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之“乐”与人生“幸福”

传统之“乐”认为．“乐”是“安而不忧”、“善美愉悦”与“自然顺适”心理体验；也是“生生不息”、“云淡风轻”、“率性而为”人生状态：还是过程的、信仰的、指向未来的幸福，甚至“幸福”本身就是理想与信仰。在传统之“乐”这种理想与信仰包括两个方面：“天人合一”与“各得其所”。通过分析，传统之“乐”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包括四个方面即“静底”、“善底”、“天底”、“和底”。     

“乐”之体验与生命圆融——孔子“乐”之境界的审美解读

孔子“乐”的体验既不来自于对外在客观真理的认知，也不来自于主观情感的选择，而是来自于生命追求与道（仁）合一后的精神自由。因此，这种“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它超越了外在的富贵、权势、物欲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使自己的生命进入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澄明之境。但是，孔子的这种“自得之乐”又不同于庄子追求的个体之“乐”（“逍遥游”），因为这种“乐”的背后潜藏着对社会人生的深深之“忧”，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孔子美学所独有而老、庄美学所缺乏的，它体现出孔子美学的深刻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追求的生命圆融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忧乐圆融，它蕴藏着真正的人文关怀深度和人道情操的生活内容。     

“明遗民”与“贰臣”交游论析--以“明遗民”为视角

“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情形十分复杂，交游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在明末已有交游，“明遗民”难忘故旧，不忍割席；二是“明遗民”生计维艰，处境险恶，遂投奔“贰臣”，寻求资助与庇护；三是“明遗民”伺机而动，向“贰臣”降将请兵抗清，以图恢复故明。“明遗民”与“贰臣”虽有交游，然并未忘却彼此政治立场与道德操守的底线，常常面临“交”与“绝”的两难选择。不能把“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作为对其人格评价的唯一标准，更不能因此而怀疑甚至整体否定“明遗民”的人格气节，应抱着“了解之同情”，体恤“明遗民”生存的艰难、依附的无奈与隐忍的苦心。     

“暂时”与“临时”辨析

“暂时”和“临时”在语义和句法方面各有特点:语义上,“暂时”的情状具有可控性或者在非可控状态下可断定其会发生变化,而“临时”的情状只具有可控性;句法功能上,主要表现在对动词、名词的选择上。     

洞口方言的介词“把1”、“乞1”和“把乞1”

介词“把1”、“乞1”、“把乞1”的语法功能主要是构成给予句式，这些句式的句法特征、句式来源和语言地位各不相同；三者在句式中的不同表现预示着它们语言地位和发展趋势的不同：“把1”和“乞1”的竞争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句式优势决定了“把1”的竞争优势；“把乞1”词形受“把1”和“乞1”的类化，暂时没有被排斥的危险。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用“同心”思想统领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

文章以“同心”思想结合对台工作，从创新宣传途径，架起“同心”桥；拓宽交流平台，打造“同心”路；维护台胞权益，多办“同心”事；丰富联络方式，齐绘“同心”圆；携手同促发展，共圆“同心”梦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新形势下“同心”思想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作用。     

论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三分说”取代“二分说”的缘由

本文简要概述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二分说，即“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的区分说，但是，由于他的“施事话语”概念本身的不严格以及他的兴趣的扩展，他后来感到很难坚持“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之间的严格区分，转而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即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并就奥斯汀先后提出的这两个理论的联系性和差异性．阐释了其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重读“五四”

