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根源于大自然,是自然之“气”的一种引伸。人类的生存,首先在于向自然索取,同自然作斗争。自然界向人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山是固定的,水是流动的;还有聚散无常、游忽不定的云气。“气”,甲骨文作“(?)”,象上升;篆文作“(?)”,象水;古文作“(?)”,从火。古人注意到,水在经受日照或火烧等热力之后,便蒸腾而上,成为云气。《说文》:“气,云气也”。一是水火相合,一是蒸腾而上,这是“气”的基本属性和特点;“云气”,这是“气”的最初     

气、文 气、风 骨

<正> (一)气、神我国古代美学及文论中所说“文气”“风骨”等概念,历来是引起人们关注争论的重要问题。但要弄清其真正内涵,则仍须溯源于哲学中所说的“气”,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根植于哲学的。那么“气”究竟指什么?是否即如不少研究者们所说即气质、个性或风格之类? 在我国古代哲学中,“气”的概念内涵固然比较复杂,但其最基本的一种含义,即从宇宙的起源或构成论来说,却并非指抽象的精神性的东西,而是生成天地万物的物质性元气。它至大至刚,无所不在,常充塞于宇宙间一切自然物质之中,是物质生命的本原。《易·系辞》所说“精气为物”,就是这个意思。故孔颖达疏:“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     

论“文气”之偏向

“文气”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范畴,它本身具有丰富内涵。气有刚柔,曹丕首倡的文气论,本应清浊并重,到后来却发生了扬清抑浊的偏颇,后人论及文气也往往重刚强而弃柔弱。“文气”的这一偏向,对后世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了雄浑与慷慨诗风的产生,使“为文尚气”所尚的更多是一种阳刚、劲健之气。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审美范畴“气象”的生成与内涵

古典文论范畴气象根植于传统气论,但不由气论直接衍生,也不由文气论创造。受制于古汉语由单音词向复音词的历史演进,气与象各自的哲学意义均出现分化,具象性特征渐趋明显,气象由“气像”到气之象开启了向“特征之特征”这一语义的衍化过程,进而被古典诗文创作和批评所引进。气像论于唐渐入诗歌理论,于宋臻于兴盛,最终由哲学理论演变为表示诗歌审美空间或审美形象的审美品格的代称,并在情景交融之作与纯粹论理之作中产生了用法的分化。     

“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

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如何较好地契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当代理论重构的意识切入，分析“文气论”的现代话语范式，主要涉及“文气论”的哲学根源，指出“文气”之清浊决定了文章的审美价值，物之美恶；在“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无不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浑融性。文章关注从哲学和科学上的气论哲学到文学批评话语上的“文气论”这一生命美学范畴对现代话语范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比西方传统美学中崇高与美的审美范畴对立，阐释“文气论”的普适性价值及其合理性，使其现代阐释及美学重构成为可能，并为建立跨文化的美学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谈文气和刘勰的文气说

历代文论,必谈文气。《文心雕龙》论情析采,专著《养气》一篇。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刘勰既引用了此文,也赞同此说。文气这个东西,论者都认为存在,但又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不知其象,使后来读文论的人,迷离仿佛,不得其解。我对这个问题,也摩挲了累年,似乎得其畔岸,现在以《文心雕龙》为主,略加阐述,以供商榷。人天相副的哲学思维与文气说文艺思维是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说“人是宇宙本体的具体而微”,是历史上的一种哲学观点,它影响到和浸透入许多学术思维之中,文学也不例外。古人对于人和宇宙并不真正理解,但是他们将人     

云气流水意象与中国艺术中的空间意识

中国人一开始对空间的理解就是以在空间中“无定形”流动着并潜在的转化万物的云气与流水为基础的，云气流水意象构成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重要主题，并与中国山水画中所形成的空间意识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云气流水在绘画中并非偶然地承担着“虚”的功能，而是说，“虚”本身就是云气流水的自然转化，离开这样一些事物，便无法理解中国艺术中的空间（“虚”）概念。     

荀子的气论思想及其逻辑展开

荀子的气论思想在逻辑上可分为两个序列：“自然界之气-万物-人身”与“血气-情（欲）-人性恶”。在这两个序列中潜隐着重要蕴义：自然界之气与生机（神、神明）之间的关系；血气与情欲（心理与形躯相结合的欲望状态）之闻的关系。“心”是这两个序列的交汇处，心与前一个序列的沟通，展开为“化性起伪”、修身成圣的工夫进路。心向后一个序列的倾斜，展开为心为情欲所染、心为形躯所缚。人性恶的常态体现。     

