪、满足公众参与、提高成效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我们应该积极研究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使我国的恢复性司法制度既符合世界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从而把恢复性司法制度科学地融合到现行刑事法律制度中。     

公开审判制度的民主性及其价值

厘清司法与民主的内涵及其关联,可以为研究司法与民主问题奠定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具体到实践,公开审判这一司法制度在其运作过程中简洁明了地体现了司法的民主特性,是司法制度民主性的有效表现形式之一。公开审判制度的民主性主要表现在司法的可接近性、司法的被监督性和司法的保障性等三个方面。公开审判制度要求审判过程的全面公开,是司法制度展现民主特性的最有效形式。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发展及其意义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在1926年到1927年进行的司法改革,是以新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原则指导下,围绕着司法党化、革命化,对清末以来的司法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和制度创新、力图建立新型司法制度的一次大胆尝试。这次司法改革为中国法制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司法为民的价值取向,开创了党的领导、人民参与的司法改革之主体模式,为当代中国人民司法本质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中国司法文化传统的基本品格及其革新

司法改革的最终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对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超越,但作为一个历史的连续性过程,已经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代代因袭相传的司法文化,仍然在影响着司法改革的进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伦理主义、神秘主义、全能主义和和谐主义是中国司法传统在实体价值上最显著的特性,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对中国传统司法的渗透和影响。司法传统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中国司法制度存在、发展的传统历史基础,离开了对中国司法文化传统的追溯,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当前司法改革的基础和动力。     

论日本、韩国检察制度及其启示

日本、韩国两国检察制度虽然各具特色,但兼具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制度的双重特质,这也是两国现代检察制度中的共同特点。日本与韩国虽然在政治体制、司法制度上与我国有较大差别,但其检察制度建设中的检察官培养教育,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专业化建设,检警关系以及检察权监督制约等方面不乏有益的经验做法,值得我国在未来司法体制改革中予以借鉴参考。     

宋代州府司法的理性化悖论

合理性和形式性是马克斯·韦伯理论体系中用于描述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行动是否遵守内在规则的两个概念。从司法理性化理论层面考察,宋代州府司法在机构权限范围划分等体制层面展现出形式合理性特质,而在审判过程方面则表现出实质合理性风格。立足于宋代司法制度发展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这种司法体制与审判过程之间的合理性悖论,是宋代司法制度建设中所形成的儒法冲突的产物和体现。     

遵循先例:中国审判机制改革的应然选择

重理性抑或重经验 ,一直被学界视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水岭。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在客观上更多地倾向于大陆法系 ,所以我们的司法目标一直被定格在对理性的追求上。事实证明 ,这种严格遵循成文法制度 ,以追求理性为目标的司法制度 ,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 ,在强调理性或者不完全放弃理性追求的同时 ,适度采用“先例判决”制度 ,是完善我国司法制度、提高司法质量的应然选择。     

关于司法管辖区制度的几点思考

作为一项打破行政区划设立司法机构的司法制度,司法管辖区制度起源于英国,并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借鉴和采纳。在我国建立司法管辖区制度不但必要而且有现实的可行性。我国在移植司法管辖区制度时,应解决观念和若干制度的配套问题。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法官制度发展

文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介绍了我国法官制度的发展。古代中国没有独立的法官职业,也没有独立的司法官员,在地方政府中行政官员兼具行政和司法的双重职能,而在中央,皇帝则是集合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最高长官。清朝末年西方国家声讨中国落后和残酷的司法制度,纷纷建立了治外法权,清政府的司法权受到威胁。理论界和思想界也对中国传统的法官制度进行了强烈抨击,纷纷要求进行司法改革。在内忧外患下,清政府不得不模仿西方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以期收回治外法权。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近现代的司法体系逐步建立:法院系统设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检察机构设置在各级审判衙门内,负责侦查、公诉并监督判决的执行。法官称为推事。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进一步学习德国、日本的大陆法系司法制度,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并规定法官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干涉。法院体制由过去的四级三审制改为三级三审制。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文革之后,我国的法院和法官建设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1995年《法官法》的颁布,该法正式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法官这一称谓并建立和完善了我国一系列现代法官制度,它的颁布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官制度的全面确立。从法官制度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我国的法官制度从古代的司法行政合一逐步发展到现代的专业法官制度,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时我国法官制度是在学习西方法官制度的基础上,同时又结合自身特点建立起来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官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规律本质探究

司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由于司法在不同国家宪政体制下的含义是有所差异的,因而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规律的基本内涵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一特殊国情下,司法规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底蕴.     

中国的法院改革与司法独立--一个参与者的观察与反思

作者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 ,对于中国的司法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证。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法律体系乃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因此 ,在社会结构、制度与文化等还无从支持一个现代司法体系的情况下 ,司法改革很难单打独斗地完成。文章对于妨碍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社会因素作了探讨。接下来 ,作者集中讨论了法官选任、司法权行使方式以及法院管理三个关键的改革领域 ,揭示了问题所在 ,也尝试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     

刑事和解适用案件范围探究

刑事和解是中国当前司法实践中比较热点的问题.该制度从西方舶来,其对传统的司法制度和思维模式具有很大的挑战.我国对这一制度的推广是从司法实践开始的.但因为我国对刑事和解缺乏立法规范,所以实践中对哪些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并不统一.从刑事和解的本意、国外的经验和实践中的社会效果看,只要被告人能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刑事和解不仅可以适用有被害人的轻罪,而且可以适用有被害人的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