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成都城市自治与参政议政机构

本文以中国西部内陆中心城市成都为主要对象,研究了从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间成都城市自治与参政议政机构的发生、发展及变化.近代城市自治和地方自治机构虽然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毕竟反映了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有其进步性,因而不能一概否定.     

公共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898-1949年的上海

20世纪前半期是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卫生制度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推动角色。公共卫生制度的形成是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公共卫生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民间社会力量在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中广泛参与,民众个体的文明习性因此逐渐养成,推动了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现代性的增长。     

天津租界史研究现状

<正>租界作为近代中国的产物,其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乃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和贸易区域。它是西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强行划定的,独立于中国的主权之外,成为"国中之国"。租界存在于中国各通商口岸,尤以天津为多。先后有英、法、日、意等九国租界。租界的存在,对于近代天津城市的成长变化、文化的重塑、城市空间等都产生了     

两界三方管理下的上海舞厅业——以1927至1943年为主要时段的考察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所谓"两界三方"共存的局面维持了近100年。其间,它们彼此影响,或沟通、或协调、或龃龉、或掣肘,对上海市政建设、城市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和远东的近代化发展都产生过至深且巨的影响。交际舞是一种来自西方的社交自娱活动,交际舞厅业则是以提供舞女伴舞为基本经营之道的大众休闲商业。在中西文化冲突、生活习俗歧异的背景下,在追求高雅艺术与迷恋肉欲满足的两相之间,在社会普遍破败和娱乐产业畸形发展的矛盾景象之中,舞厅都以多重、多面、多样的姿态,引发整个社会的困惑和感叹,由此成为两界三方市政管理中的一大热点和难点。     

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初探——以《新大陆游记》为中心

梁启超在１９０３年游美期间对域外城市社会和城市文明形成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他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的城市自治传统是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基础，而中国的自治传统是宗族自治，中西自治精神大相径庭。族制自治与市制自治成为中西社会发展的不同主线。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在近代中国人城市观的演进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受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近代知识界自觉地将地方自治与城市紧密联系起来，把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城市自治之上，争取从实现城市自治的途径寻求国家社会政治的改良     

《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

<纽约时报>是19世纪中期创办的一家美国主流媒体,该报多次报道上海的电稿.为我们体认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演变的先锋和主角的上海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纽约时报>留下了上海人口增长的记录;它报道了以外滩为扩展源.以英美租界为中心,不断向周边辐射和扩张的城市化过程;反映了第二、第三产业向上海城市空间的集中和聚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上海的普及.上海近代的城市化进程与鸦片战争后不久的开埠直接相关,它是以民族的屈辱、利权的丧失为前提、为代价的.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列强在上海的特权<纽约时报>大唱赞歌,并不道余力地在走私、拒交关税、会公廨、治外法权、租界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为自己国家和其他列强辩护,体现了在国内外的双重标准.另一方面<纽约时报>不得不承认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掌控下的上海租界在近代化进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黑暗面,承认上海有苦力、有骚乱和刑事犯罪,揭露英国人的贩毒活动,但时于同在上海的本国人的鸦片贸易却保持沉默,不置一词.在多重利益的驱动和制约下.<纽约时报>要想完全讲真话、讲实话是不大可能的.     

二十世纪初的游动摊贩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武汉、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游动摊贩是活跃在古今中外、城市乡村的一个社会群体。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游动摊贩遭遇了新的生机与挑战。都市的胸襟确实给他们提供了谋生的机会,但即便他们练就五花八门的生存技艺,却依旧无法摆脱漂移不定的生活境遇。他们与都市居民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与市民日常生活相伴相生,成为美妙的城市之音。然而,其难以避免的不良习性,又成为城市社会不和谐的音符。在近代中国市政建设和城市管理浪潮中,摊贩被纳入国家强力控制范围,他们因生计问题与市容交通之悖时而与市政当局滋生冲突。尽管面对国家公权的暴力执法,大多小贩无力应对而选择忍受避让,但当生存受到威胁时,他们也会联合起来,采取激烈的抗拒行为,以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和生活方式。冲突的结果是,市政当局回到体恤民生的政策与实践轨道上来,终归重获地方社会的秩序和安宁。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     

近代区域暴动与城市变迁——以小刀会起义为个案

就性质而言,小刀会起义不过是一次区域性的城市暴动,并不具有全局性影响,但在上海城市变迁的历史上,其影响却不可小觑。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一、它引发了上海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难民潮,此前的华洋分居一变而为华洋杂处;二、华洋杂处以后,界内秩序大乱,于是而有《上海土地章程》的修订,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次第设立,以及租界内的市政管理体制和社会治安体制的构建;三、它促成了上海城市格局的变化,此后租界日盛,北市(租界)迅速取代南市(老城厢)成为上海城市的中心;四、上海客籍移民构成发生剧烈的变化,江浙商民逐渐取代开埠初期的闽广商民,成为上海移民的主体。小刀会起义后,上海一跃而为全中国最发达、最有生气的城市。     

中西法律近代冲突与调适的另一种表现——以土地升科与涨滩产权为例

传统社会法律变迁是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基础上完成的，但移植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存在着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在对抗和冲突中不断吸收和融合。这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不仅体现在国家立法中，同样也体现于地方及民间的具体制度受外来法制的影响而产生的自然变迁中。而后者则更能反映法律制度变迁的内在要求。封建社会的土地升科与涨滩产权制度极具传统法律的特点，但是在上海租界中，这种制度却在与西方法律制度的不断冲突中发生着改变，这从另一方面阐明和解释了近代法律制度变迁的规律。     