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中的共同文学规律

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各异,范畴不同,术语概念更是五花八门。人们往往会怀疑:讲“文气”、论“风骨”的中国古代文论,能否与谈“摹仿”、言“迷狂”的西方文论相沟通?谈“味”言“韵”的印度文论,说“技”讲“辞”的阿拉伯文论,喜“幽玄”论“风雅”的日本文论又能否与说“意境”的中国文论,崇“结构”的西方文论相补充互融合?或者说,世界文学理论中究竟有否共同的文学规律?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也恰恰是比较文学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古诗词中的"空笔"艺术赏析

"空笔"是古诗词中常用的艺术手法."空笔"手法在古诗词中的运用一是表现为内容上的大跨度跳跃,造成画面的省略或空缺;二是通过片刻的寂静来表现各种复杂而耐人寻味的人生体验;三是采用若隐若现、藏而不露的形式,让你生出无限的遐想."空笔"手法地运用,可以由实到虚地表现诗歌的内容,扩展诗词的意境,增强诗词的审美诱发力.     

古文《尚书·说命》与傅圣思想研究

古文《尚书·说命》历来被认为是“伪书”,因而它所记载的商朝武丁时期有着“圣人”尊号的一代名相傅说的事迹和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通过深入论证,可以看出古文《尚书·说命》是先秦流传下来的真古文献,有着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说命》所载傅说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当时对商朝的复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说命》记载的一系列言行来看,傅说不愧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圣人”。     

渤海与日本交聘中“高丽国”的辨析

渤海与日本建立交聘关系及其努力保持和发展与日本的交聘关系 ,是出于渤海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需求。在交聘中 ,渤海统治者的某些做法使日本一度产生渤海是高句丽的后继国的误解 ,日本出于自身利益曾在一段时期内改称渤海为“高丽”。事实上 ,渤海从未明确表示过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国 ,所谓“渤海对高句丽的继承意识”也是一种主观臆想的错误看法     

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研究

消道光时期《新修香山县志》收录六幅与澳门有关的地图,在这六幅图中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澳门史地资料,其中许多澳门地名为这些图首次出现.本文透过对这些地名的研究,可更深一层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之内涵.     

明清"以时文为古文"的理论指向

明清时期的"以时文为古文"即"以八股文为古文".其理论概括指向三个方面一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八股文写作要素有助于古文,丰富了古文的表现技巧;二是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八股文"代圣贤立言",为古文树立了征圣宗经的榜样;三是从功能和价值判断出发,认为时文有害于古文,降低了古文的品位.对三种不同的理论指向应给予辨证的分析和评价.     

"惩罚暴君的鞭子":塔西陀的社会历史观及其他

塔西陀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本文以翔实的材料评述了塔西陀的社会历史观,并进而分析了古罗马史学的特征.通过塔西陀与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比较研究,进一步阐明塔西陀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     

《周易》的假象寓意信古崇圣和卜筮迷信

假象寓意是《周易》主要的思维方式,其思维理数是:意象概念、直觉判断和比附推理;信古崇圣是《周易》主要的思维定势,这一定势是儒家文化造成的;对《周易》假象寓意、信古崇圣中包含的神秘主义的放大,是卜筮迷信越数千年而不绝的直接原因。     

"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周扬论》中的一章

"我们的立足点是工农兵,要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继承人类宝贵的遗产."将两者作为缺一不可的东西作出如此简明的概括,是周扬的一点贡献.但由于周扬把两个"伸向"置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前提下,就使他既不能正确认识古代,也不能正确认识外国,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解决如何继承与吸收的问题.在这一关系文艺如何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问题上,周扬的认识既有一定的真知,又有严重的局限.     

贞旬卜辞与殷王朝的年代

贞旬卜辞在甲骨卜辞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类卜辞,数量众多.传世文献中有关殷王朝年代的记载现在看来是不可靠的,应该通过统计与研究甲骨文贞旬卜辞的数目,求得甲骨文的总年数,由此得出殷王朝总年的下限.笔者的研究结果证明,最早的有关记载殷王朝年代的历史文献是有很大问题的,而甲骨卜辞才是可信的研究殷代史的第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