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视阈下慈善捐赠监督与管理研究

慈善捐赠居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也是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慈善捐赠数量稳步增长,但占GDP比例和人均捐赠金额较低;慈善捐赠以现金和有价证券为主,物资捐赠不断增长;企业依然是慈善捐赠的主力,社会公众捐赠逐渐提升;基金会、慈善会以及政府部门为慈善捐赠的主要接收方。从资金流向上看,70%的捐赠流向了教育、扶贫与发展和医疗健康领域,74%的捐赠流向北京、广东等省份。上述现象折射出慈善捐赠意识不浓厚、慈善捐赠制度不通畅、慈善捐赠分配不科学、慈善捐赠使用不透明以及慈善捐赠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努力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氛围,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完善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以加强慈善捐赠使用审查,推动慈善捐赠公开透明,以便尽快完善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治理体系。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慈善事业监督体系

慈善事业要实现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必须在规范中有序地发展.文章从健全慈善事业监督体系的必刎要性入手,探讨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和完善慈善法律监督体系,保证政府监督的主体地位,加强慈善机构的内部管理和自律制度,健全社会监督机制,以发挥慈善事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影响慈善捐赠的显著因素：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分析

随着第三次分配国家战略的提出,慈善捐赠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此,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中国人慈善捐赠的最显著因素。然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分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两者均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严格控制受教育程度,单独研究收入水平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时,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对慈善捐赠行为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才是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水平是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进而与慈善捐赠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实质上对慈善捐赠行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要提升中国公众的捐赠水平,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步与第三次分配的有序开展,进一步提升公众受教育程度,在大中小学普及慈善教育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     

第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多维检视与实践向度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第三次分配在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体系的重要方面。农村虽然一直是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目标领域，但存在的问题亦较明显。在总量维度，农村慈善捐赠资源数量有限；在结构维度，农民精神生活富裕短板突出；在动力维度，农村志愿服务动力明显不足；在环境维度，农村公益慈善文化氛围淡薄。尽管第三次分配依靠的是民间的“自觉自愿”行动，但是这种“自觉自愿”行动也需要一定的制度设计进行激发。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应落实慈善捐赠激励机制扩大农村公益慈善资源，建立精神生活富裕促进机制弥补农村富裕短板，塑造志愿服务成长机制增强志愿服务动力，加强慈善文化引领机制优化农村公益慈善环境。     

正确认识人大监督的重要作用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在我国的国家监督体制中，人大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人大的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人大行使监督权主要是依法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以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保证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按照人民的意志进行活动。因此，全社会都要深刻认识我国人大监督的法律地位和重要作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监督权，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     

公益法人受益人监督权利研究

公益信托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是公益法人受益人监督权利赖以产生和构建的重要理论基础。两种制度中受益人法律地位存在不同的特点,这决定了公益法人受益人监督权利的构建与行使应以公益信托法律制度为基础并以合同法为补充。受益人特定化是公益法人受益人监督权利获得和行使的必要条件。我国立法应在公益法人受益人特定化的参考标准以及受益人监督权利范围及其行使等方面予以改进。     

美英慈善组织财务报告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完善的财务报告制度能够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并实现其慈善目的,保证社会经济健康运行。美英两国通过设定慈善组织财务报告的法定准则、规范财务报告的内容和审计制度、公开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接受公众监督,保证了慈善事业健康顺利发展。通过两国的比较研究,启示我国应当规范慈善组织财务会计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应当统一慈善组织财务报告模式、设置灵活的报告规则,应当实行慈善组织财务报告强制公开、构建信息统一公开发布平台,应当推进慈善组织财务报告第三方评估机制建设,构建慈善法治"新常态"。     

国际视野下第三方参与慈善组织评估的机制研究

建设第三方慈善评估机制将推动慈善组织规范化发展,我国已在实践中孕育了一批第三方评估机构,并对慈善组织产生了一定的监管作用。但第三方机构在发展中还存在缺乏制度保障、信息相对短缺、资金依赖严重、评估技能不足等问题。我国应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第三方机构参与慈善评估的经验,分析各种评估模式的异同及利弊,进而提炼出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第三方机构参与慈善组织评估的机制,促进慈善组织的良性发展,引导公众的慈善行为,使社会形成持续的慈善动力。     

SARS危机中慈善捐赠的特点与动机探析

SARS危机期间的慈善捐赠是继我国1998年抗洪赈灾捐赠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中型捐赠活动。非常时期的慈善捐赠与以往的捐赠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形态,政府在慈善捐赠规范化与组织协调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慈善捐赠的动机表现为多样化和复杂化。以SARS事件为案例,可以看出公共危机中慈善捐赠的特点与动机。     

地方人大过问具体案件是司法监督的重要内容

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和执法实施监督,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的一项重要职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权力,实行法律监督往往要涉及到具体案件。依法过问具体案件,有助于保证制定法律同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处于同等重要地位,防止滥用国家权力和因而产生的腐败现象,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正确适用,保障国家权力作用充分发挥,促使地方人大司法监督工作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中国慈善捐赠机制的发展趋势分析

