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外出就业: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的交互作用

农民外出就业 ,是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与行动主体交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结构的不均衡 ,形成了农民流动的“推—拉”力。新的和不断调整的制度安排 ,使农民向外地流动成为可能。农村居民之间相对经济地位的竞争 ,越来越成为农民外出就业的强大动因。区域和个人条件的不同 ,使农民外出就业呈现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把结构和行动联结起来的是理性———包括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外出就业的行动 ,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性要素 ,促进城乡关系结构的改变和乡村社会的变迁。     

从农村“六合彩”赌博看农民理性的演变——一个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本文主要借鉴社会学的狭义理性选择理论,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以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为逻辑主线,对当前"六合彩"泛滥地区农民理性问题进行分析.本研究的启示是改善农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改变农民的意识和认知力,是促使农民理性选择系统结构合理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促使农民形成"正面的"经济理性的根本途径.     

理性选择与教育阶层差异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资本以及认知能力为教育阶层差异的三个解释框架,这些以教育年限为反应变量的定量研究有着其明显的局限性,如掩饰了社会过程的异质性、忽略了教育差异不平等的形式以及关于家长态度、学生行为等要素的缺乏.如果把教育的阶层差异看作是学生和家长在教育、培训和就业等过程中自我选择过程的差异,可以避免上述解释框架存在的一些局限性.由于理性选择理论固有的局限性,故尝试提出了“机会力量”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概念补充.     

农户经济理性问题的理论争论与整合

西方农民学研究中形成了实质主义“道义小农”理论、形式主义“理性小农”理论的争论及“综合小农”的理论综合,对中国小农经济研究影响深远.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小农经济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处在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过程中,其经济理性行为能力逐渐增强.这些变化对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一个考察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微观视角

在中国经济史上,农民家庭始终是一个足够理智的经济个体.尽管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入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但在外在生态条件和多重制度约束下农户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仍然选择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也不像雇佣劳工那样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而是追求产量最大化和家庭的全员就业,这种多重约束下的有限理性乃是导致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的重要原因.     

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研究基于972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因素方面的收入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环境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经济保障在增进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要重视农村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在增进农民幸福感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强化农村社会经济保障体系建设，以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广东省农民人口特征及变迁研究

论文描述了1982-2000年间广东农民部分人口特征的变化,分析了不同类型地区农民的差别,指出在经济发达地区有外来农民取代本地农民的现象。指出目前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而相对高素质的农民往往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在部分地区存在贫困、高生育率、人口外流的恶性循环。     

中国农民的经济理性与农村政策的选择

农民"非理性行为"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将农民行为看成"非理性"的原因,或者是将理性行为的目标设定为利润最大化,或者是对农民所面临的特殊约束条件缺乏了解.所谓的中国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农民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村政策应当努力解除农民所面临的制度约束,避免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限理性与集体理性——以农村校车服务为例

当前,大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是学界和政界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追根究源在于有关行为主体基于有限理性做出不恰当的行为选择。在农村校车服务供给过程中,农民的有限理性导致"理性无知",亦即有意识地不去表达、不实表达、消极表达或者无法表达对农村校车服务的真实需求;政府的有限理性导致"理性冷漠",亦即有目的地表明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提高农村校车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破解"理性无知"和"理性冷漠",社会必须做出集体理性的选择,架构起有关行为主体之间联系的桥梁,使得农民获得更多农村公共服务选择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使得政府具有更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回应性和责任性。     

社会交换视角下大学生就业主动违约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经济人假设、理性选择理论假设前提下，基于公共管理的平台，以社会交换为视角，由于大学生就业违约涉及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三方在交换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因此，应对大学生的随意主动违约行为进行约束，对大学生就业不宜实行丛林法则式的违约粗放管理。     

理性与非理性:女直销员职业选择与流动的逻辑与困境

通过对女性直销从业人员的追踪研究,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视角下分析社会变迁中女直销员的职业选择与流动。研究发现:直销行业中的文化场域对女直销员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对她们的非理性选择有重要影响;女直销员之间的微观关系是直销运作模式的宏观体现;她们的职业流动与选择的动机没有直接关系,但与目的有直接关系,从理性或非理性到理性是其职业流动的逻辑;直销的场域、运作中的熟人关系和女性就业本身的弱势地位共同建构了她们职业流动的困境,使其很难实现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上的平衡。     

