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的性质:一个市场缺陷和非市场缺陷视角的研究

商会作为市场发达国家中协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桥梁,其自身独特的性质,使其可以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弥补政府和市场各自固有的缺陷,这也是商会组织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十分发达的重要缘由.本文利用市场缺陷理论和非市场缺陷理论来论证商会的性质,并以典型国家商会实际的性质给予实证.文章最后从商会性质角度,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中国商会改革的方向.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浅析中国近现代商会的法律地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商会等中介组织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创新。通过对近代和当代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商会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阐释政府只有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才能使商会成为真正的法人社团,这将有助于提高商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能力,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

自１９０３～１９４９年，近代中国商会存在的近半个世纪中，它作为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成为市场经济整个调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洋时期，是天津商会发展的顶峰时期，笔者试图就这一时期的天津商会如何建立完整的商会网络系统；保持市场经济有序与稳定的增...     

近代商会研究新视角:商会网络运行机制--以清末民初天津商会网络为个案

近代中国商会史是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史学界研究和探讨的新兴领域之一.近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进展.在研究对象上,从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扩展到商人群体;在商会活动内容的研究上,从关注商会的政治活动到关注商会的各项经济、社会活动;在研究方法上,从过去惯用的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发展到运用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方法,如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等,这些突破和进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对打破西方中心论,创立中国本位的史学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对近代商会史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从静态考察商会的性质和功能,缺少对商会的运行机制的动态考察,特别是对商会网络运行机制的探讨.因此,笔者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商会网络运行机制,以便从动态的、相互联系的视角对近代商会进行考察,并以清末民初天津商会网络运行为个案,在探讨近代商会网络的运行机制上做一点尝试.     

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

上海近代商会的历史沿革商会是中国商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期的客观产儿。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演变，到１９世纪末，近代商会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渐趋形成。物质基础方面，中国的近代商业资本和近代金融资本（包括资本主义化的钱庄资本和新式银行资本）已初具规模；思想观念方面，发展近代商业、“讲商学、创商报、立商会”的热潮涌动于国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不同于封建行会的近代商会诞生于２０世纪之初，创立于１９０２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开启了中国商会组织的先河。稍晚时，清政府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各省各埠如前经…     

筹措与用度:近代常州商会经费问题考察

饬办商会是近代中国政府改良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群体的中介,商会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基于公共团体的属性,商会经费问题成为衡量组织整合能力的重要标准,经费筹措从一个侧面反映组织的影响力,经费用度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组织职能的履行。以常州商会为例,探微近代中国商会的经费问题,经费困境主要影响因素为规制与现实的脱节、非强制入会原则,从而影响工商群体的整合。受其影响,商会经费主要来源于商会领袖的捐款、劝募、会员会费、公共事业捐,经费用度主要分为事务费和事业费,体现"联络商情,保护商业,开通商智,维持公益,承上接下"的事业宗旨,然而经费支绌、组织整合能力式微等困局日显,究其原因在于组织规制的不完善。     

《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评介

朱英教授20余年来一直耕耘在商会史及与之相关的研究领域,成果卓著,新见迭出.2008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即为其近年来有关商会、行会、同业公会和商刚的专题研究成果的大集结.     

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

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朱英教授的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上体的历史透视》就是对这个热点的回应。作者从目前众说纷纭的各种市民社会概念中概括出其主要的特质内容：即“脱离国家直接控制、拥有独立自主权和民主契约规则的民间社会组织”，并依据这几条原则，用七章二十多万字的篇幅，充分吸收他本人和史学界近十几年来商会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论证了近代商会所具有的市民社会特征。首先，作者从商会的组织建构及其内部运作方面论证了商会是具有独立性、自主性特征的民间法人社团。…     

近代温州商会兴起探析

晚清的重商主义让一直位居" 四民之末"的商人,一跃成为城乡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筹建新式商人组织成为时代之音.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近代温州商会,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商人成为近代温州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探寻温州商会的兴起缘由,弄清近代温州商会的本来面貌和真实状态,对于当今新兴商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商会史研究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政商新统: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实践意蕴

政府与商界较少发生法律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法律传统.近代中国商会法出现后,这一传统开始断裂.通过政府促导、组织控制、简约治理等方面的商会法实践,政府与商界发生了较多法律接触,进而演变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构成法制转型之“政商新统”.这一“政商新统”,既与西方国家向工商社会分权以实现“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不同,也与古代中国行政司法视工商事务为“细故”的传统不同,而是形成了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工商法律秩序.     

