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思想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

进入近代以后 ,湮没于清初的船山思想经邓显鹤、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人发掘得以复苏 ,船山的尊王攘夷、华夷大防等思想 ,在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等不同时期 ,为思想家们所接受和创新 ,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     

论王船山的君子与小人之辨

君子与小人之辨是王船山道德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船山从根本上延续了儒家关于君子与小人之辨的价值立场,认为君子与小人之别乃"质"之差异,是由内在的精神气质迥异而造成的根本差别,而不是表面文章使然。与此同时,船山对二者关系从人生志趣、中庸之道、慎独精神以及敬畏感等层面的不同进行了具体分判,并将这种关系寄寓于历史中进行品评。王船山的君子与小人之辨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情感色彩,却也潜在着"刚性"划分所带来的道德困境。     

清初官方与明遗民历史观念的冲突与调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

雍正时期的曾静案及随之颁布的《大义觉迷录》集中反映了明遗民和清廷在华夷之辨、明亡之恨、君臣之义、治统与道统等历史观念上的冲突,体现了他们在文化秩序上的不同诉求。明遗民将明清易代视为篡逆之举,以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义作为否定清廷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思想武器,将道统作为自己的精神堡垒,以此寻求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主导权。雍正则以儒家理念为依据,宣扬"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力求治统与道统的合一,建立以清廷为主导的文化秩序。二者的冲突与调适反映了清初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汇。     

论王夫之春秋学的“尊霸”思想

王夫之的春秋学继承家学,对宋胡安国《春秋传》"尊王贬霸"之说,和程朱理学的"义利""王霸"之说进行匡正。王夫之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出发,提高霸主的地位。他明确提出《春秋》"天下之事"而非"王者之事";《春秋》予霸,霸主有征伐和刑罚的权力,代替天子主天下之事;春秋之世,"不可一日无伯"。王夫之的"尊霸"思想,颠覆了传统经学的"尊王"体系,与明末清初"民族"观念的兴起联系紧密。     

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孕育

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型,则是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在这一话语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还在举国皆为"华夷之辨"的话语时代,它就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主流话语模式,孕育着具有近代性的民族主义话语.     

王夫之晚年思想圆融论

王夫之的思想学术成熟于六十岁即康熙十七年(1678)之后,其前、后期思想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思想重心,由"华夷之辨"到"人禽之辨";学术宗尚,由学宗程朱到学宗横渠;学问规模,由经子之学到兼通四部;著述体例,由外传引义到内传注解。     

王船山对《礼记·乐记》之章节厘析及其主旨探赜

船山推崇儒家乐教传统,重视《礼记》对先王制礼作乐之精意的阐发,又非一味尊经,而是认为其中论说存在醇疵驳杂之处。在明章辨意《礼记·乐记》篇时,船山未简单遵循流传文本的章节划分,时有重新裁定调整之处;并对篇章中误植或错置的语句给出了自己明确的判断,对不合儒家立意宗旨之说进行了贬斥。船山以天道、性命与礼乐三者相互阐发,为人道确立了根基,同时,驳斥了异端学说之悖谬。综观船山《乐记》诠释之宗旨,体现出其"立人极"的现实关切。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元朝的大一统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朝是辽宋夏金之后统一多民族中国又一个大一统政权,元朝为了对疆域内各民族进行有效的治理,以大一统作为国家建设的目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强调以"汉法治国",通过一系列祭祀活动来表达"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摒弃"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通过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来淡化"华夷"二元对立,上述与大一统实践有关的历史过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船山公私观发微——兼论船山与中国传统文化

<正> 船山在其著作中喜言公私之辨。公私二字,看似抽象,然船山对公私之辨中许多别开生面的见解,实已涉及政治心态、历史哲学、夷夏分野、义利理欲等诸多文化领域。对船山公私观的抉发,我觉得不仅是船山著作中     

当下学术界关于船山思想研究的四个时新维度

近几年来,阳明学研究比较热门,而船山学研究表现的相对冷清,相对船山博大的思想体系而言,船山思想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当下学术界关于船山思想研究有四个时新的逻辑层次:船山学的诠释离不开多元文明的视角和自我定位,这关切到中国古典思想诠释困境的反思;在船山看来,学统和道统要和政治保持距离,将教化之权柄放在师儒、学者手中,通过复礼之学统摄克己功夫,构建一种以礼乐为中心的文明政治社会生活形式;船山站在儒家的立场批判释、老,正视"正统"与"异端"的区分,同时也吸收释、老思想,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船山学梦体现儒者的使命和担当,本质上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谋求未来的理论建构和体系建构之事业,与"中国梦"息息相关。在四个时新维度的透视下,船山思想研究获得立体的呈现。     

