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

中晚唐以纤瘦为美，这与初盛唐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迥异。初盛唐的审美观源于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胡风的影响。“武周革命”使“关中本位”政策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又使中唐士人开始“尊王攘夷”，把矛头指向胡风，唐人审美观亦随之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日益突出，进士科所试诗歌依南朝齐梁体格，导致中晚唐人物审美观向南朝回归，以纤瘦为美之风兴起。这种审美观的嬗变在唐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     

杜甫陇右诗与盛唐晚期审美文化风尚

杜甫陇右诗在主题趣味和艺术风貌上展示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诗人的现实经历与处境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盛唐晚期独特的审美文化风尚息息相关。杜诗里诗学精神的变化也对中晚唐乃至宋代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绝句的发展流变与艺术特色

一绝句产生于六朝,完备于盛唐。此后千余年,它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生命力最强的一种形式,古代诗人几乎没有不在这一诗体上呕心沥血的。它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长河中蜿蜒曲折地奔流,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唐代绝句之作,初唐以五绝为主。由盛唐至中晚唐,七绝数量猛增,它不但成为绝句的主要形式,而且与五律、七律成为唐代数量最多的三种诗体。据施子愉先生统计,     

“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陈长义建安诗歌和盛唐诗歌，是我国古代诗歌坛上两座辉煌的艺术高峰，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范式。建安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将它概括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汉魏风骨”等等。盛唐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则以“...     

西域乐舞的异质文化特征与盛唐诗歌

唐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来自西域的乐舞,更是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影响了盛唐的诗歌创作。西域乐舞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与盛唐诗人崇尚自然、直抒胸臆的审美风尚有着天然的联系。西域乐舞的大气磅礴,与盛唐诗歌的英雄色彩也很有关联。     

“以诗取士”的文化策略与山水诗派的生态

“以诗取士”是盛唐最重要的文化策略。盛唐的这种取士科制 ,以官方政策的名义接纳了齐梁文学的艺术形式和趣味 ,造成了特殊的社会制度与生活风习 ,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高度自由而宽松的文化环境 ,使盛唐生活和盛唐人气质全面诗化 ,助长了士人山水情结的生成 ,形成了流连光景而寄意玄远的风景审美的时尚 ,盛唐几乎所有的山水诗名篇都是产生于与科考有关的行旅羁役的奔忙中。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生态中 ,山水诗群迅速形成 ,诗歌 (特别是山水诗 )高潮蓬勃出现。     

唐诗豪侠精神中的少年情结

初盛唐的诗歌总体上洋溢着强烈的尚武气息,其中豪侠精神中的少年情结尤其富有魅力。唐代游侠群体中,游侠少年是核心和主体。唐人吟咏豪侠精神的诗歌主要歌咏年少慕侠情结,讴歌了市井游侠风习,表达建功立业的时代理想。这类吟咏表达了唐代诗人对皓首穷经的儒生的贬低,抒发不得建功立业的苦闷和力求在现实中疏解豪杰之气的愿望,是对魏晋六朝“年少慕侠”与侠义建功母题的承继与发扬,在中晚唐诗人中仍有延续。     

也谈岑参的西部诗歌──兼论盛唐诗人的出塞风尚

有学者认为岑参的边塞诗是中国“最早的西部诗歌”，盛唐时期只有“少数边塞诗人确有短期边地生活经验”，“多数诗人”的边塞诗只是“使事用典，借题发挥”。本文列举事实，证明不少诗人写作西部诗歌都早于岑参；盛唐时期文士出塞人数众多，乃是一种时代风尚；诗人们的边塞诗大多具有具体生活基础，而非“虚拟想像”。本文还进一步对岑参边塞诗的风格特征作了新的探究，纠正了这方面的一些不正确看法。     

