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诗的和谐美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以卓尔不群的深刻见解,简劲俏丽的笔法赢得人们的喜爱,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对于他的诗作,历来评论尚有不同的看法。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说:“韩柳文之高下,议论不一,独于诗也,似一例右柳左韩。”他认为柳诗在韩诗之上;苏东坡评价柳宗元的诗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也。”苏轼之说只从艺术风格着眼,论及高下,并未作深入探讨。柳宗元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上,他的诗歌创作,收集在《柳河     

论章士钊的文学观及其"逻辑文"

章士钊 (1 881 - 1 973 ) ,在近百年历史舞台上 ,是一位相当特别的文化名人。早年他是个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政论家 ,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晚年退居书斋 ,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巨著《柳文指要》 ,一生斑斓丰富 ,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其功过是非。他曾经对中国的“现代性设计”① 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但是现实政治粉碎了他的社会理想 ;他抱着“志在从政 ,非止求官”② 的初衷踏上政坛 ,却一再地陷入政治漩涡 ,最终也未能成为一位成功的政治家 ;在段祺瑞执政期间 ,他推行“整顿学风”政策 ,限制学生运动 ,又违背时代潮流 ,举…     

《礼记·乐记》与先秦礼乐思想

《礼记·乐记》是古代礼乐方面的理论专著,它对我国先秦时期的礼乐思想做了系统的总结,明确提出了"乐"所包含的三个层面:声、音、乐,指出了早期社会乐、诗、舞三位一体的特征。《乐记》的艺术观是广义上的艺术反映论,富有唯物主义色彩,具体表现为:寓礼于乐、礼乐并提、礼乐互补;向往古乐而排斥新乐;具有形象性、抒情性、故事性的艺术特质;有政治功能、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崇尚和而不同的审美理想。     

论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

与柳宗元同时及后世评论柳文的人,都有指出其文“自史中来”的,他本人对这种继承,则概括为一个“洁”字。柳宗元深受司马迁的影响,是因为他们两人虽然不同时代,但却具有颇为相似的遭际,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柳宗元研习《太史公书》,“忖度其心而得之”,进而体现在写作目的、内容选取、手法运用和遣词行文诸多方面。     

论柳宗元"卓然自得"的散文理论

柳宗元在散文理论方面多有卓见,"文以明道"是其理论核心.柳宗元所明之道是孔子的儒家之道,他强调道的实践性,主张文道并重;他提出了以"诚"为内质的作家修养论;他论述了诗文两体的基本分界;他提倡"卓然自得"的创新精神,并以自觉的美学意识丰富了其散文理论的内涵.     

柳宗元是儒学的伟大改革者

柳宗元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凡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或者读过一些古书的老人都知道的。至于柳宗元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知道的人就要少得多,学术界的认识也不很一致。在十年动乱时期,表面上把柳宗元捧得很高,把他封为“法家”,实际上并没有理解柳宗元,把他的形象歪曲了。应该说柳宗元是个儒家,是“孔子之道”的忠实追随者。但他不是个墨守成规的儒家,是个儒家的改革者。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个伟大的改革者。柳宗元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至少不应比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低。     

柳宗元的文质观和诗歌创作

柳宗元的诗歌创作可以从他的文质观加以考察。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提出了“文者固不可少”的观点。柳宗元在学习古代文化遗产中发现了《国语》一书若干弊病和缺点,便勇敢地写了67篇文章指陈得失,后辑为《非国语》。这是一部学术专著,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柳宗元对《国语》行文特点的批评:“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龙,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     

柳宗元“好佛”并不“佞佛”

近年来有的同志根据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的表白;根据他同佛教徒、僧侣密切来往,说佛论禅的情况;根据他的著作中涉及佛教、佛学、佛寺以及浮图、僧侣的碑、铭、墓志、序记等占他著作的较大比重等等情况,推定柳宗元“佞佛”,即迷信佛教,说他的哲学是佛教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个评价所根据的情况虽属应注意的事实,但并没有表现柳宗元哲学的本质和主流。如果只停留在部分现象的数量和表面而不进行全面地深入地分析研究,难免会得出肤浅的、片面性的以至错误的结论,因而不能把握柳宗元哲学的本质特点。关键性问题是弄清他所说:“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的真实含义。从他的思想主流和一生的社会活动来看,他的“好佛”是爱好研究佛教而不是佞佛,不是迷信佛教。事实     

柳宗元谈人才选拔与为官之道

柳宗元不仅是唐代进步的思想家,优秀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勇于改革的政治家。他一生的曲折经历,使他对朝政与下层有深刻的了解,对人才选拔与为官之道,有亲身体验,并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柳宗元主张任贤用能,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在《六逆论》中他指出:“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他批判了《左传》把“贱妨贵、远间亲、新     

柳宗元柳州时期的诗歌探析

从柳宗元柳州时期诗歌的内容来看 ,柳宗元柳州时期的情感是错综复杂的 ,虽然因长期遭受贬谪而常常处于抑郁痛苦之中 ,但是其思想并没有颓废倒退 ,他以“泽加于民”的实际行动 ,实践其“吏者民役”的吏治主张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依据

违约可得利益赔偿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赔偿违约可得利益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另一方面也是合同的激励功能所使然，有利于激励当事人追求利润，也有利于激励当事人履约。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意义——基于《法哲学原理》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对勘式阅读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独立思想发端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文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围绕这部手稿展开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一般的研究通常只关注政治经济学转向的逻辑,而没有抓住马克思批判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之所以关注黑格尔的法哲学,除了受《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也与人的解放问题相关。后者构成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的关切。基于整体的思路,黑格尔将伦理国家作为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方案;马克思却通过内在的批判发现黑格尔的论证无法完成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因此,马克思不再将政治国家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在方法论上放弃了青年黑格尔派观念论的批判方法,逐渐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

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华民族为适应时代变迁,试图调整自身内部机制所作的一种努力。直至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先进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求历程后,才逐步产生了创建新型民族国家、实行现代化以救亡图存的思路。本文试以《云南》杂志为例,分析、阐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历史法学派思想对我国纠纷解决方式的启示

历史法学派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如关于历史方法论、法律发展的阶段论、法律性质的反映论思想。历史法学派的思想对纠纷解决方式研究同样有很多启示,即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使用上,应坚持历史的方法寻求纠纷的合理解决,反对纯粹的“理性司法”;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应发现适合本民族传统的方式,坚持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兼顾法的民族性与趋同性;注重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力量,使纠纷解决中法的不同渊源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