船山宗朱、反朱抑或超朱之争讼与辨正

自船山殁后以至于今,学界围绕船山学术旨趣争讼已久,诸种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然细考之,均有偏阙,亦无有公论。船山与朱子之间关系的判断,制约、甚至决定着对船山思想渊源、学术旨趣之定位。依已有之成论,在宋明学术的框架中,船山学说与朱子学说关系归结为:船山笃守朱子学、走出朱子学与超越朱子学三种,由此可将船山学术旨趣化约为:船山以理学为宗、对朱子理学的倾覆以及集道学之大成三种争讼观点。宜以整个思想史的视域,将船山之思想视为朱子学说之反动,即对于朱子在理学开新的过程中丢掉了原始儒家的精髓、失去了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之意蕴的"反动",从而将船山学术旨趣追溯至尽"明人道"的先秦孔孟之正学,从而肯定船山以复先秦之古为解放的正面价值。     

华夷观念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华夷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华夷观念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构建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孙中山通过不断的补弊纠偏,最终突破了华夷观念的束缚,使民族主义走向成熟与完善,并最终完成了向新民族主义的转变。孙中山民族主义虽然脱胎于传统的华夷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消极因素,但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发动反清革命的最有力的武器,与历史上的“反清复明”不同,它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范畴。     

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历代多有论述.传统“大一统”观源自《春秋》,且强调华夷之辨、内外之别,这造成了该思想理论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存在巨大缺陷.到清代,雍正提出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理论,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大一统”理论的空前超越.雍正“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本文通过梳理雍正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了雍正民族“大一统”观的创新之处.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船山君民关系论的合理因素

<正> 王船山政治,伦理观念中确有很多封建糟粕。例如,他极力鼓吹“君臣之义”“父子之仁”这些,杨昌济早就指出:“船山所论多有已成明日黄花者”。但这只是船山思想的一个方面。船山在论述自己的治学方法时曾说,“而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张,均一事而互有伸诎,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我们分析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     

嵇文甫先生对船山学的贡献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嵇文甫对船山学的贡献:在政治思想方面,首先是顺应时代的需要突出宣传其某一方面的思想,其次高度评价船山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第三首倡对船山政术论思想的研究,第四明确论定船山思想的阶级属性;在哲学思想方面,首先是肯定船山哲学是在宋明道学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新发展,其次肯定船山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但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杂质,第三详述船山哲学的理论成就,第四具体分析其哲学上取得成就的原因;在历史思想方面,首先分析了船山的历史观,其次探讨了船山历史观的性质,第三分析了船山的史学方法论,第四编了《王船山史论选评》。     

艰难的抉择与融合——浅论“华夷之辨”观念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

“华夷之辨”的观念对中华民族之融合史曾经产生过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这一负面影响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经过长期的交流与磨合 ,一方面 ,少数民族统治者从观念、政策到具体行动等各方面都尽力淡化华夷之别 ;另一方面 ,汉族人经过艰难痛苦的抉择 ,最终使“华夷之辨”观念的消极影响不断地艰难地被消除 ,各民族间进一步融合 ,从而使中华民族变得更为团结、强大 ,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以严复、章太炎对《社会通诠》探讨为中心

社会转型前的晚清社会并未越出传统民族主义的樊篱 ,以“华夷之辩”的民族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处理民族交往的重要准则与衡量标准。随着中西交往的进一步加深 ,传统的民族主义信念根本抵挡不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标榜的世界主义的冲击。本文以近代西学、中学代表人物严复、章太炎对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对话为视角 ,试图揭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念诞生与发展的曲折历程 :就历史表象而言 ,是传统民族主义被迫告别数千年的宗法社会 ,屈辱地向近代转型 ;就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 ,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以近代学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文化品性进行极为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变革的缩影     

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由对人之感性的肯定走向对程朱之理、气二元论的质疑,把原本超然在上的"理"引向人的自然性方面,在现有秩序中安置人欲,在人性的自然中建构秩序,这是明清思想家基于新的社会现实踩出的一条思想之路,由此决定了明清思想的纵向理路和横向关涉面:在形而上理据的探索层面,由陈献章发端,沿着"理欲之辨"这一主线展开,最后在戴震那里实现了由内而外的范式转型;在社会现实的应答层面,可以概括为五个相互关联的重大问题,即君权的强化和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觉醒、象征性权力资本的维护、民本思想的新探索、华夷之辨的新内容、实学与虚学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