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羊皮鼓舞的文化符号与美学思考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历史悠久的羌族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文化发展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今日的羌族居住在岷江上游,仍有着原始信仰与自然崇拜等宗教观念,他们信奉"万物有灵",禳灾纳福都离不开宗教祭祀活动,羊皮鼓是羌族无字的书。羊皮鼓舞是羌族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羊皮鼓舞文化符号的认知,发现羊皮鼓舞有着鲜明的功利性色彩,较强的娱神目的。这种古老的仪式映射出羌民质朴的审美心理与精神信仰。     

略论宗教道德问题

宗教道德是对世俗道德进行异化和圣化后的一种伦理道德,包括"人神之道"、"人际之道"和"自然之道"三个层次.宗教道德的归宿是信仰.宗教道德以信仰的方式对道德进行着担当和作为并体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论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宗教观

白璧德主张把心理洞察作为出发点,提出了"更高意志"的学说以替代所谓的"上帝的恩典"以强调"内在工作"的重要性,试图建立涵摄世界各大宗教精神的"新的统一"以建立生活世界的信仰。在此,白璧德借鉴了东方的"道路"思想以缓和西方理性与信仰的紧张关系,使神圣不离世俗。白璧德在"上帝死了"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给西方人根植一种新的信仰,用意不在宗教的"冥思",而在现实的"调和",以矫正西方现代转型、特别是美国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文明问题。     

《庄子》"见独"的视野及其价值再思考——兼谈《感悟庄子》创作

"外天下"、"外物"、"外生"、"无古今"、"不死不生",集中体现了《庄子》"见独"的思想文化视野和价值。"外"、"无"的"玄之又玄",是超越而"通于道"的理想追求。《庄子》打破了"象以尽意"的表达方式,而归因于"大象无形"之道性。从"象思维"视角,整体把握其"象思"、"象境",才能真正体悟《庄子》。《庄子》之道的核心,对自然之道的坚守和对人的心灵关怀,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之道和最高关怀,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都具有常青价值和意义。     

大禹"铸鼎象物"考

本文以为,大禹铸鼎一事值得重新思考."铸鼎"实现了先民信仰对象向中央政权的集中,而"象物"是灵的形象化,所象之物则使原来信仰的无形象的"灵"转变为有形象的鬼神.中国的国家雏形就是依靠这种对信仰的控制出现的.     

无与有:老子道的哲学

道是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本原,生出天、地、神、人和自然万物;道有"无物"与"有物"两种状态,可以分别称作"无"与"有",其中,"无物"状态是更为根本的状态,无生出天、地乃至神、人,有生出自然万物.无和有都超越感知,不可以从感知维度加以认知,不可以从感知维度为其命名.认知道的方式是以心"观"道,也就是以心"观"无、"观"有,实质是对于道的"悟";由于悟不可以言说,所以,道依然不可以命名.道生天、地、神、人、自然万物,天、地、神、人、自然万物存在于道之中,又由道所构成,决定了道的主宰性,而道的主宰性又具有无为性质.     

“天·德”之辨:现代文化信仰的“理性”与“神性”

为了杜绝宗教犯罪,康德等人将道德假想为自给自足的概念,并以之对宗教进行规范。不过,道德只是一个或然性的、实践性的概念,剥去质料的"道德"并不存在。从信仰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研究道德与宗教问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信仰的是"非形象化"的神性的"天",而西方社会在经历对宗教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之后,也皈依到了对"去形象化"的神性的"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其实是对社会共识与社会精神的信仰,因此其本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由于信仰根本在于主观"认信",而且信仰可以给个体带来真实的精神圆满,因此,信仰也是个人的。对"天"的现代信仰可以帮助个体突破个体的生命牢笼,真正融入社会精神,从而形成个体与社会的双赢。在现代文化信仰之中,"神性"和"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孔子在中国重人远神文化中的导向作用

