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逻辑科学"应用转向"探纲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长足发展,当代逻辑科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应用转向",亟须运用新的概念和方法论工具加以把握。以"科学逻辑"(logic of science)为范例重新界说"应用逻辑"(applied logics)概念,不仅可以统一认识"非形式转向"和"认知转向"的实质,而且可以看到一个新型学科群正在崛起,该学科群在逻辑基础理论与逻辑应用研究之间起着桥梁、中介作用,已日益成为当代逻辑科学的研究重心。     

论“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

“应用逻辑”这个概念,康德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就把它作为逻辑学分类的一种使用。康德将逻辑学分为“普通逻辑”、“先验逻辑”、“特种逻辑”,然后再将普通逻辑分为“纯逻辑”与“应用逻辑”。在康德看来,应用逻辑是对于知性及其必然的具体应用规则的表述。而康德所谓的具体应用则是在偶然的、主观条件之下的应用,这些条件可能阻碍、也可能帮助其运用,并且,也都是经验中给予的。他认为应用逻辑要研究注意力及注意力的障碍和因而产生的后果,要研究错误的来源、研究怀疑、踌躇与信念的种种情态等等。后来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也认为这种相对于纯粹逻辑的“应用逻辑”,乃是一种从事于具体认识的逻辑。因此他说,“因为     

论习近平新时代观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考察习近平新时代观的生成逻辑,明确这一时代观"从哪里来",对于我们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观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新时代观根植于国际共运的深厚历史,根植于近代中国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历史,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深刻考察国内外环境,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时代观,继承并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的时代观,继承了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时代问题的方法论,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看法,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现实渊源、理论渊源。     

逻辑观的嬗变与非形式逻辑的出现

目前国际上逻辑学界的逻辑观的变化,逻辑学从形式逻辑向认知逻辑的转向,直接导致了一些新逻辑分支的兴起,非形式逻辑就是其中比较成熟的而又最具活力、适用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个部分。文章通过考察非形式逻辑及其相关概念——批判性思维、谬误、非单调推理,力求把握这一转向的实质。     

逻辑应用与应用逻辑的异同

<正> 逻辑运用是当前我国逻辑界的热门话题.尽管逻辑应用与应用逻辑同属逻辑学的运用问题,但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不应因强调联系而把二者混为一谈,也不能强调区别而忽视逻辑应用,应该客观地,恰如其分地评估它们在实际运用中的发展层次,价值以及在学术上的地位.     

论博弈逻辑

博弈逻辑是博弈论和逻辑学相交叉的一个崭新研究领域,属于应用逻辑范畴。目前,对博弈论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博弈论已经渐成”显学”经济学皇冠上最闪亮的明珠;而博弈逻辑还处于初创时期。文章对博弈逻辑的历史、现状及博弈逻辑与博弈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索了博弈逻辑的发展前景。     

“是非”“真假”的词源辨析及其逻辑哲学思考

本文旨在对"是非"、"真假"进行词源学辨析,阐释诸位贤哲有关它们的不同论述,对其各自在东西方思想史上所占的不同地位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关于真假的逻辑"与"关于是非的逻辑"两条不同的逻辑学发展路线,从而确认先秦逻辑是一种独立的逻辑类型.最后本文从认识论的角度对逻辑学的研究对象、逻辑学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及逻辑学的地位进行了相应的哲学思考.     

习近平新时代政治观生成的逻辑理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政治观的生成以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式予以逻辑安排，体现出严谨的逻辑理路。具体表现为：习近平新时代政治观以接续探索中国政治发展模式这一历史性课题为历史逻辑，以持续推进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国化为理论逻辑，以科学回应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新要求为实践逻辑。同时，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的合规律性及辩证统一性不仅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政治观形成的必然性和科学性，也展示了习近平对这种内在逻辑的准确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观的理论生成探讨

理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逻辑理路，有助于系统论证“新时代”的科学性和理论性。从方法论上看，习近平新时代观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从理论归因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为习近平新时代观生成的主要标志，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运动的基本理论。从理论定位看，习近平新时代观展现的是中国发展的特殊阶段，内含着中国对自身发展的时代定位与目标趋向，渗透着中国与世界在共同发展中的新阶段、新高度、新未来，是对中国发展方向的顶层设计。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方法论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和运用大历史观认知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党的十九大五年工作成就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确定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重大理论成果，充分展现了大历史观作为考察历史、审视现在、引领未来的科学方法论的重大理论价值。这一科学方法论以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从人民通过实践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观点出发，强调推动社会历史进程必须遵循以人民为旨归的发展逻辑、以社会场域为基点的实践逻辑和以整体思维为引领的历史逻辑，是科学认识历史、把握历史、评价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总和，是全方位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大潮流、研判世界变化大格局、推动中国发展大历史、实现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     

