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与倚重:红色经典对传统性别伦理的双重态度

红色经典与传统性别伦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错位对接关系,既大胆反叛传统性别伦理,又难以逃离其内在制约,"反叛"从话语层面应答了人们的创新求变需要,"倚重"从心理深层认同了人们的古老信念。这种反叛与倚重的双重态度正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是红色经典能够被经典化的根源所在。     

“贤母良妻主义”与晚清文化转型

"贤母良妻"源自儒家经典,却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发明,在晚清又输入中国,成为文化转型时期的新名词。它保留了儒学经典中对于女性贞顺、慈淑、谦卑等品行的规定,却又增加了近代国家主义的意涵,成为晚清"兴女学"的基本依据,曾极大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合法化,同时也被革命派视为旧伦理而不断遭到质疑。贤母良妻主义对于晚清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的意义,就在这种矛盾张力中实现。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国学经典与人生修养

良好的国民教育系统应该包括人生修养教育。中国古代在人生修养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历史文化资源。学生通过诵读经典,受到以儒家伦理价值为核心的人文修养方面的熏陶。自上个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引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后,我国逐步放弃了在人生修养方面的历史文化传统,导致现实社会一些不良后果。要倡导学生在国学经典的长期耳濡目染中逐步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进而培养出一种儒雅的"君子"风度。以《弟子规》为代表的儒家蒙学经典在今天人生修养教育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     

类别中的关系: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从人类学看儒学与家族社会的互动

潘光旦先生在1947年和1948年,关于"伦"的文字缘由和社会文化意义,曾撰文强调"伦字适用到社会生活上,实在有两种意义,一指类别,二指关系,关系的产生是在类别的认识之后"。在此基础上,我们从类中有推、推中有礼,类以群为本、推以家为轴,类中有序、序中有辈以及类别还在延续,关系以"和"为贵等几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其中对关系的维护,并且可以发现一套有序的儒家文化伦理以及家族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套文化伦理也是汉族社会延续性形成的动力所在,而这一延续的特点正是"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     

从文化传播视角解读南怀瑾著述特色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著作多年来畅销不衰、影响广泛,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功不可没。分析南先生著作广受欢迎的原因,首先是他凭借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极其睿智的思考,发掘出经典中蕴含的思想精髓和哲理,给人以智慧上的启迪。再者是他采用经史合参的方法进行讲述,援引丰富的史料和诗词典故,既有助于读者对经典原文的理解,又对读者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另外,语言表达上的通俗流畅、生动诙谐无疑亦增添了南先生著作的亲和力。     

伦理忧患及其文化形态

人类精神生活及其同一性是人类生存的最后文化防线,这道文化防线以伦理忧患的方式伴随着人类发展进程。在文明史上,伦理忧患常以"道德咒语"的方式对历史发展进行反思。中西方文明中具有终极意义的伦理忧患是"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将会怎样?"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当下的"后"意识是人类对自身延续的精神链和文化链的伦理忧患。伦理忧患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以物质力量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诊断、道德批评和文明预警,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平衡力量。     

如何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取精今用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使用整体描述定性的研究方法意义不大。正确的方法是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剥离筛选出来为现代社会所用。虽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对社会的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丧失,但并不等于它的具体构成因子均一无是用。剥离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而"今用"的工作可分为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第二步是对分解后的儒家伦理文化因子加以梳理考察;第三步是加以评价分析;第四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第五个步骤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

"文化伦理"一词,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文化伦理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命运转折: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由此,我国文化发展被内在地嵌入了道德价值的指针,道德进步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必然.     

中国式“家本伦理”的三重内涵

与西方"祛家化"的伦理形成鲜明对比,一种对"家"的高度肯定的"家本伦理"已成为中国伦理之为中国伦理的应有之义。这种"家本伦理"之于"家"的高度肯定,表现在它把伦理不是视为知识建构,而是视为生命的自然而然的体现,从而使自身趣向伦理的体现论;它使伦理不是基于意识自我,而是基于"身体间性",从而使自身从属于"生命的对话"的伦理;就其方法论而言,中国伦理与其说是逻辑学的,不如说是类推性的,从而使自身以"家族类似"为伦理的不二法门。这种类推性法则的推出,不仅意味着中国伦理与作为知识变种的西方伦理分道扬镳,还使中国伦理与文学艺术会流,被纳入美学的轨道,并使中国伦理以善与美的合一,最终代表了既不同于普遍主义的德性伦理,又有别于相对主义的"角色伦理"的一种人类"第三条道路"的伦理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