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应作为中国現代經济史的起点——和郭庠林、赵德馨、茅家琦等同志商榷

应当以政治和经济統一的观点来进行经济史的分期赵德馨同志提出: “整个社会經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是一門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經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統一的发展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該离开阶級斗爭、民族斗爭和其他社会現象,但是它的主要內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經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經济变化的重要表現,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別的。”我基本上同意以上观点,这一分期的基本观     

2003-2004的年度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奖一等奖简介

重庆通史《重庆通史》是重庆历史上第一部通史著作。本书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系统地反映了重庆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朝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进的历史。《重庆通史》著作历时12年,是一部填补重庆地方史研究学术空白的著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庆地方史研究深入开展的结果,是20年来重庆地方史学界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结。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始终坚持以社会性质作为重庆历史分期的主要标准,坚持科学严谨的精神,求实创新的学风。在继承中国史学传统基础上努力创新,从重…     

中国教育史分期初探

对教育史进行分期,实质就是对教育本质在教育历史发展全过程中的各种形式的变化和发展阶段的分期。由于人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尚不一致,因此,对教育史的分期也表现出各种分期方法。有的同志认为教育是属于生产力或潜在生产力,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划分为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有的同志认为教育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并按生产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社会形态教育阶段。有的同志则按通史分期方法划分教育史。以上几种主要分期方法的探讨对促进教育史分期理论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都是站在教育史以外的某一点,某一方面的立场上探讨教育史的分期,因此难免带有片面性。如第一种观点,其划分的根据是明显忽视了文化的发展对教育的     

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主要有"共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化"等标准.在"共和"与"中华民族"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民国成立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民国以前的"古代"为专制或民族纷争时代,民国后的近代是共和或中华民族形成的新时期;在"世界化"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明清之际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处于停滞与封闭状态,近代是中国融入世界也是反抗西方侵略的时期.1930年代后,多样性的分期方式简化为单一的"世界化"标准,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公式,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史家如何运用分期策略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还在于检视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和思维模式.     

中国环境史分期原则及标准初探

历史分期是环境史学的基础性、关键性问题，旨在揭示环境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时空环境变迁的本质差别及形态差异。环境史分期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历史整体发展但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则，坚持一切生物及生命平等、全球生态整体观、环境变迁因果相联及互转化、地球生物及其生态系统遵循自然演替规律但会被外力打破的原则，应从长时段视角全面看待并判定人为因素在不同时空中影响力的大小强弱等问题。明确中国环境史分期的考量标准及确定性指标，是环境分期中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气候、灾害、人为开发及破坏因素、生态文化及生态意识、科技、战争等是环境史分期的考量标准；地理地貌改变、巨灾、政权更迭、经济发展模式、新技术及生产力发展、生存资源、人口迁移方向等是环境史分期的确定性指标。我们如果能够确定划分原则及标准，就能在客观、全面及立体的基础上对环境史进行分期，以促进环境史学的专业化、纵深化及系统化发展，为环境史研究及问题呈现提供便捷、准确的表达。     

历史的脚步与文艺学的变迁——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分期大致可以确定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古典文艺学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为古典文艺学嬗变时期。第三个时期为现代文艺学的形成与曲折发展时期。第四时期为现代文艺学开放与多元化时期。文艺学历史分期问题，不仅是学理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文艺学自身是否独立的问题。过去有关文艺学史分期问题，大多采用以历史事件、政治事件或有影响的人物思想为线索的做法。应该说，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它能够以简单化的方式．理清理论的发展脉络。同时也能看清文艺学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密切关系。而缺陷在于：这种做法消解了文艺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关系。文艺学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忽视了历史人物在文艺学构建中的作用。     

重温《中国历史概要》的革命化历史叙事

出版于1956年的<中国历史概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编撰的一部完整记述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的通史著作.该书编纂于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体现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提出了革命化的中国历史叙事模式,揭示了中国人民真正走向新时代的思想文化保障.     

