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再审诉讼的程序构造——以德、日为比较对象

德国在再审诉讼程序构造上坚持＂三阶段说＂,日本虽然表面上主张＂二阶段说＂,但从严格意义的程序划分上则贴近德国的＂三阶段说＂;通过对德国、日本再审诉讼程序构造的比较和对我国再审诉讼程序构造的现实把握,我国也应该建立＂二阶段＂的总体构造,即再审启动阶段和本案再审理阶段,但再审启动阶段内部仍然要区分为再审诉讼要件审理阶段和再审事由审理阶段。     

刑事再审程序价值理念之探讨

刑事再审程序作为法律救济的特别程序,其设计是否科学,直接关系着国家刑罚权实施的公正性以及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护。然而,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实施效果却未尽如人意,究其理论根源还在于其诉讼价值理念存在较大的缺陷。因此,本文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了再审程序与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关系,具体分析了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价值理念之不足,进而提出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兼顾公正与效率,在公正的前提下实现最大的诉讼效益的价值理念。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公平效益原则新探

坚持诉讼的公平效益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立法在诉讼的公平效益原则方面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尚有缺陷。应在对市场经济本质的把握上，改革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级、再审条件、再审次数以及抗诉再审中调解结案方式的运用范围等，以使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完善。     

试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但为了纠正审判错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又规定了再审程序。现行民事再审程序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职权主义色彩浓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再审程序功能的实现。本文在对现行民事再审程序的弊端进行详尽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民事再审程序要以"依法纠错"作为指导思想、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以诉讼权利为本位;并且从主体、时限、事由三个方面对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建议。     

从价值选择维度看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来设计再审程序容易导致对再审程序的滥用,有关提起再审程序的具体规定宽泛、混乱容易导致再审程序提起的随意性,从而不利于维护生效判决的确定力和公信力。完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可以考虑确立“一事不再理”、“禁止双重追诉”等诉讼原则,对申请抗诉的次数加以限制,建立包括申请再审程序和申请抗诉程序的完整的申诉程序等。     

再审程序反思性检讨

再审是民事诉讼机制中一个救济程序制度,设立本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判决的正确性,它与一审、二审程序衔接,共同促进民事诉讼目标的实现。随着诉讼理念更新以及诉讼法治化的要求的不断提高,再审程序的缺陷日益显露出来,有的案件经过一审、二审进入再审,发回后又进行再一轮的诉讼,有的多达十几审,不仅有违诉讼经济原则,而且削弱了人们对法律的预期,损害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影响了司法的权威。     

论行政再审

通过对我国行政再审概念的分析可知,我国并没有完整的再审程序,有的只是审判监督程序,而再审基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权利救济、诉讼公正等理论有其存在的必要,针对在我国再审中存在着指导思想与两审终审制背离、申诉与申请再审混乱、启动再审的主体不明、再审管辖模糊等问题,应对再审进行重构。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指导思想的反思与修正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指导思想过于追求实体真实,导致再审程序启动随意,造成司法资源浪费,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与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并不完全相融.应当引入程序公正、既判力、人权保障、诉讼效率等现代司法理念,树立"有限再审、依法纠错"的指导思想,以促使我国刑事再审程序...     

略论我国民事上诉审与再审关系之衡平

民事上诉审和再审的不同程序功能导致了司法公正性与裁判安定性以及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的冲突。由于我国对上诉审与再审的关系在理论上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在制度上又缺乏使二者协调运作的机制,故再审程序由特别救济程序向普通救济程序"异变"的趋势愈演愈烈,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弊端。鉴此,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科学的定位,重新构筑我国民事诉讼的审级制度,实行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度,并对再审的启动实行严格限制,以协调二者的运作并使之形成良性循环。     

论民事诉讼中的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既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新增设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又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可以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探讨这一诉讼制度的概念特点和适用范围,对于全面实施《民事诉讼法》,对于加强我国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所谓申请再审,是指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协议,认为确有错误时,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复查纠正     

清代地方民事诉讼程序初探

在我国清代的实际审判过程中,已开始区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但在其基本律典——《大清律例》中,对民事诉讼的规定颇为匮乏。司法实践中大量遵循的是各地州县官在纵向的传承与横向的交流中形成的诉讼惯例。清代州县官对民事案件的审理是正式的审判,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包含起诉与受理,堂审前的准备,堂审和判决这些基本程序,相比较前期封建法制,已经具备了近代民事诉讼程序的雏形。     