高扬“逻先生”旗帜振兴中华逻辑事业——“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述评

2006年10月28日至30日，“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逻辑学会及江苏省逻辑学会联合主办、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承办、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与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协办。这是继2002年6月在台湾大学召开“首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后的第二次两岸三地逻辑学盛会。     

从马克思到列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嬗变及启示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意识形态概念经历了从贬义到中性含义的演变,这也推动着意识形态观的视角生发从批判到建设的变化。这是时代和实践推动的结果,也是理论自身内在发展逻辑所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嬗变史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在于:必须将理论置于现实之中,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成的现实逻辑;必须通过借鉴与批判把握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理论逻辑;必须通过自觉与灌输并进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完善。     

用逻辑的观念审视中国逻辑研究——兼论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逻辑研究作为逻辑学的分支领域是从中国近代开始的。其后,一直到今天,中国逻辑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领域。逻辑观念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出现了从文化意义到哲学意义以及向逻辑意义回归的多重意义演变,这种演变在整体上直接影响了中国逻辑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模式。逻辑以证明为研究对象,中国逻辑史的对象是关于中国思想史中与证明有关的思想学说的研究。中国逻辑研究的方法主要有逻辑解读、文化解读、动态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     

逻辑的思维成果结构观

逻辑史上多把逻辑界说为思维的规律与方法,特别是思维的逻辑形式,20世纪的数理逻辑学主要研究推理的规律与方法。本文宽泛地把逻辑界定在思维成果的结构范畴,提出逻辑的思维成果结构观;逻辑是思维成果的结构,是由思维过程中遵循特定逻辑规律的思维方法及其所操作、运用的心理工具的结构和相应外物的结构转化来的。     

马克思早期的人学思想及其逻辑演进

在马克思形成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人学观之前,经历了对黑格尔人学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的吸收与批判,交织了人本主义方法论逻辑和科学方法论逻辑的共存和斗争,并通过《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对人的本质的两个基本规定性逐步阐明,最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系统的科学的人学观。厘清马克思这一早期人学思想及其逻辑演进,对于理解马克思如何实现对近代人学思想的超越和开启当代人学研究范式具有基础性意义。     

推理主义：逻辑与意义理论

很多人习惯于自下而上从词项之意义出发去理解语句进而把握推理,推理主义者则倒过来由推理去解释语句和词项,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决定于它们在人类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我们在理解他人主张或掌握某些概念时应重点关注它们如何充当某一类推理的前提和结论（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当这种革新观念的理论效应正在当代认识论、语言哲学等领域持续发酵和释放时,不应忘记它的逻辑学根底和渊源。然而,推理主义并非简单地抬高现代逻辑的价值,毋宁说,它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理解逻辑学的本性及地位,尤其是逻辑与当代哲学的内在相关性。哲学家们在把肇始于逻辑学领域的推理主义路径发展成为全域性的语义推理主义的同时,也在整理和重塑现代逻辑的基本观念,从而使得我们对“何谓逻辑”“逻辑的认识论”“逻辑与理性的关系”等根本性逻辑哲学问题的回答,呈现出新的面向和复杂性。作为逻辑与哲学深层互动的最好例证之一,推理主义的诞生及其在当前哲学界的影响力表明,逻辑学并未失去它曾在20世纪哲学研究中所享有的“引擎”地位。     

建构书写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范畴体系

"结构转型→领域分离→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整合共识→文化生态→整体升级→现代治理→建构秩序→民族复兴",这就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问题"经历了从"中国应向何处去"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的现代性问题"的历史演进。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提升"中国问题",并建构书写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理应把握中国语境,坚持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注重理念提升和把握范畴之间的逻辑。     

鲍曼流动现代性理论的内在逻辑探析

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哲学家鲍曼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提出了流动现代性的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的内在逻辑结构包括:作为方法论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实践路径的他者伦理观重构和作为理论归宿的公共领域重建.深入研究鲍曼流动现代性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对于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新哲学的建构,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对我们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撇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和研究的关注,缺乏马克思主义各个研究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就会违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规律;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题是通过对当代具体科学成果方法论上的概括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反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规律及其趋势做出哲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并为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实践观的基本规定

本文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不仅内在地包容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既有的理论内容，而且还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规定性：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是一种当代大实践的全球意识，它要求我们从全球的观点来把握当代大实践及其带来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也是一种关于当代大实践的未来意识，它要求我们在考察当代大实践时要着眼于其对人与世界关系未来发展的长远影响；再次，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还是一种关于当代大实践的人类意识，它要求我们自觉地从人类的观点来看待和规范当代大实践及其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