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谈伦理价值的再审视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希望通过交往双方真实、真诚和正当的商谈途径,为道德共识寻求到一个规范性的前提。商谈伦理学为谋求道德共识所作的探索,对于解决价值多元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实现社会有机整合富有启示意义;但商谈伦理低估了交往的社会构成和它所受到的社会限制,把型构伦理共识的使命完全托付给语言,指望凭借语言就能"包打天下",有明显夸大了语言作用的嫌疑。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以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为核心内容,映现着哈贝马斯在伦理学探究中的反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精神以及对互主体性原则的坚持。通过赛博社群成员之间的商谈建构赛博空间商谈伦理,需要理想的商谈环境和伦理商谈机制。赛博空间商谈伦理建构的难点和落脚点在于赛博空间道德主体的建构。     

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与宿命

生态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具备伦理学的所有基本属性.一方面,正如伦理学的使命不是提出道德要求,而是为道德要求提供道德理由一样,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也不在于提出"保护生态"这一道德要求,而在于为该要求赋予道德理由和依据.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正是生态伦理学为完成该使命而形成的两种基本论证方案:前者以"等差式的伦理关联"为理由,而后者以"一致性的伦理关联"为依据.另一方面,生态伦理学同样具有伦理学的根本局限,即,纵然提供了很好的道德理由或依据,也不能担保人们在实践上必然遵循道德要求.因此,针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必须突破伦理学层面,而去挖掘那些阻扰人们保护生态的政治症结.     

哈贝马斯对西方元伦理学的批评、纠偏与误解

哈贝马斯认为,直觉主义混淆了"真实性"和"正当性"两种不同的有效性要求,情感主义和规定主义从个体独白的角度研究规范性陈述,它们都会导致道德上的怀疑主义。为了克服西方元伦理学这三个流派的缺陷,哈贝马斯一方面提出规范性陈述具有"类似真理性"的主张,另一方面通过在商谈中引入"普遍化原则",说明规范陈述的非任意性和主体间性。尽管哈贝马斯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对西方元伦理学存在一定的误解,需要予以澄清。     

横穿现代医学与哲学——卡尔·雅斯贝尔斯与精神医学

卡尔·雅斯贝尔斯从精神病理学经过心理学通向哲学。他横穿现代医学与哲学,贯通现代医学、精神医学、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哲学等多门学科,从跨学科的统摄维度追问现代医学理念,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现代气息的医学哲学和医疗伦理学问题:医生的理念、医术的人性、医生与患者关系、现代医学的界限、技术时代对医疗组织的影响乃至精神分析批判、心理治疗的问题与界限及其克服课题等。"医学是一门具体哲学",这是雅斯贝尔斯精神医学的根本命题,是他的生存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当今哲学商谈、哲学心灵护理、哲学心理治疗、哲学治愈-治疗等各种哲学实践活动中,雅斯贝尔斯以"生存交往"和"爱的理解"为中心的生存哲学理念将为医学哲学、精神医学、医疗伦理学等领域提供共同的交流平台和有益的创新载体。     

“国学”原义断裂、跨语际挪移与流变性转换考察

"国学"这个语词经历了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返回中国的一个跨语际移植,以及从古至今的语义断裂及其流变性转换的历程,国学概念史可谓交织于历时性与共时性、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晚清之前其义一直是指国家的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日本人使用"国学"词始于江户时代,指日本固有之传统学问。近代"国学"概念主要可分为三种用法: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以国学为传统文化的简称;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体系。新时期国学存在于全球化语境之中,在全球多元文化中进行重新定位,呈现出开放性、期待性与未来性特征,它融传承与创新于一体。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叙事方式

西方工业社会的"后福特主义"发展对当代文化造成了深刻影响,导致文化理念转向、理论范式"微化"、生活观念变焦等新变化。受此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叙事方式面临着公共价值要求与个体价值选择的相互悖离、时代主题要求与伦理学研究"微化"倾向的相互错位、话语表达的价值性承诺与"话题作品"的浅薄性戏谑之间裂缝拉大等现实挑战。为了更好地执著于"美好生活、家国情怀与人类关怀"的叙事主题,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叙事方法必须立足于"地方性"立场和"世界性"立场,通过话语实践进行话语权力的价值建造: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实践;化解话语现实难题,校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建设方向;塑造话语权,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影响力;增强世界观照,为全球化转型提供可行的价值选择和实践策略。     