试论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渐成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晚清商会的性质与特点，即作为西方商会组织的东方“复制品”（ｃｏｐｙ），受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的制约，晚清商会究竟有哪些“变异”（相对西方母本而言）？何以会造成这些“变异”？在我看来，要透析晚清商会的性质与特点，把握其在中国“语境”（即国情）下的“变异”，对商会与绅商阶层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关键点。一、绅商与商会的创办所谓绅商，系指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一批亦绅亦商的特殊商人，诸如著名的“状元资本家”张謇等人。他们在时代潮流的荡激下，…     

扶持与管制并行:晚清中国商会发展策略

西方国家商会发展体制被类型化为英美模式、大陆模式以及东方模式,其核心乃为政会关系之疏密。作为西风东渐产物的商会于20世纪伊始在晚清政府的直接推动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在大力扶持的同时,晚清政府亦通过《商会简明章程》等法律规范建立了相对较为严格的商会管制体系。扶持与管制并行的发展策略使晚清政府与商会之间形成相对较为密切的协作关系。虽然二者之间亦会因管制而生争执乃至冲突,但总体而言,晚清时期中国商会在政府有力支持下不仅增长迅速而且也在经济领域发挥出重要作用。     

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海、苏州、天津等大城市商会,而对中小城市尤其是乡村集镇基层商会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以直隶商会为个案,透视在直隶乡村小农经济变迁中,直隶商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     

论民初商会调和党争

关于民初商会调和党争的活动，在近代中国商会政治活动的发展史上，是一次值得重视的事件．但迄至目前，尚未见有专文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述。因此，本文拟依据有关史料，就民初商会的调和党争作一初步探讨。许多地区的商会在辛亥年间由热衷于立宪转为支持革命，壮大了革命力量，使清王朝更趋孤立而加速覆亡，从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为了尽快结束时局的动荡，恢复经济的发展，在革命派短时期内难以取得北伐胜利并统一中国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商会又与革命派分道扬镳，转而寄希望于控制北洋军权的强权人物袁世凯，并制造各种舆论帮助袁世凯…     

中国近代私营企业社会网络的构建

本文在介绍社会网络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近代私营企业对其社会网络的构建,包括近代私营企业与政府及官僚的关系、与帮会的关系、与商会的关系、与客户的关系,以及宗族关系和乡土关系等,阐释了近代中国私营企业对特殊年代的特殊社会资源的充分运用。     

中国商会立法刍议:从契约的视角

商会是商人(企业)为降低市场活动中各种交易成本而建立的自治组织,其经济本质是一种“关系型契约”。据此,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确立复合型的商会设立模式和一元化的商会外部管理机制;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为商会自治规范和内部惩罚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依据,并充分关注商会职能履行程序和内部成员权利救济问题。总之,中国商会立法应该围绕商会自治的主题,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身份性立法”模式而转向“契约性立法”模式,即废除现存商会的各种差别待遇,以“平等契约观”为指导来构建商会法律制度。     

转型中的自开商埠近代商事机构

清末新政以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日渐发展，加之受西方的影响，商会这种以保护 和发展工商业为目的、具有法人性质、有别于传统行会组织的工商界社团开始出现。自开商 埠不仅发展了大量商会组织，一些传统的行会也逐渐向近代商会转化。在近代社会极端复杂 的背景下、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自开商埠商会致力于协调各种内外关系，处理商务纠纷，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在近代中国政治极端无序的形势下，商会的作 用毕竟有限，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     

论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

近代以来,以商会为主的商人团体参与城市公共环境的整治与管理所做的贡献毋庸置疑。过去在文章中对此有过一些简单论述,但对以商会为主的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管理的专门论述尚不多见。本文拟对近代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论题,以天津商会为中心展开探讨,以便对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协调合作的城市管理模式有进一步的理解。一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是政府政策启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天津商会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商人社会团体,不仅在辅助政府实施工商政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     

关于近代中国商会领导群体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近代中国商会在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和保护广大工商业者切身经济利益等许多方面都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其领导层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理应受到充分肯定。但长期以来,较为流行的观点却认为商会领导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具有严重的软弱、保守和妥协特点,一直对商会领导群体评价偏低。本文主要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新的见解,阐明商会领导群体身兼各种功名虚衔并非落后保守的表现,部分商会领导人兼有买办身份也不是导致商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软弱妥协的决定性因素,商会领导群体以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商董居多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也是中外商会的共同特征,并非工商界上层人物有意挟其实力控制选举和垄断商会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