本文通过对“五四”的重读，就几个有关“五四”的敏感话题发表了看法，对以下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所谓“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所谓“五四”在文化上的“欧化”倾向严重丧失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失范、价值无序、道德失落等问题是由于“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过了头；所谓“五四”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关怀方面有所缺失。文章认为，随意抹杀“五四”的历史功绩是一种轻率的、不严肃的态度。如果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将“五四”摆到本世纪文化发展的特殊语境中考察，我们就能看到，本世纪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五四”的开创之功，“五四”所提出的许多文化命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方谈话”与“经济发展平台”理念的生成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经济发展平台”作为一个新概念或一种新理念，在我国逐步形成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可以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台阶论”、“结构论”、“阶段话”(“飞跃论”)、“创新论”，对我国经济在新世纪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陈之迈—抗占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是一个已被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笔者认为其中仍然存在着若干被忽略的问题o lC如，如何从参与论战的专业政治学者的角度来检讨论战表面话语背后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o本文通过梳理论战的言论脉络，追踪文本线索，得出以下结论：论战要角之一清华政治学者陈之迈借用英国政治学者巴塞特(R，Bassctt)的“民主”概念和美国政治学者罗杰士( Lindsay Rogers)的“危机政府” (Crisis Govemment)理论疏解了“民主论”者与“独裁论”者之间的理论张力，特别是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独裁论”者提供了自我调节的理论依据，加速了这场“民主与独裁”论战的结束。     

新世纪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

新世纪以降，诗人的叙事技艺愈加纯熟，许多诗人的先锋实验走得较远，其中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便是他们追求诗艺的“另类”尝试。碎片化叙事以语意的碎片化和语词的拼贴化来展现诗歌的“晦涩”美学；“反常性”叙事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构成张力性的“不谐和音”；而“黑色”叙事则是诗人直面残酷的工业时代、对抗庸俗现实的精神武器，展现出荒诞的末世情绪。     

陈水扁“废统”用心何在

陈水扁自2000年上台六年来，年年都有谋求“台独”或“去中国化”，以“切香肠”方式“谋独”动作不断，一开始还有些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后来便越来越明目张胆。2000年11月台“外交部”密令各驻外“大使馆”、办事处，停止使用“国徽”，以梅花代替；2001年12月，台“新闻局”公布新的局徽，取代原先具有的中国版图的旧局徽；2002年2月，为驻外机构“正名”，不用“中华民国”字眼，改名为台湾代表处；2003年9月，护照上加注“台湾”。     

从“种”哲学到“类”哲学——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类理论”之比较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都从“类”的角度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但两者的“类理俗’存在根本差异：在理论基础上，费尔巴哈从“感性直观”出发，马克思则从“感性活动”出发；在理论内涵上，费尔巴哈的人是“自然人的共同体”，马克思则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理论归宿上，费尔巴哈着力于虚幻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强调现实的“社会批判”。     

宋代传播艺术及媒介特征——从“邸报”、“小报”、书院说起

北宋和南宋各经历了九代皇帝，三百年的时间给今天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物质生产领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宋代传播领域掀起了一次革命；传播活动方面，“邸报”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报纸统称在这一时代细化起来：“邸报”代替了“进奏院状”，官方信息传播系统更加健全，“小报”这一民间传播方式出现，引发了争议；教育活动方面，书院作为教学机关更加完善，理学思想传播范围广泛。传播媒介在宋代得到了改善，传播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发展，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更加发达。     

“普通程序简化审”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探讨

作为“被告人认罪”后的案件快速处理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限制了被告人的很多权利，如无罪推定权和沉默权等，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尤为重要。应从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保障被告人知悉权；明确协议主体只限于检察官与被告人，确保被告人认罪选择权；确立公诉方的量刑建议制度，确保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保障被告人律师帮助权四个方面，加强对普通程序简化审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新出秦简与秦代“新黔首”户籍管理

过去将“新地”民或者故六国人称作“新黔首”,并不确切。在法律上，“新黔首”可界定为“新地”六国遗民符合条件重新登记户籍者。秦代从法律层面落实属地登记原则，统一将“新地”六国遗民纳入国家户籍体系；区分不同性质的“新地”六国遗民，编制“新黔首户”与“从户”等不同性质的户籍，实施差序化的政策；同时区别“新黔首”与“故黔首”,实行差异化管理。这些体现秦代大一统国家整合地域社会的差序规制逻辑，具有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     

论“与时俱进”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

作者认为“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概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度统一的客观基础和哲学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高校“三进”工作中的“两课”教师因素分析

“两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即“三进”工作 )的主渠道 ,“两课”教师在“三进”工作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此 ,我们应认真分析影响“两课”教师的师德因素和业务因素 ,积极探讨提高“两课”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