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生育成本及其补偿

生育成本包括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生育的社会成本的产生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 其一是人口已超过福利适度人口的规模；其二是存在着生育成本社会化的转移或传递机制。 当个人的生育行为产生了社会成本时，那么这部分成本就应该由行为者个人承担。因此， 在存在着个人生育成本社会化的社会中应该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建议在我国建立规范的 社会生育成本补偿税制度。     

公共权力与公共福利保障——兼论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诉求与保障

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以公共权力自利性膨胀倾向与公共福利保障之间的悖论为核心,指出了公共权力的双重属性对公共福利产生三种作用:促进、阻碍以及促进和阻碍的混合状态;探析了社会个体福利诉求何以整合为公共福利,并指出公共福利诉求不能仅仅为社会强势集团所垄断,应从社会整体繁荣中普遍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福利;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应在平衡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福利诉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     

社会福利服务、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服务、住房与家庭、义务教育、医疗健康照顾服务共六个亚体系组成.社会福利服务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最基础和最关键的部分.国家福利性质、公民法定权利、以长期照顾依赖和弱势群体为主,去商品化服务、国家福利财政,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为主要服务人员等制度特征明显.因政治本质属性,儿童与家庭福利服务处于国家福利服务体系基础和最高层次.福利服务国家性主要体现为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去商品化"服务状况最能反映国家福利责任承担状况.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一体化背景下,社会福利立法、以公民权利保护为基础福利服务和社会福利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战略重点和优先领域.最重要的是,现代、"中性"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最基本制度和本质要求,又是现代、开放、多元、民主、高风险社会最佳的社会安全阀和社会稳定器;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佳的制度体现.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与绩效浅析

北洋军阀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及维护其所代表的阶级的既得利益,虽然被迫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有关社会保险、救灾、福利与救济、优抚安置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使得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对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生活安全的保障方式、保障内容、保障政策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诸如,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建立,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救灾、救济福利机构,制定了优抚安置计划等等,但是,由于这些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实施和执行不力,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太少,保障项目不全,待遇偏低,加之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状态,致使劳动者和社会成员从中所获取的收益甚微。民国时期,真正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福利国家的国家福利责任简析

依据国家在福利供给中的责任承担方式,西方福利模式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福利国家时期、福利国家时期和后福利国家时期。在不同的福利模式阶段,其社会经济背景和思想基础明显不同。     

“碎片化”: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发展中的迷思

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陷入发展迷思，表现为制度碎片化即身份分割与区域差异。从宏观视角看，呈现福利科层制结构，纵向依据身份形成不同制度轨道，横向依据地方决策形成区域差异;从中观视角看，呈现差序格局，纵向依据区域级别而保障制度不同，横向依身份差异，其待遇自中心向边缘递减，制度资源差序分布;从微观视角看，由公平理论可知，个体与区域间基于横向对比导致福利攀比，纵向比较造成福利失落。对“碎片化”制度整合并不意味完全同一化，而应当允许适度差异性、多元化，但应意识到其危害性更显著，因此要从制度价值回归和政府责任回归两维度进行整合。     

困境儿童福利可及性:内涵界定与制度构建

儿童福利提供状况和儿童权益保障程度是国家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在我国重视儿童发展总体政策背景下,制定合适的儿童福利模式和儿童福利政策,不但关乎包括儿童基本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等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进程,更关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着眼于提升困境儿童福利的可及性,在困境儿童福利需求与可及性阐释基础上,从可用性、可达性、可负担性、可接受性、可适应性等方面分析困境儿童社会福利传递机制,并从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强化合作救助机制、构建社区“嵌入式”福利提供机制、提升福利意识等角度提出困境儿童的福利可及性制度构建路径.     

养老保险中的政府责任：一个分析框架

个人有限理性和市场失灵的存在,要求政府建立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其中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政府承担责任并不意味着需要承担完全的责任。鉴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和多层次特征,政府只需要在其中承担有限的责任。即政府的责任具体表现为:建立制度安排、提供资金支持、确保最低收入和实施严格的监管等方面。     

美国环境刑法公共福利犯罪原则探究

在美国,公共福利犯罪原则适用于危害公共福利一类的犯罪,该原则导致被告承担所谓的严格刑事责任.近些年来,有公共福利犯罪原则被扩展适用于一些环境犯罪案件.文章介绍了公共福利犯罪原则的源起和其在环境犯罪案件中的适用,对此做了相应的评价.     

农村社会福利的制度转型和政策选择

农村社会福利经历了互助合作福利、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福利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化福利三个阶段。农村社会福利的转型要求政府的角色要从“最小-最强国家”转向责任政府。政府在福利领域中的退位趋势从福利责任的意义上说对中国农村并不适用。     

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村金融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农村金融组织既具有经济人属性,又具有社会人属性;既具有经济理性,又具有社会理性,社会理性约束经济理性。当农村金融组织实现经济人属性最大化时,必然对其非股东利益相关人的经济利益实现构成限制条件,并且其经济行为嵌入到各种社会结构之中或各种非正式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结构或非正式社会关系的约束,以实现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在社会本位法哲学的影响下,其承担社会责任无疑具有正当性。其在交易对象、服务内容、风险防范和政府干预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所承担社会责任的质的规定性。按照农村金融组织社会责任的本质要求,应建立权利塑造、主体建构、行为约束、风险防范和政府支持等法律制度,督促农村金融组织履行社会责任。     