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代际间的动态视角——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后发型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村庄利益密度较低且人口外流严重,其村庄内部分化呈现出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相异的过程机理和最终形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村庄就业形势的转变使理性农民将就业视野拓展到村外,村庄人口大规模外流成为常态.受个体禀赋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外流农民职业分化逐渐形成,经济分化继而推进.但因人力资本差异有限,同时受职业和生活风险及父代责任绵延等的影响,有限的经济分化难以进一步扩张,因而并不足以造成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村庄内部社会分层.与经济分化并行的是社会性分化.由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加之村庄人口的大规模、长期性外流,市场观念的持续输入和由村庄"助行为"的消散引发的公共性消解,加速了乡村伦理共同体的裂解,而这也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代际间阶梯式推进的"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与动态化、螺旋式产生的房支"断链化"、家庭"核心化"和个人"原子化"的村庄治理困境相伴而生.破解这一困局,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背景下社会政策的主要议题及模式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正经历一个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量和快速的转移就业引发了重构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现阶段我国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社会政策的主要议题,提出了在首先解决当前已经凸现的严重问题的同时,应该将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总体模式和长期规划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同时,本文分析了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社会政策的基本模式选择问题,提出并简要论证了从长期政策发展目标上看,应该选择构建统一的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模式。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

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是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两种选择行为方式。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久远的历史根源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理性选择行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但是 ,理性选择必须通过感性选择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应当探索两者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的机制 ,实现理性选择的感性化和感性选择的理性化。     

父母非农就业、外出打工与子女的教育获得

文章把父母的工作状态分为在家务农、在外打工和本地非农就业三种,考察三者及其他家庭变量对子女教育获得（经济支持、家庭辅导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的影响。结论认为：一方面虽然不同职业状态的父母其子女的教育获得有很大差异,但和务农相比,外出打工和非农就业都会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增加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从而更有利于子女获得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机会。另一方面,子女的教育获得极大地受到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母亲拥有较高学历和非农工作的农村家庭,其子女会受到更高的期望和更多的家庭辅导。因此在引导农民向城镇有序流动的同时,政府应该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并加快农村地区发展、鼓励农民本地非农就业。     

可持续生计视域下的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

1978-2008年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催生了8300万被征地农民,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随之显性化.当前以货币为主的征地补偿因无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而被看作是缺乏经济效用的补偿,部分被征地农民近期生存有忧、长远生计更无从谈起,部分被征地农民近期生存无忧、但远期生存有虑,总之,他们的长远生计无保障.就业是重建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唯一路径,也是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本研究将被征地农民分为失地失业的大龄、女性农民,失地失业的青年农民、失地失业的富农三个类别,分析了失地后其所面临的失业、贫困风险,并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探讨了三类群体可行的就业路径.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民的自我认同危机：形成与纾解

现代化进程中,一部分农民受自身因素限制而无法向现代农民转型或跨行就业,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传统农民。现代化改变了传统农民所面对的世界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使得他们原先在农业生产中建立起来的自我认同逐渐消解。传统农民自我认同危机根源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相对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形成过程包括传统农民在商品交换中失利、在社会比较中失衡、在公共交往中失语、在自我反思中失望等基本环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给予传统农民更多关注、尊重和帮扶,从保障生存—发展生产—丰富生活层面探寻纾解危机的策略。     

关于中国农民经济理性的纷争

纯粹理性对任何经济主体都是一种经济假说。由于农民所处的特殊环境 ,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民是缺乏理性的 ,这种观点在国际上受到舒尔茨、塔克斯等理性论者的批判。中国自然经济历程较长 ,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 ,非理性的特征应该更为明显 ,但实证性研究材料表明 ,农民甚至包括贫困农户的经济行为仍然是理性的。当然 ,农民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争论还在继续     

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启示

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最近20年来社会政策界的弄潮儿,超越了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将社会政策与经济增长两者融合在了一起.它的目标的改变扭曲发展的状况,为此积极进行社会干预,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形成、个人和社区资产积累、就业等途径应用于实践当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文章最后认为,基于我国社会现实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特征,将其应用于我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货币理性下的农民行动与其偏差矫正

转型期我国多数农民处于半自给自足经济或半市场经济形态中,具有货币理性。货币理性催生农民生成新观念,并驱使农民在日常经济活动中频繁地进行货币化行动,如热衷于从事有持久性货币收入的工作和"跟风"类经济活动等,与此联系的农村社会交往活动也普遍货币化。尽管农民的货币化行动对农村建设、农民致富、劳动力转移有积极意义,但有些行动偏离了社会正常运行轨迹,彰显出即期性、功利性和原子化,亟须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予以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