伴随着经济社会领域的整体进步,中国慈善捐赠机制在捐赠主体格局、募捐筹资机制、捐赠组织管理体制以及监督透明机制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发展趋势.在慈善捐赠主体格局方面,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社会捐赠网络,个人与企业捐赠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传统基金会格局被打破,私募基金会迅速崛起.在募捐筹资机制方面,逐渐向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在捐赠组织管理体制方面,逐渐由"偏紧"的控制走向"宽松"的管理,由"条块分割"开始逐步走向"综合协调".在监督透明机制方面,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体、民间评估力量参与的慈善组织评估机制,完善慈善捐赠的公开透明机制.     

刑事诉讼法律监督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诉讼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如何全面履行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关系到检察机关存在的必要及中国刑事法律的正确实施。但在实践中,刑事诉讼监督在检察机关自身、被监督对象、监督的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要健全和完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需从完善各种法律监督机制入手,杜绝在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中出现问题,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作用,保证中国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监督

目前,理论界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问题基本上有三说:一说“法律监督”,认为主要是对“一府两院”执行宪法和法律、法规进行的监督。二说“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认为除“法律监督”之外,还有一个“工作监督”的任务,即对“一府两院”较为重大工作决策、工作部署及其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随之而来的,又有“以法律监督为主”和“法律监督与工作监督并重”的说法。三说权力监督,即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国家的名义,以宪法、法律为依据,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工作实施具有法律效力的全面监督。从人大监督的性质和职能上看,我们倾向于第三种说法。     

乡镇人大主席团提高监督实效的思考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主席团和常务主席，作为国家机关在乡镇政权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监督乡镇人民政府工作，是其一项重要职权。当前，研究提高乡镇人大主席团监督实效，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深入调查研究，提高监督的准确性；主动提前介入，增强监督的指导性；增加透明度，扩大监督的民主性；马上办、热心办，增强监督的实效性。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监督水平五个方面提高乡镇人大主席团的监督实效。     

破解慈善公信力困境：可追溯系统原理运用的理论与实证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困境成为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阻碍。重塑慈善公信力的关键在于从源头上治理慈善机构物资管理的混乱状况，实现捐赠物资的全局管理和调配，接受外部监督，即慈善事业运作透明化。引入可追溯原理于慈善事业运作链条，将可追溯系统与慈善物资管理进行对接，建构慈善物资可追溯系统，可以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实现慈善事业透明化，提升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慈善物资可追溯系统在实际运用中具有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能够切实发挥应有的优势，政府和慈善机构因此都有激励使用可追溯系统。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慈善组织治理制度，制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营造慈善捐赠氛围。     

中国慈善捐赠法制化论纲——以5·12震灾中的新闻事件为线索

5.12震灾中的慈善捐赠既发挥了中国传统模式的作用,也展现了网络时代互联网的重大作用。在此背景下,多元化的慈善主体和慈善方式已经逐渐形成,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环境依然不容乐观。过于保守的立法思想以及相关重要制度的缺失都将严重影响多元化慈善力量的培育与发展,又由于缺乏有效竞争,我国慈善组织的自律与监管制度都还亟待建设与完善。5.12震灾中的经验是我国慈善捐赠法制化的珍贵素材,认真反思与研究这些素材将是我国慈善捐赠走向法制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税收减免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当代社会对慈善事业的要求仍存有相当差距。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杠杆，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现阶段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较低，税收对公司捐赠收益一成本和捐赠选择的影响为公司做出捐赠决定提供了参考，期望通过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来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引导鼓励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公共领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作用。     

论送养人在养老机构服务合同中的法律地位

关于送养人在养老机构服务合同中的法律地位,实践中形成了总括式与区分式两种安排方式,并具有特定的法律和事实根据。送养人的法定义务来源于其未委托给机构的赡养(抚养、监护或救助)义务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其大部分权利来源于入住老年人权利的让与。基于代理人、付款义务人等角色的安排皆不能涵盖或说明送养人的法律地位,基于送养人法律义务的相对独立性,未来在养老机构服务合同立法中,送养人法律地位的特定化应属必然。送养人的法律地位的特定化也将彰显养老机构服务合同具有三方主体的特殊性。     

构建和谐社会呼唤以NG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

加速转型期中国社会呼唤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N G O建立在志愿性的基础上,以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它依靠“精神力量”,奉行“道德原则”。以N G 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目标上是一致的,而发展以N G 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需要法律、制度支持和公民社会意识的培养。     

刑事诉讼监督的立法发展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由《宪法》和相关法律确定的。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和集中体现。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改善和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是立法修改的重要内容。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刑事诉讼立法修改的要义,充分履行立法修改所赋予和强化的诉讼监督职能,是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