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法律机制完善

通过研究发现,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存在不少问题。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应该检讨和反思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法律机制的缺陷,调整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法律机制的理念,完善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民事主体法律制度、财产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等法律制度。     

民族村寨旅游价值引导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挖掘民族村寨的特色旅游价值是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但很多民族村寨在旅游开发时缺乏对资源价值深层次理解。已有研究结果也多呈现静态化,难以为民族村寨振兴提供动态的参考路径。本研究引入手段—目标链理论,采用软式阶梯访谈和硬式阶梯问卷调研,多阶段调研千年瑶寨旅游价值提升路径发现,民族村寨旅游价值呈现具体属性—抽象属性—功能结果—心理结果—工具价值—最终价值6层次递进结构,提升民族村寨旅游价值的核心路径是:民族建筑—民族文化—民族信仰—民族认同—民族自豪;民族佳肴—美食享受—享乐体验—丰富生活—人生感悟;自然风光—绿色生态—家乡情感—民族认同—乐观幸福感。     

民族村寨旅游地衰落研究:以贵阳市镇山村为例

我国一些民族村寨的旅游业在经历了早期的快速成长后,近年来步入了衰退期,表现为游客人次减少,经济效益下滑,从旅游体验视角出发,以贵州镇山村布依族村寨为例,对民族村寨旅游业衰落的原因进行探讨,找出在现实状况下民族村寨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关系视角下旅游发展对青海民族村寨的影响分析

民族村寨作为青海民族地区最具代表的"地方"成为众多旅游者向往的旅游目的地。旅游的发展对青海民族村寨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旅游发展这一背景下,民族村寨原住居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发生了"利他"到"利己"观念转变,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发生了从"敬畏-依赖-和谐"到"无谓-开发-破坏"的转变,人与文化的关系发生了从"继承传统"到"消费传统"的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是在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巨大的经济效应与民族村寨原住居民文化变迁的冲突;也是游客追求深层次旅游体验与民族村寨文化表象化的矛盾。而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处理好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激发原住居民的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自信,掌握自我文化的解释权,这将是未来民族村寨开发需要努力的发展方向。     

困境与选择:民族村寨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在民族村寨旅游中有其特殊性,它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是基于当地资源和需求的重要旅游发展战略。然而,目前社区参与不足成为制约民族村寨旅游深度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本文从理论研究、实践操作、旅游发展三方面宏观地分析了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提出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为主导、社区为核心,借助非政府组织等的外部推动力量落实和深化社区参与,从而有效促进民族村寨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民族村寨广场的社会功能

作为建筑布局的重要部分和中心,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村落广场,虽然粗陋得不起眼,然其社会功能仍然突出,可分为村寨的核心和活动的场所两种:寨桩所在地、政治权威所在地和集市贸易地是表明其为村寨核心的主要内容,而集会、祭祀、歌舞、竞技和游戏等活动都是在村寨广场上举行,可见广场与民族村寨村民的居家生活血肉相连.     

关于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几个问题

民族村寨旅游是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主要形式和最具发展潜力的方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现阶段旅游开发给少数民族乡村社区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要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目标和原则、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促进村民参与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制定和健全相应的科学决策、管理机制,做到科学合理的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研究——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对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淡漠的态度,是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受更大的破坏的"第一杀手".这种淡漠的态度来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地位和作用及其特殊性认知的缺失.此种结论以对四川理县桃坪羌寨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借此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特殊性,旨在为强化各相关利益主体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制定促进民族村寨非物质文化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开发政策提供理论借鉴.     

旅游文化视域下少数民族村寨体育的发展路径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一直饱受制约,体育设施的建设不足、体育资源的开发滞后等问题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民健身活动的有效开展和民族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基于此,本文以旅游文化为视角,结合少数民族村寨体育的特征,给出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体育发展的创新路径.     

试论民族发展过程中文化适应的滞后性——以湘黔桂少数民族村寨火灾为例

文章以湘黔桂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火灾为切入点,在民族文化与生境相互作用的视阈下,讨论民族文化对民族发展的有效性和局限性,指出文化变迁涉及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变革,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文化的调整适应可能具有滞后性.湘黔桂地区传统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震荡和不适是造成该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火灾失控的社会文化根源.     

