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隐语

隐语是在自然语言基础上人为创造的特定性语言符号 ,具有交际 (限于局内人 )和保密的双重功能。隐语是在通语的基础上通过加密或设障制作的 ,在一定条件下隐语通过解密或清障可以还原为通语 ,掌握破译隐语的技巧或密码 ,是破译隐语的条件     

论思想实验的特征与功能

思想实验是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论,它往往与假说、假定、预设、假设、猜想及隐语混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界限似乎是模糊不清的.然而,思想实验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哲学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应用基础,特别是它作为思维的认知模型对于大脑认知的潜在判断与分析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非实际的可操作性、非现实的情景再现性、情景的虚拟性、过程的似真性及展现的直接性;其功能表现为解释功能、反驳功能、认知功能和预测功能.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体系建构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根植于文化,超越了立法,对刑事司法有着极大的影响.其优点在于符合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对于犯罪的认知,易于为一般人接受;缺点在于有理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危险,且行为性质的认定容易产生分歧.如果在特定理论的指导下,把各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按照一定的标准体系化,我们就能准确地把握各类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个性与共性,从而加深认识,并进一步指导立法和司法工作.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与法律漏洞的弥补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指外观上与犯罪行为十分相似,符合犯罪构成的个别要件,但因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所以虽然刑法未作出排除其犯罪性的特别规定,但也应排除其犯罪性的行为.立法者认知能力的有限、社会生活的多变、法律自身的特点等导致了法律漏洞的不可避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在法律规定之外,堵塞刑事法上的免除行为可罚性漏洞的有效办法.     

关于汉语隐语的几个问题——兼论隐语与黑话的区别

国内汉语学界眼下通行的隐语定义存在着缺憾,同时在隐语同黑话的关系、隐语的确认以及隐语的类别等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学界至今对隐语在语音形式、词义架构、词语的内部结构等等方面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等基本问题依然一无所知。而上述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着手解决的。     

犯罪蕴意之透析

本文在总结学界对犯罪蕴意争执的基础上提出 ,一个社会的事实上的犯罪是相对确定的 ,许多情况下所谓的犯罪 ,均是主体依据自身价值观对事实上的犯罪的认知 ,这实际上是观念上的犯罪 ,并且在这种观念上的犯罪之中必然蕴含主体对应然犯罪的期待。在明析犯罪蕴意这一逻辑的基础上 ,作者具体透析了两个层面上的犯罪认知 :对形式上的犯罪作了比较 ;对实质上的犯罪作了揭示 ,认为犯罪是对一个社会的主流社会规范的反叛 ,犯罪应当是严重侵犯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行为     

外来务工人员犯罪动机结构的实证研究——以苏州为例

犯罪动机是外在环境刺激下,犯罪人所产生的关于犯罪动因的生理、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失衡及犯罪行为实施倾向或犯罪行为倾向的选择性推动的动力源.文章以484名外采务工犯罪(嫌疑)人为对象进行了犯罪动机的问卷调研,并对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犯罪动机呈三维结构,即犯罪后果评价、认知失协、情感失协.     

现实社会生活视野下的隐语行话

各种语言几乎都存在使用民间秘密语的历史或现实.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民间秘密语,不免印有时代与群体的文化痕迹,乃至政治、经济的烙印.人们一向对隐语行话有所误读与偏见,但事实上,流行隐语行话的群体,大多不属于涉嫌犯罪的群体,作为一种语言文化现象的隐语行话,其使用与传承是现实社会语言生活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隐语行话的传承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语言现象和问题有待于我们的关注和探讨.     

东北土匪隐语的特点与形成

东北土匪隐语是一种十分隐秘而又特殊的行业用语,长期以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非常肤浅有限.但实际上,包括东北土匪隐语在内的隐语非常重要而有特色,是处于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中的特别语言文化现象,在社会语言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考察民间社会诸世象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从东北土匪隐语的特点、形成方式以及对东北匪语形成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外部因素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析.     