中国文化发展史分期问题新探

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的分期问题,不仅仅是外在具体历史时段的划分,更意味着对文化特质及其变迁内在规律的认识.学者们由于不同的文化观、不同的考察视角,其历史时段的划分也相去甚远.根据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我们中国文化概论精品课程的教学设计,是以内在文化精神的蜕变为枢纽,把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划分为萌发时期、轴心时期、帝国时期、转型时期四大历史时段.这也显示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与一般中国历史课程的基本区别.     

再论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民国史研究经过学者们多年努力,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仍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就六个方面提出了个人的见解。民国史的主线和体系:应以近代中国人民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中国为主线,构建民国史的基本框架和学科体系。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定位:辛亥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应以其是否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作为观察它成败的标志;南京临时政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确立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展示了民主共和国的发展图景。对北洋时期历史的认识:北洋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中国的现代化这时仍在缓慢地向前发展,北洋政府是中国政治转折时期的必然产物。国共两党关于改造中国道路的不同选择:国共合作关系于1927年破裂后,两党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改造中国的道路,国民党主要占据城市,实施政治、经济改革,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共产党转向农村,探索一条新的改造中国的模式。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失败的根本原因:腐败和失掉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几个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虽有多种模式 ,但“过程描述”模式是最理想的模式。根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可以划分为史前时期、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时期、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终结和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萌芽时期、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大凡一门成熟的科学 ,总是由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的 ,人们对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认识过程 ,即是贯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一条主线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实证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把握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演化,把握平衡与充分发展的相对性,把握美好生活的内涵,对于“深入学习理解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丰富党的执政智慧,更好地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不断发展,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现实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它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着重大区别，具有强大的现实优越性。一方面，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国内外实际出发论证了一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选择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优越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它既创新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又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中阐释了世界文明发展样态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在分析当前西方国家发展内外困境的同时，牢固树立了“人本”、“和谐”的执政理念，为世界各国文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优越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在我党长期的探索与实践之中形成,是在我党的领导下,通过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而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特殊要求,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国家发展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文明化。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简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密切相关。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空前民族危机,马克思主义因其所展现的美好社会价值理念而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以其所具有的革命性、现代性和与中国文化的相融性特点而取代传统文化,居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使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其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这一主流价值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中被不断地赋予中国特色的内容,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则

十月革命胜利使社会主义站到新的历史起点。理论构想与实践基础、理想境界与现实国际环境、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三个错位”,成为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的客观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以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任务,坚持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根据,成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建设这样一个历史课题,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推进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进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民本思想”与“以人为本”比较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内容十分丰富，在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当代，“以人为本”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指导原则。辨别“民本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内涵，进而揭示出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可为更好地把握和坚持“以人为本”这一理念提供借鉴。     

“中国梦”内蕴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自近代以来就已经开启的“中国梦”,在今天被从一个历史的新高度提出来,形成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这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在改革开放已经行进了三十几年的今天,“中国梦”的实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是可以期待的了。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提,使“中国梦”具有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支撑。“中国梦”的合规律性,具体体现为它在性质上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方向上符合历史前进的趋势,在时间上具有可持续性,并且最终体现在它的实现是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合规律性使“中国梦”从根本上具有了科学性。而“中国梦”的合目的性,则具体体现在它包含着合理的计划性,蕴含着强大的创造力,作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可以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它可以指导人积极地行动。合目的性赋予了“中国梦”以强大的精神动力,只有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伟大的“中国梦”的实现才得以可能。     

“三农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

"三农文化"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基础上积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产生的新型基础理论文化,是典型的大国农业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文化。从事农业生产与"三农文化"的实践农民占中国人口8亿多。实现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必须实现国家强盛农业文化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长久的共同富裕,才能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建设伟大的强国梦。     

探析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红色文化的发展史正是一部生动的中国近代史;也是红色文化自身不断丰富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历史。在当代,红色文化的内涵可以简洁地概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红色文化将继续发挥教育人、激励人的重大作用,继续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