从“亲亲相隐”到证人拒证权制度的建构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某些具有特定身份的证人免于强制出庭的义务,但我国并未因此而建立起证人拒证权制度。本文拟从“亲亲相隐”这一儒家传统礼法制度展开,认为无论是基于天理伦常的亲属拒证权,还是基于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的职业拒证权,抑或为了保护国家秘密及公务秘密的公务拒证权,以及为了保护人权的不强迫自证其罪拒证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均具相应的伦理基础和现实意义。进而,本文从证人拒证权的主体、拒证权行使程序及拒证权之例外情形诸方面,尝试对证人拒证权进行制度建构,认为近亲属、享有保密义务的专业人士、持有公务机密的公职人员或曾经担任公职的人员及可能因为作证而受到刑事追诉或处罚者,可以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拒绝以任何方式作证;但是,在证人自愿放弃拒证权,以及在某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中,或因证人兼具被害人或共犯等其他身份时,亦须对证人拒证权进行必要限制。     

中国应确立相对独立的劳动诉讼制度——以实现劳动司法的公正和效率为目标

中国现行劳动诉讼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欠缺应有的独立性,具体表现为诉讼程序启动欠缺独立性,裁判机构欠缺独立性,诉讼程序欠缺独立性。独立性缺失的恶果是劳动仲裁与诉讼受案范围不清;劳动争议当事人诉讼选择受限;劳动纠纷处理时间过长;劳动诉讼忽视调解的重要作用;审判人员构成背离"三方协调性"和"智识专业性"。中国劳动诉讼改革的制度取向应是构建相对独立的劳动诉讼制度。其基本制度内涵是"或裁或审",劳动诉讼独立于仲裁;在普通法院内部设立劳动审判庭;在我国正在制定的《劳动争议处理法》中确立劳动诉讼特别程序。在劳动诉讼特别程序中,要适当缩短审限;确立相对诉讼时效;突出调解的地位;规定小额诉讼程序。     

论民事诉讼失权制度

民事诉讼失权是指民事诉讼主体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的诉讼权利因出现法定的程序事由或原因而丧失的情形。民事诉讼失权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体要件、客观要件四方面,其程序功能在于接近正义。     

商标法上在先权救济机制的质疑及重构

我国法律规定商标评审乃注册商标争议诉讼之前置程序,但在先权受到侵害的利害关系人仍有权依其他相关法律提起民事侵权诉讼。这种循环诉讼体制下,必然造成大量的行政司法资源浪费。此外,商评委与法院分别审查商标案件事实的双轨制模式也无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裁判。有鉴于此,我国应当重构在先权救济机制,将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在先权纠纷的职能转移给各地法院。由法院继承相关审理职能,一方面可以缓解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的压力,缩减当事人获得救济的时间,节约司法行政资源,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法院间的协调,消除矛盾裁判。     

民事判决理由探析

英美法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不仅在学理上而且在立法上都十分重视判决理由。然而,我国现行民事判决理由在立法上和实践中存在问题很多,不利于民事诉讼制度的优化和法院威信的提高。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从比较法的角度就民事判决理由的内涵和我国民事判决理由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判决理由的立法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试论经济诉讼法的独立构建

由于经济公益诉讼案件不能通过传统诉讼方式很好的加以解决，这在客观上产生了对经济诉讼法的需要，经济诉讼法的实质是经济公益诉讼法，经济公益诉讼不同于经济法上的诉讼。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复杂化．我国应构建经济公益诉讼法。经济公益诉讼只是各类公益诉讼中的一种，经济公益诉讼法也只是公益诉讼法中的一种。因此。我国应构建一个涵盖各类不同公益诉讼，跨越部门法的新型综合性的诉讼法——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作为一个整体应成为第四种诉讼程序法。     

试论民事诉讼举证时效制度的理论基础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就举证时效制度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能够在司法实务中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为任何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作,都需要有相应的理论基础。举证时效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程序安定理论、法律真实学说、诚实信用原则。     

困境与展望：对日民间索赔途径之思考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始终坚持了一条诉讼的道路，但如今，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其境外进行的诉讼都陷入了不同形式的困境。其中在日本的诉讼遭遇了日本最高法院败诉判例的重大障碍．在美国的诉讼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显得前路未卜，而在中国进行的诉讼则由于有限豁免主义的“双刃剑”效应而显得十分棘手。开辟诉讼以外的索赔途径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由国家代表受害者进行国际求偿，以及敦促日本国内进行赔偿立法，则是两种具有可行性的非诉讼索赔途径。战争损害赔偿问题的全面解决也正有待于诉讼与非诉讼索赔途径的协力运作。     

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

德川幕府统制的江户时代的前中期,相当于明朝的最后40年至清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统一的实现,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从而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推至空前高度。除了在儒学、史学、文学和本草学等具体领域的影响外,其深层作用则表现为给予日本武士地位至上的传统以儒家等级思想的内涵,从而促动了文武互补的日本近世文化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