中国近代民间秘密组织的隐语传播

近代中国民间秘密组织的隐语传播达到鼎盛。隐语传播虽游离于传统社会传播结构之外 ,却有效地消解了游民社会失衡感。隐语传播具有传递信息和文化价值观的双重能力 ,达到了组织秘密传播的最高效率。近代民间秘密组织虽属于非主流社会 ,但隐语传播有意回归主流观念形态 ,强调传统文化观。民间秘密组织的深层观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观念转型逆向而动 ,最终产生自我分化。     

隐语和譬喻文化视野中的春秋赋诗

赋诗是春秋时代的文化产物。从赋诗中赋后加以解释以及赋者之意不在诗本身而在其比附的对象来看,赋诗在某种程度上蕴含有隐语与譬喻的性质。而考察典籍记载的春秋战国时内含譬喻的隐语可以看出,人们在使用隐语时正与春秋赋诗相似。赋诗绝响后,隐语得到进一步发展。     

政治隐喻的劝说话语意图探析

隐喻一直运用在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政治领域的隐喻更具有其独特的文体功能和语用功能。隐喻的各种功能不仅展示了隐喻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更能加深人们对隐语本质的认识。隐喻的运用使语言更生动、形象和富有感染力,因此政治隐喻潜在的劝说话语意图尤显突出。     

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理性思考

判断对某种犯罪配置死刑是否合理,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标准,等价性标准和必要性标准。等价性标准要求死刑与其分配对象之间在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上必须具有对等性,必要性标准则要求对特定犯罪配置死刑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预防犯罪的功效。而从毒品犯罪的性质特点、产生原因和适用效果等方面分析可知,对其配置死刑既不符合等价性标准,也不符合必要性标准。因此,对毒品犯罪配置死刑不具有合理性,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废除毒品犯罪死刑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因而,从立法上废除毒品犯罪死刑应是我国刑法中毒品犯罪死刑之必然走向和理性选择。     

中国数字隐语试析

数字隐语起始于唐宋 ,盛行于明清 ,是汉语发展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各行各业虽然拥有相对封闭的数字隐语 ,但是它们的创制方法还是有章可循的。     

《红楼梦》五个书名考实

<红楼梦>的五个书名和四个题名者都是宝玉太子身份的隐语,区别在于各自的构思角度不同.如<金陵十二钗>是从盛京皇宫和北京皇宫的联系以及十二个日子的联系中来构思的;<石头记>是能代表宝玉太子身份的三个日子在太极盘上的形状的隐语;<情僧录>是从阴阳关系和玉玺的阴阳文角度来写宝玉的太子身份;<风月宝鉴>是能代表大清皇位和宝玉太子身份的诸多日子之间的阴阳关系和在太极盘上的形状的隐语;<红楼梦>是宝玉被立为太子日和失去太子身份日通过太极盘和钟表盘转化为戌时后的隐语.     

黑恶势力犯罪形成及防控的文化解析

作为文化发展毒瘤的犯罪亚文化与犯罪之间关系密切.在转型社会中,剧烈的社会变革导致文化发展失范,大量犯罪亚文化滋生,对黑恶势力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从犯罪亚文化角度分析涉黑犯罪,不能仅停留在对涉黑犯罪原因的简单分析,而应该看到犯罪亚文化对涉黑犯罪主体内在价值侵蚀及其对引起涉黑犯罪发生的内因性性质.通过这种更深层次的分析,才能有效遏制黑恶势力犯罪蔓延和发展,积极从文化角度构建黑恶势力犯罪预防路径,消除黑恶势力犯罪产生发展的文化根源,即涉黑犯罪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因素,从而预防该类犯罪.     

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再探析

各国政治、经济、文体、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行为方式的变化给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统一带来困难。恐怖组织和个人都是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与恐怖组织关系密切的组织,也应当成为法律的规制对象。反国家性而非政治性才是恐怖主义犯罪的动机,而实施恐怖主义犯罪的手段是否具有正当性或暴力性则不应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构成要件。恐怖主义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是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重要特征之一。各国应当摈弃政治化对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影响,以列举具体行为类型的方式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定义。     

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 ,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与成年人相比 ,青少年犯罪具有突发性、纠合性、隐蔽性、凶残性的特点 ,青少年犯罪的成因是各种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是 :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 ,强化家庭教育 ,创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行为 ,依法打击青少年犯罪行为。     

理性看待刑法——以刑法与犯罪的关系为视角

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刑法受犯罪复杂性、司法资源有限性和自身谦抑性等因素的制约,对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是有限的。因而必须理性地评价犯罪与刑法的关系,才能有效地发挥刑法的调控功能。     

强奸罪立法中隐的"性别假定"问题分析

我国刑事立法默认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男子,犯罪对象只能是女子,隐藏着"性别假定".但是实践中客观存在女子强奸男子和同性强奸的情况,由于强奸行为对男性的伤害巨大,男子的性心理与性生理反应存在差异,法律需要平等保护男女两性性权利等原因,立法应当淡化隐藏在强奸罪立法中的"性别假定",使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中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