中国少数民族村寨人口流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8个不同的少数民族村寨的人口流动数据资料,将其分为推力拉力不足类型、推力拉力共同作用类型、文化风俗影响类型、开发程度制约类型、开放程度推动类型、跨境收入拉动类型6种,对其人口流动的特征、规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     

脱贫视野下的贵州民族村寨发展:产业化·保护·申遗

正脱贫是贵州民族村寨发展的优先问题。根据规划,2020年,贵州城市化率将由现在的38%提升到50%。脱贫问题则应在这一时期基本解决。贵州村寨与北方农村相比,有着突出和鲜明的资源优势,这就是它拥有的非常优质的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景观和地理环境条件;同时,它的民族文化资源保存得相当完整。在当代,经济绿色化已成为各国共同接受的发展方向,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已     

浅析盐业诉讼中的股权纠纷

在近现代四川盐业契约珍贵的诉讼档案中,反映出以盐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各方约定俗成的厂规习惯来解决股权纠纷的特点.在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诉讼参加人自觉依据习惯法来谋求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从而达到最大限度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的目的.分析盐业诉讼中的股权纠纷特点,借鉴我国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中的有益成分,对于推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转型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巴楚民族文化圈纠纷解决机制论略——在历史文化视野下的考察

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巴楚文化圈内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了一系列的习惯法规范和程式,构成了颇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在国家法制与各民族传统习惯法的冲突、调适、整合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形成了多种纠纷解决模式,即自我约束模式、习惯法调解模式、国家法介入模式、习惯法与国家法共同作用模式.这些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整合了习惯法、传统习俗、道德力量、宗教因素各方面的资源,最终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     

少数民族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以三台山德昂族村寨为例

以云南省德宏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村寨的保护性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文章分别探讨了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价值及保护和开发的问题。认为少数民族村寨由村落文化空间、口头传统、节庆、手工艺品等构成,具有独特的民族、地域特色和经济价值。通过民族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互动,探讨用保护性旅游开发的理念和方法,构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的新模式,以实现其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的双赢。     

何以共富：民族村寨景区化中社会排斥及其纾解路径——基于贞丰县纳孔村的个案考察

贫困表现为收入低下的边缘化状态,社会排斥则是被社会边缘化的过程,贫困内涵由单向维度的能力缺失延伸到多向维度的社会排斥,贫困治理则由倚重经济维度转向平衡社会维度。基于贵州省贞丰县纳孔村的个案调查,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对贫困内涵进行延伸,分析政府主导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村寨景区化中社会排斥的形态及其影响,发现村寨景区化中呈现出行为能力悬殊的经济排斥、主体角色虚化的政治排斥、圈层认同弱化的关系排斥与身份归属模糊的文化排斥,进而造成村寨社区内部的职业阶层趋于固化、权力真空下的社会地位趋于极化、关系瓦解下的族群互助趋于淡化、身份模糊下的旅游参与趋于弱化等困境。据此,从利益共享、公平正义、文化保护、农民参与等方面,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包容性路径。     

中国社会群体纠纷现状与法律应对

当今,中国社会群体纠纷日益增多,但纠纷解决机制并不能高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群体纠纷增多有诸多原因,而群体诉讼有其独特的功能,为此,应当努力探寻现存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代表人诉讼制度、群体诉讼制度,并提出应对措施,同时努力探寻建立多元化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灵活运用多种纠纷解决办法,由此更好地解决群体纠纷,实现社会文明与和谐。     

订婚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冲突的实证研究——我国西北农村地区订婚习惯法透视

订婚习惯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习惯法到制定法再到习惯法的发展历程,虽然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订婚,但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农村订婚普遍存在,因订婚引起的彩礼纠纷日渐突出.新时期的订婚习惯法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分析对比这些变化,指出订婚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于我国制定法正确引导订婚习惯法的发展,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理论探微——以自贡盐业纠纷解决机制为例

在中国近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机制中,纠纷的当事人依据国家法和行业习惯法的契合,明确了行业纠纷解决中所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从中找出纠纷解决的合意。行业组织在一定范围之内充当了仲裁者的角色,是行业纠纷解决的主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通过国家的立法,保障了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程序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业纠纷解决由原来的注重实质正义向注重程序正义转变,提高了纠纷解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对当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借鉴。主要实例来自于四川自贡盐业的档案、文献,盐业纠纷的解决机制实际上在近代的中国呈现出一种解决方式多元化、行业组织与地方法院互相协作、配合和注重习惯法、解纷程序的特点,不失为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较为合理的一个蓝本。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诉讼实施权配置问题研究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群体性纠纷可以通过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和公益诉讼机制得到解决,但共同诉讼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功能十分有限,代表人诉讼的适用效果欠佳,公益诉讼只能在群体性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竞合的范围内有限度地解决部分群体性纠纷。群体性纠纷涉及多数人利益,为了合理利用司法审判资源、提高纠纷解决实效、保障公民裁判请求权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在实体权利主体严重缺乏诉讼动力和诉讼能力,非实体权利主体对诉讼结果具有更大的合理期待利益的情形下,对诉讼实施权作非常态配置才具有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