论《霓裳羽衣曲》在唐诗中的书写及诗歌史价值

盛唐描写《霓裳羽衣曲》的诗作极少.中晚唐约有六十多首,不少知名诗人参与过此类作品的创作.中晚唐诗人以它来审视盛唐历史的兴与衰,或将之视为太平乐来赞美,或将之视为乱雅的俗乐来批判.中晚唐诗人们还描写此曲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写它在民间宴会特别是家庭宴会上的活跃、规模的缩小以及形式的多样.由《霓裳羽衣曲》在唐诗中的书写梳理可知,其诗歌史价值主要有二:一、《霓裳羽衣曲》虽然是盛唐名曲,但是在中唐时才被融入诗歌创作,这除了跟中唐诗人们的努力相关,更与它此时从宫廷向民间的扩散历史密不可分,故而探索唐诗中丰富的音乐文化现象时,应当基于音乐文化的细致梳理,唯此才会丰富厚实、科学客观且令人信服.二、面对盛唐这首著名的乐曲,中晚唐诗人并不囿于传统儒家"重雅轻俗"音乐思想,而是扎根生活积极创新,将之塑造成太平盛世和美好生活的典型意象,此后这也被诸多的文艺样式所继承和吸收,这是诗歌在唐代乃至后世焕发活力的根源.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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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音始肇:王勃对初唐七言歌行发展的贡献

七言歌行是初唐时期最具审美特色的诗体之一。王勃作为初唐重要诗人,以诗文革新运动为契机,实践了援赋入诗的写作方式,促进了七言歌行在初唐的勃兴。同时,作为初唐歌行写作的先行者,他的作品长于抒情,语言华丽,在句型和押韵上流动灵活,更具有婉转流丽的音乐美,对于初唐歌行的体制规范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歌行作为诗歌王国里的自由之子,其体制规范只有大概的意义。它更重要的特征乃是自由。这正是歌行难以定义的原因。歌行这种既具有一定的体制规范、又开放自由的诗体学特征,正与大唐盛世的政治文化品格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王勃在歌行的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也正是这一特征。王勃以自己的诗歌美学和创作实践对七言歌行的勃兴和发展及开启一代唐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明代追和词的兴盛及原因

明代追和词数量大增,并且出现了多部追和词集。明代诗坛的复古运动亦影响到词的领域,明人对于唐宋词极为尊崇,这一心态在创作中的直接体现即是追和之风的盛行。明代诸多词谱、词选、词籍的编著整理也为明人追和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人唱和往往以追和前贤名作为形式,这是明代追和词兴盛的重要原因。对于唐宋名家名作的大量追和促进了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推动了弘治嘉靖年间明词的中兴。     

论王世贞对唐、宋诗的态度

王世贞是明代复古诗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但他的诗学主张却与复古诗派崇唐抑宋的理论不同。他推崇盛唐,但又认为唐诗并非尽善尽美;他批评宋诗,但没有对宋诗作出全盘否定,而是清醒地看到宋诗对明代诗坛产生的积极影响。他认为各个时代的诗都有其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反对以时代定诗歌创作的优劣。     

南唐词抒情模式的位移

在词从唐到宋的发展进程中,南唐词可谓词运转折的一个关捩.其于词的外部形态的突破之一,便是抒情模式的位移,这主要表现为:抒情主体由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的转换,词的主观抒情性特征的突显,抒情的对象化特征的凸现,以及张弛有度的整体性章法结撰排比等.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李煜父子及冯延已等人对于词这一新的抒情体式的自觉创新,得益于南唐词人对于意象以及词句章的独特理解和运用.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代田园诗的演进与分期

田园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门类,宋代是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宋代田园诗的演进经历了承袭、自立、突变、繁盛、深化五个时期:从北宋前期一味地步趋晋唐,到北宋中后期开始形成独特面目;从南宋初期因战争因素的介入而发生突变,到南宋中期由于大家、名家的出现而空前繁荣,再到南宋后期继续深化。在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宋代田园诗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单薄走向丰厚,形成煌煌大观,为中国古代田园诗史绘上了绚丽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