见代小说中的小城场景

在现代学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些以小城镇为背景的小说，这些小说呈现出与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小说不同的生活场景和化况味，而且不同作家笔下不同地区的小城镇，在地理环境、自然风俗、化生活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通过一幅幅各具特色的小城场景，不仅可以领略那个时代的小城和小城人的生活，还能够感受到社会的风云变幻，体味到小说审美艺术之外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化。     

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近代变迁述略

在中国近代 ,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 ,中国人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及妇女的地位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不仅是西方文化的冲击使然 ,更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进行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虽然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运动成为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变迁的内在原因 ,但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近代变迁的内驱力不足问题。     

玩物丧志?——麻将与近代中国女性的娱乐

娱乐游戏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代以来社会的不断变迁,中国人的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晚清民国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都开始频繁参与到各类新兴的娱乐中来,同时她们也成为了社会交往活动中广为世人关注、饱受争议的对象,而这其中尤以麻将女人为最。麻将游戏不仅仅是新女性摆脱家庭束缚的象征,还是男权社会重新套牢束缚妇女的工具,更为一个个对现实心灰意冷、无力舒展自己生命欲望的女人们提供了精神的避难所。近代中国社会在一步步粉碎束缚传统妇女枷锁的同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接受、容纳新女性的社会空间,这必然导致女性群体在新旧社会/家庭身份认同上产生种种迷惑和错位。对大多数女牌友来讲,与其说她们把生命浪费在打麻将上,是因玩物而丧志,不如说是整个社会压抑的生存环境迫使女性丧志后,她们才集体沉沦在玩物之中。     

传统文化中不道德现象的现代批判

当我们用现代标准、现代批判意识来审视我国传统文化时，可以看到古代道德律令、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道德现象。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只重“内省”的道德调控方法，看客心态的普遍化是这些不道德现象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应从努力创造道德建设的良好环境，实现伦理道德的规范化、制度化，使道德教育面向日常生活，关注人的幸福指数等方面抓好现代道德文化建设，以彻底剔除传统文化中的不道德遗弊。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进路

现代性概念不应当是现代文明的另一个指称,它所指谓的只是现代文明的内涵或曰文化。其涵义有三个层次:现代文明的质的规定性;现代文明的价值理想;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问题,内孕着两重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其一,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统一问题;其二,现代性与中国性的统一问题。本文着重讨论第二个问题。现代性与中国性之统一的要义乃是后发现代性建构与后(期)现代性建构的统一问题。后发现代性意味着中国性向普世性的现代性开放,后(期)现代性则意味着现代性向特殊的中国性汲取滋养,以创化中国性与现代性相融汇的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之河。中国现代性建构,从中国性角度看,在文化的生活方式层面之指标序列上,主要要致力的是:非普世性的亲友社群与超越文化;普世性问题却很可能是非普世性解决的全球化与生态化问题。     

中日前近代民间学问观的差异--兼论中日引进西学的不同态度

在近代以前 ,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基于各自的社会结构而形成了不同的学问观 ,从学问的内容 ,到学问的价值 ,以及学问对于人们生活怎样发生功用 ,二者都有很明显的区别 ,这是造成那一时期及近代以后两国对于吸收西学采取不同态度、走上不同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由这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吸收西学远比日本艰难缓慢的内在原因 ,在于民间学问观所形成的整个社会对于西学从学问内容层面的普遍鄙视 ,从文化价值层面的普遍贬斥 ,以及西学长期未能纳入科举 ,难以形成促进人们学习西学的动力 ,这些人们的普遍态度 ,构成了对吸收西学的强大社会阻力。     

古今之争中的史学家自我救赎——从黄仁宇命运谈起

作为史学家,黄仁宇身份复杂、经历坎坷、思想富有原创性.他的历史著述中充满“申辩”意识,这不仅可以视为是为其本人的生存与荣耀,而且可以看做是为古老中华文明的生存与荣誉申辩.然而他的思与行又充满悖论: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欧美的强大,大声疾呼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经常与“现代理性文化”格格不入.从黄仁宇这样的典例出发,有助于探讨现代华人史学家在“古与今”和“中与西”的张力之间的紧张思考与探索.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间敏感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危机、全球难题和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所包含的三个层次基本问题,其核心是维持自身对时代的敏感性。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时间敏感性,这是其实现干预世界历史旨趣的基础。但是,这种敏感性由主客体(理论／实践)辩证法所维持,并由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造成现代社会理论和政治纲领之间的张力。在全球层次上,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核心是一种政治承诺的困难:作为一种政治纲领的现代性规划的缺失。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化和激进化趋向所导致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过分张扬而解放政治纲领建设不足所造成的。在中国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含着社会主义政治承诺和物化的现代性社会结构之间的基本冲突,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需要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和社会批判功能之间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本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法律秩序生长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出现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城乡分割体制的存在、贫富悬殊的两极化以及阶层认同的危机,都对现代法律秩序生长提出了严峻挑战。消除城乡二元制度性篱笆,提供更多的流动机会与制度空间;抑制社会权力滥用,加强平民上升流动,大力培育中产阶层;通过结构性改造和制度性变革,加强阶层认同意识,是应对各种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推动现代法律秩序生长的有效途径。     

民初都市女性形象及社会地位的确立——以1921年《申报》女性广告为例

1921年《申报》的女性广告塑造了健康、美丽、年轻、时尚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在成为都市消费主体的同时，中国女性开始逐步构建精神层面的现代性。广告对女性形象的运用体现了女性在商业中的工具性价值和消费客体的地位。女性广告同时体现出都市女性构建与现代化相连的家庭生活模式的趋向。但是，女性的社会价值定位单一，仍然延续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十分有限。中国女性的最终解放仍然需要社会的整体演进和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