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制天命”新训

《苟子·天论》：“大天而思之，软与物言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软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2凡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多年来，不少人认为：这段议论表现的是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思想。甚至有人认为“仅仅强调征服自然，而不注意顺应自然，不注意与自然相协调，是片面的观点”。①其主要根据是将“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理解为：与其推崇天而思暮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来富养而控制（或驯服、制服…     

浅谈孔子所说的“天”和“故艺”的“艺”──兼论孔子、子夏与商鞅对科技的影响

孔子所说的“天”是什么？我们敬爱的郭沫若先生已作了科学的扼要的解释。他１９３５年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指出：“孔子所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这引起人们重视与吸取，使人们认识孔子比国外任何科学家和任何名人都先知“天”是“自然”，更懂得“中国文化有辉煌的历史”，提高中国的国际性声誉，增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以译为：“天怎么解释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怎么解释呢？”“天何言哉”的“言”与《论语·子罕》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释“知命”——孔子思想新探之一

孔子相信天命。《论语》中提到天命,或单称天,或单称命,或天命二字联用。不论单称或联用,意义部没有多大区别。如: 天生德与予,桓趡其如予何?(《述而》)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     

"生态"概念的存在论诠释

目前中国哲学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能够面向经典,挖掘并梳理古代思想家的生态思想与环保理念。但历史描述有余,义理论证不足,儒家、道家、佛学的生态学思想经常被表象化、肤浅化、人格化或伦理化。哲学家应该从形上高度去建构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为物之生生奠定逻辑支撑,聚焦于物自身的存在状态、物为什么能够生出来。所以,存在论意义上的生生之道应该是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通行的“生态”可解释为“生的状态”、“生生的状态”。宇宙万物都处于生生的状态,生生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本特征。因为生生,世界才呈现为不断延续的过程整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中的易,指物自身始终以运动的方式存在着,是当下物自身朝着自己而生发自己、出离自己的不断涌现。于是,“生生自庸”、“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只是以生为道”、“天地以生物为心”之类的哲学命题才能够彰显出深刻的哲学意蕴。     

王船山的心性论

性命范畴展开为力命和心性。力命是讲主体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与客体的自然必然性、法则性；人力、人为与天命、命运的关系。船山说：人珍惜人的生命存在，“胥为生矣，举行喙息、高骞深泳之生汇而统之于人，人者天地之所以治万物也；举川涵石韫、敷荣落实之生质而统之于人，人者天地之所以用万物也”[1]。人是天地所以治万物和用万物的根据。若无人，天地何以治？何以用？治万物和用万物是人的特有的能动性，所以人能“参天地”、“赞化育”、“御万物”，强调人的能动性和有为性。（一）力与命的关系船山认为，人的能动性和有为性，可以改…     

从《荀子·成相篇》看质朴和俚俗诸审美范畴在中国诗学中的嬗变

我国的文学,虽然不具有欧洲文学那样发达的史诗传统,却也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体积。长江莽莽苍苍,黄河奔腾咆哮,大漠千里,南海浩瀚,辽阔的幅员是我国产生伟大文学的基础。诗经中《大雅》保留了周民族发展史的片断,这已经有较多的人论及。保存在《荀子》中的《成相》篇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百家学说的充分展开,荀子对先秦哲学作了理论总结,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物之所以成。”(《天论》)这一光辉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基本特色之一,也是贯穿在《成相篇》中的主导思想。下引原文,由笔者分段,庶几见其体制、结构和思想。     

天人一贯讲义

今之人。或曰天定胜人。或曰人定胜天。为是说者。一则委心任运。置生人应尽之义务。概屏弃而不为。一则从欲横行。举人世无厌之图谋。逞私智而不已。是皆不知天命也。不识人道也。天命者先天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是也。命是性于人。则为贤为圣。听人之自为。天焉有胜人之心也。人事者。后天也。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也。代其工于天。则即成圣成贤。只完天之所期望。人焉有胜天之力也。无天命。则生成化育。人物不能自起而有功。无人力。则栽培倾覆。天亦无所施其卷顾。天之望于人物厚     

郭象哲学的基点及相应的几个概念

<正> 郭象哲学的基点是什么?许多文章及教科书都曾论及,其中以“命”说、贵“无”说、“独化”说、“玄冥”的神秘境界说为基点,给郭象下唯心主义断语者居多,以崇“有”论为基点,下唯物主义结论的也有人在。本人读郭象《庄子注》有一些体会,愿提出来供同志们批评指正。《庄子注》主要论及了万物因何而生的问题,如何存在的问题,由何而来往何而去的问题,还有与如上问题密切相关的物与自身、人与自身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郭象哲学的落脚点便显露了出来,它不是“命”和“无”,也不是“独化”和“玄冥”,而是“物”。     