拓荒期的自然崇拜、笃信天命、信仰鬼神这种人类童年期共有的主要信仰形式，其宗教意味本来可以使中国象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产生宗教。但自周至春秋以来，中国产生了一场迥异西方造神运动的重人运动，孔子就是这个从原始宗教到人文思想演变运动的宗师。孔子的“人学”，涵摄了整个人类的美行美德，以理性思维代替宗教神学，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奠定了中国文化重人远神精神的主导地位，开辟了古代人文精神的新世纪。一、继天道而立人道夏、殷时，人的祸福完全由天、鬼神所决定，“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①…     

论中国人的信仰

在将"信仰"与"宗教"混同的情况下,西方一些人很难了解中华文化中的信仰状况,甚至以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看似"无"宗教,却是"有"信仰的。从《周易》开始,中国人就确立了以"天"为最高信仰,以人为关怀对象,追求"顺天应人"的人本主义信仰方式。这种信仰方式有其合理先进之处:它借多元宗教和非宗教的外壳,保持了"以人为本"的内核,有利于避免西方特别是欧洲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种流血的宗教冲突,给社会的发展多保留了一点难得的稳定和安宁。但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它对现实中很严肃的重大问题关注得不够认真、不够执著、不够彻底,甚至对于自己的信仰对象也缺少彻底的追究和一贯的把握,而是任其含混不定,随意改变;对于"信仰"这种心理和行为本身,它更少有正面的、开诚布公的自觉、反思、追问和交代,而是将其当作心照不宣的约定,满足于"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停留于自发选择和盲目运用的水平。其结果便是,使人容易满足于眼前的、似是而非的所"得",而忽略在那些更大、更深远、更宝贵的东西的所"失"。在新的时代,人们既要深入理解它的特点,这是解开中华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又要充分挖掘它的资源,依据民主法治原则处理好信仰与宗教的关系,这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言”与庄子象思维

由于言不尽意,古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得意忘"象".庄子以"三言"敞开了一个无比丰富的"象"世界.寓言"藉外论之",以虚构和传说之"象"来阐发义理;重言借古喻今,通过历史人物以"象"言"道";卮言"和以天倪",以不停运转回旋之"象"来"得其环中".庄子以"象"言事,借事寄意,实为象思维之集大成者.     

嬗变与衍生:土家族的宗教信仰

本文探讨了在人类社会的宗教形态从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土家族的信仰观念和信仰习俗发生嬗变与衍生的诸多形式,并分析了导致土家族宗教信仰发生变迁的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心理因素和地理环境因素。     

论道家美学与传统艺术精神——兼论李白诗风

道家关于自然、全美、虚静、坐忘、虚实结合、得意忘言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的"道"、"心"、"悟",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意境的自然美、融合美、超越美的特征,造就了李白自然、奔放、淡远的诗风.     

论仪式的审美现代性

仪式是信仰的表达形式,先天具有以"互渗律"为基础的人类想象和情感体验。人们通过感性体验将传统、习俗、宗教、道德、信仰等融入自己的生活中,从而获得对信仰的感性理解及坚定的内在根基。然而,以"分裂"、"祛魅"为特征的现代性问题的出现,却使得仪式从传统、宗教、道德、信仰等内涵中脱离出来,逐渐蜕化为仅具有审美功能的空泛形式,从而造成人们对"信仰"及"美"的狭义化解读。     

艺术迷狂与偶像再造--三星堆青铜神像的美学思考

三星堆文化的美隐含在宗教和神话的古史系统之中,它是通过信仰神力而达到美的.其内含有三点①尚美的意识源于拯救,信仰是一种拯救.在信仰的层面上,通过巫术与神秘经验的意象化,使人达到美善与力的统一.②当先民把对自然的感受通过宗教的观念转化为形象时,这些形象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审美意识,表现为偶像再造的过程中,由自发状态转为规定了某些自身特质的审美形态.③偶像与现实人物的"视象双关"由于迷狂作用而在形式结构上呈现为"尽量减少"的趋势,在体积感和深度感很强的青铜器上,人的感性特征转瞬即逝,不断简化,"形"与"力"的抽象过程表现出美的超越性.     