福利态度还是福利程度：福利国家再认识

福利国家表明国家承担起对公民的福利责任，凸显了国家的福利功能，并不是高福利的代名词，不同时期福利国家的福利程度都在发生变化，不同模式福利国家的福利水平也相差甚远，因此，福利国家首先是一种福利态度、福利理念，其次才是一种福利程度。我国应借鉴福利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     

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观的范围内容、层次结构与制度灵魂角色

2018年民政部儿童福利司成立,标志中国现代、普惠性儿童福利时代来临。本文以国家福利责任和社会福利制度理论视角,界定儿童福利观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制度灵魂角色,论述儿童观、现代儿童观、儿童福利观、现代儿童福利观和家庭福利观之间的关系,描述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观和儿童福利制度范围内容、层次结构,探讨现代儿童福利、家庭福利观与现代儿童福利、家庭福利制度建设之间的内在制度逻辑。中国特色、现代、普惠、广义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和关键之举是：重构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观和家庭福利观,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制度建设的福利责任主体是国家;现代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主要制度途径是国家为本的政治责任与政治机制;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服务制度体系建设的优先领域与战略重点是以现代家庭福利服务为基础的现代儿童福利服务制度。     

政府在儿童福利中的责任:以当代美国为借鉴

当代美国联邦政府在促进儿童福利事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其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其表现主要有联邦政府逐步完善立法,促进社会公平;对儿童保护政策的制定向支持家庭功能倾斜;强化社会福利设施的服务性和教育性,不断满足儿童多元化的需求;实施政府为主导的福利服务质量监测,确保儿童福利服务质量。     

城镇女性的生育型职业中断问题探析

女性的职业路径经常会因为生育、抚育子女而被中断,传统性别观念、托幼公共服务短缺导致了照料责任的女性化,生育二孩、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女性职业中断期较长。职业中断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育儿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责任,更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实现育儿与工作的平衡,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和谐平等的性别文化环境,更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协商与合作,建立起完善的生育与就业支持体系。     

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

社会福利有两对重要的理念类型:补缺型和制度型;选择型和普惠型。前者以社会福利的政府责任为划分原则,后者以社会福利提供方式为划分原则。中国社会福利不是简单地从补缺型转型到普惠型,而是应形成新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即普惠型福利为主,选择型福利为辅,适度普惠。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是以社会需要为目标定位原则,国家是社会福利提供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其他多元部门也担负着社会福利提供的次要责任,政府、市场、家庭、社区连接成为层次有别、功能互补、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满足社会成员福利需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福利观念的社会福利体系。社会成员既拥有接受社会福利的公民权利,同时也承担帮助他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普惠型社会福利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之重大转型,应当分需要、分目标、分人群、分阶段逐步构建起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效率、公平与程序：以公共领域建设拓展制度韧性

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来看，福利国家模式的普遍确立，将一种更加精致而复杂的福利组合关系引入到发展进程中来。这种权利关系的参与者是国家、市场、家庭和第三部门，由此体现出来的稳定秩序，需要满足三个不可相互化约的前提：经济领域中的功利主义追求，应当有助于提高效率；社会领域中的价值规范追求，应当有助于维护公平；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原则运用，应当有助于保障个人自主和社会权利。福利国家良好运作所依赖的稳定秩序，其核心机制是制度规范的整合功能，而作为制度规范的创生土壤，公共领域获得了与经济管理和社会公平同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地位。高度现代化时代的国家制度竞争，归根结底在于公共领域的完善程度与改进能力，这是理解制度韧性的关键。     

中国传统农村福利探寻

中国传统农村福利体系的构建包括家庭的功能、社会(社区)的组织网络、国家的干预作用和支持这一切的福利思想等。历史上,中国的家庭构成了非常紧密和最基本的福利单位;社区的组织网络承担着基层最基本的福利保护和传送作用;国家(政府)对农村的福利干预一直很强大,政策和措施形成上下和纵横的系统。与西方福利系统的政府、市场和个人主要构成因素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福利体系以国家、社会和家庭主要因素构成。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诸如大同、民本、和谐等福利思想以及释儒道三家相互补充构成中国传统福利体系的哲学基础。     

参与式福利理念的提出与构建

参与式福利理念是在全球化的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理念下把福利看成是一种资源和能力,注重公民及社会组织在福利体系建设中的参与性行动,以构筑＂政府、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其他个体＂的帮助网络来推动福利社会化建设;并强调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以解决能力贫困,促进公民能力的全面提升;还强化了公民的福利责任,主张变福利依赖为积极创造福利,变消极福利为积极、能动的福利。参与式福利理念的运作机制强调的是优势视角下的增权;助推福利社会化的发展;解放性实践与对话沟通;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     

福利视域下的中国义务教育制度政策过程探析

义务教育是根据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它是教育福利的主体构成部分。笔者认为,义务教育具有公平性、公益性、福利性等特点,它是一项全民性的福利,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同时也有义务接受义务教育。笔者经过总结发现,制度设计更加注重公平、福利公益色彩逐步增强、办学主体层次持续提升、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发展、由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是义务教育制度发展的国际惯例,本文从福利的视角,运用政策过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义务教育制度的发展进行全面回顾,结合义务教育的基本属性、国际惯例及本国国情,对我国义务教育制度的发展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