孟庄命论比较

“命”是孟子哲学和庄子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孟子从传统的天命论出发，将命规定为“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庄子从道论出发，将命规定为“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其共性在于“命”对于人和物来说都是一种不可知晓、又不能把握的必然性。孟子以其自我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对人格精神的高扬，实现了对“命”的超越。庄子则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和无待的逍遥之游实现了对“命”的超越。两者的致思趣向不同，但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牟宗三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解读

在《易传》中天人相通带有道德和理性的色彩,"生生"是天的特性,也是人的特性,落实于人就是人主体性力量的存在,牟先生指出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正面的意义",即人通过道德实践而上达不已之"天命"与《易传》的整个体系符合。但是《说卦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天命"的本意更接近"命运"的意味,牟先生将"至于命"界定为"道德实践无法跨越的界限",也可以说是敏锐而忠实的。进一步对比《孟子》"天命"观,其内涵既有命运、命限的意味,又有道德的内容,并且是笼统的用"命运、命限"含摄"道德之正命","天"或"天命"并非全善。综合"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两方面内容,其与"尽心知性知天"有其一致性,牟宗三先生对两者比拟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总的来说,自孔子到孟子至于《易传》,"天"的神性和不可知的因素被逐渐的削弱,人主体性的强调和自信成为主流。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孔子不是有神论者

吕绍纲在《孔子研究》86年第四期发表了题目为《孔子不是有神论者》文章,认为孔子是无神论者。作者引证孔子的话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认为这一段话中所说的“天”,与《易传》中所表达的“天之道”的含义相一致,指的都是自然。孔子认为人死后无知无鬼。他虽重视祭祀,但并非相信鬼神,只是为了“神道设教”。孔子以后的荀子、王充是较孔子更为彻底的无神论者,然     

王夫之天命观及其理论创新

王夫之在天命观上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在“何者是命”的问题上,认为天命可分为“德命”与“福命”两种;在“天怎样命”的问题上,提出了“日日有天命”的思想,并在“如何对待天命”的问题上提出了“凝命”和“造命”的思想。     

“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

“天命”构想作为中华传统神圣信念之一，象征着经由“天—命”流转而被解释为传统国运与个体人命的变迁机制，促成中国人以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种方式验证天命人心的道德流品。这种“天命、道德、命运”信念的基本内容，根源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周公定律”,内含天即人、德即天、心即理的完美逻辑，呈现为以“正命”或“命正论”为楷模的道德流动范畴，以德成天运的国命和人命的方式，转成“知识、实践和行为”为特质的道德心态，继而拓展为天人同德、上行下效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家国运作机制，并对当下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心态产生影响。     

试论孟子的天命范畴

<正> 近年来,理论界对孟子哲学思想的评价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全面深入系统地探讨其天命范畴,是正确评价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看法。一天命是孟子哲学的核心范畴。他继承、发展了前人的积极成果,剔除了天命人格神含义,赋予天命以自然之天、社会趋势之天命、伦理之天命的含义。在自然观上,孟子的“天”一是指日月星辰、四时、云雨等自然现象及其发展的某种必然性;二是自然万物产生的根源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以天观命与以命观天——东西方天命观之比较

古代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与人之本命相纠缠,本源问题欲寻找天命寓存之所。不管是中国的古代哲学,还是古希腊理智主义者,都认为天道和天命统一于仁体。当古希腊贤者认为,人为自然立法时,就形成了西方人特有的超越与反思的思维方式。古希腊理智主义对命的思考依存于知识谱系,由此开启了开显天命的技术大道。在他们看来,技术是命的座架,技术本身就涌动着人之天命的创造与开显。而中国古代传统认为命由天定,其核心思想是以天观命,其所倡导的逍遥与天命、逍遥与自由隐化于自然之中,而古希腊文明所倡导的自由由技术开显于自然之中。     

蛰楼随笔

朱熹论性于理欠通朱熹《中庸章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解》云：“命，犹令也。性，即理也。”于理似欠通。余以为：“命”，乃赋予之意也。盖人之性，乃天赋予之本性也。天即自然，即自然所赋予人之本性也。性与理是两个概念，不可以混一。天赋之人性有正负两面，正为善，为人性；负为恶，为兽性。苟性即理，则是忽视人性中之负面，即恶与兽性之存在也，又安用率与教耶？率，统率也，率引也，人之性必须以道统率之，引导之，去恶扬善，去兽性而扬人性，是即道也。授人以道，使知如何去恶扬善，去兽性而扬人性，是为教也…     

论董仲舒奉天法古的维新原则

董仲舒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而又显著的特征,是继承先秦儒家“信而好古”的思想传统,依傍敬天、畏天的价值准则,进而结合现实政治需要,熔铸出奉天法古的维新原则。先秦时期,儒家对天有—种敬畏心情。孔子自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是把天意看作制约人们行为的要素之一。但孔子并不单纯地依赖天命行事,所谓“四时行焉有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便是典型的证明。因此,孔子对“天”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孟子在继承发扬孔门仁学的主体精神的同时,把思维的触角引向至善至美的“天”。他创造提出并躬行实践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知路线,把仁义礼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