自然与宗教的双重存在——对老子之天的考察

老子之天是复杂的,具有自然之天和宗教之天两重性。对于自然之天,老子认为天根源于本原之道,天的特征是清明,天的地位仅次于道,天的价值在于同地一起协助道创生万物,天比万物生存的时间更为持久。基于自然之天的自然性,人只是效法天,以获取生存智慧。对于宗教之天,老子认为天具有主宰性,天主宰人间万事时体现其道德性,这种道德性又体现在天一方面对所有的人"善",另一方面仅对善人"善"。基于宗教之天的主宰性,人们唯有事天、从天,顺应天意,才能获得天的佑护。     

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

本文通过对涉及历史、宗教、民俗、哲学等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诸多领域的太阳崇拜和太阳神话进行分析,由此寻究古代神话和宗教信仰的深层结构,了解人类文明的内涵,同时从侧面探讨不同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特征。作者认为,太阳崇拜如同原始宗教一样,是早期人类原始信仰的必由阶段。日神信仰中的太阳被人格化,成为民族精神的灵魂,对其信仰在古代农耕地区尤为突出。系统的宗教或神话的形成,使太阳崇拜和动植物崇拜的自然特征逐渐衰退,随着人类认识的提高,日神信仰实质上已丧失了信仰本身的意义。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特质及其现代反思——兼论现代新儒家的"人文宗教"观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其前提条件必须是道德自身成为一种信仰.儒家对"人文"精神及其道德教化的极端重视导致其"道德信仰"的最终确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钱穆、唐君毅在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宗教特质时,都认同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维取向与思想特质,并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三阶梯".然而历史与现实都告知我们,当道德信仰放大为政治教条并强化至一个极端时,悖论就开始出现了.     

把握世界四种基本方式的自觉整合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来源于理论创新与现实创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而人们又总是通过常识、科学、宗教、哲学等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参与并改变上述历史进程,因而考察这些方式作用机制之异同,进而沉淀出能够引领社会良性前行的方式自觉,无疑是一项重要课题。常识以"共同经验"作为"中介",容易导致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宗教以"启示"的方式预设一个超验的神的存在来理解和把握世界,也仅仅停留在"鸦片"的功用层面来化解和消弭现实中的各种矛盾;科学提供了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感官幸福的前提,也彰显了人类理性,但其研究对象局限于经验—现象世界及其中的必然规律,并不能直接解决信仰、道德等人类价值世界中的问题;哲学通过理性考量来化解宗教、常识遭遇到的困境以及科学不能达及的领域,试图为人类的道德领域寻找根据,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指明方向。     

简论中国的宗教与宗教学

中国有没有宗教?儒家是不是宗教?儒、道、佛三教之间到底有没有一种共融的信仰形式?这一系列颇有价值的"现代性"问题是我们开展华人宗教研究时首先需要回答的。通过对"中国无宗教"、"儒家非宗教"陈说的总结和分析,可以知道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哲学充满了各种"宗教性",置汉族人的宗教生活于不顾,试图说明整个"中华文化"传统,或者说改造出一个现代"精神文明"体系,肯定是不可能的。"五四"后学者按西方基督宗教的定义,提出的"中国人宗教意味淡薄,中国文化缺乏宗教"的说法需要反省。中国宗教虽然在教义、教会等形式上不如西方亚伯拉罕宗教那样突出,但在祭祀、庙会、法会等形式上却更胜一筹。中国近代传统的历史研究,包括思想史、文化史、经学史、文学史、地方史,甚至经济史中都有很多宗教课题的研究。目前的宗教研究亟须一种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即将"中国宗教"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分儒、道、佛,结合文、史、哲,兼及社、法、经等多学科,建立一门真正独立的"宗教学",对"中国宗教"加以系统的研究。     

"道"信仰的建立与早期道教的改革

早期道教的逐渐成型是一个多源合流的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是道教在其原始宗教形态基础上所作的一次重要的改革尝试.从这一视角下对早期道教理论构建的重要一隅--"道"信仰的建构作简略地探析,通过对"道"的神格化、"道"的伦理和仙道的理想等内容的梳理.可以管窥"道"信仰确立在早期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