后形而上时代的"沟通主义法律观"——《法律的沟通之维》代译序

众所周知,在后冷战时代,各种"相对主义"、"文化多元论"和"解构主义"等流行思潮可以说是大行其道,但是哈贝马斯(Habermas)却逆潮而起,经由其沟通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的建构而成为"现代性未竞工程"最为重要的捍卫者之一。1980年代以降,哈贝马斯先后将其沟通行动理论运用于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等领域,进而提出了以其商谈理论为核心的实践哲学理论体系。晚近以来,哈贝马斯本人更是将其商谈理论运用于     

国学的三种形态

"国学"话语,内涵复杂,理解和谈论也十分多样化.就具体形态来看,百年国学可以划分为"国粹"、"国故"、"国本"三种,这其中既有时代背景所造成的显著差异,同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在这诸多问题的背后,又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和隐微的集体记忆,同时也折射出历史进程与文化变迁之五光十色的样态.     

“两个空间”隐喻及其伦理学意义

人们常常把行动的因果性与人的自由当作两个难以相容的基本观念,在当代哲学伦理学中,这两种观念又以"因果空间"和"理由空间"的隐喻得到更为系统的表现,成为现代伦理学发展的背景观念框架。道德理由与道德行动之间的因果关联性,以及伦理道德规范"规范性"特征的自然主义说明,既是现代伦理学理论的基础性问题,也集中体现了科学时代伦理学思考的要求。沟通这两个空间,在"科学"与"自然"的观念背景中为伦理学奠定基础,是伦理学要解决的时代主题。     

货币伦理学:历史、理论与方法

货币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本身无所谓善恶,但如何对待货币、获得货币和消费货币等问题却在伦理学研究的领域之内。货币伦理,简单说来就是要研究和解决道德行为和货币交往活动的关系。货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以马克思的货币伦理思想为依托,同时以近现代西方货币伦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为科学依据。货币伦理学的历史研究决定其理论主旨,理论主旨又决定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生产力、社会交往、人性和文化四个不同的研究视角决定了货币伦理学的研究必然要求多学科、跨学科的合作与整合。     

科技元伦理学视域下的科技责任探析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既为人类带来了科技的"善",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科技的"恶"。风险社会背景下,科技主体不同趋向的选择无疑会使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差异。在规避科技的"恶"时,传统科技伦理学因其道德词汇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道德判断陷入了歧义;科技元伦理学则以其概念的明晰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彰显出了鲜明的特点。通过对"责任主体是谁"、"在何种程度上负责"以及"责任对象是谁"等问题展开元伦理学层次的语言分析,我们会发现,科技元伦理学并非为科技责任提供了坚实的道德信念基础,而是凸显着复杂性、语境性和开放性等特征。     

论交往理性与商谈伦理

"交往理性"是理性的崭新形态,它再次张扬了理性价值。以交往理性为根基所形成的道德实践即为商谈伦理。商谈伦理是交往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依从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基本价值规范而达致相互理解的过程,它能够克服"道德分化"的困境,形成非强制性的伦理共识。而伦理共识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面对差异与分歧时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宽容、相互包容。     

“言文一致”背景下的章太炎

"言文一致"的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了众多人的响应,一时形成了一股语言通俗化的潮流。"拼音化"、近代白话文运动的思想基础都是"言文一致"。章太炎反对用合音字取代汉字,把切音定性为类似于英文的音标,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章太炎对白话文的态度是功利的,和梁启超一样,也有利用白话作为工具的实际需求:一方面革命思想的传播需要他用白话文;另一方面,宣传国学,鼓励种性,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接受国学,他也需要利用白话文。     

语用策略与交际行为的有效性

语言的使用总是策略的。言语行为理论为语用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为语用策略提供了实现的途径。交际中有条件的合作原则的违反为语言的选择和言外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是语用策略在交际行为中的具体体现。     

本期导读

明确概念是进行伦理学研究的逻辑基础。本期"应用伦理学研究"专栏推出的《伦理学与科学的分界与互动关联》一文指出:科学以自然为对象,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提供认知自然和解释事物的自然知识、认知工具和思维方法;伦理学以人的生存关系为对象,探求人性再造的生存规律,为人成为人并伦理地生活提供治学、治事、治生的人性知识、智慧和方法。伦理学与科学的如上区别,决定了它仅具有科学性。唐代兴教授以实践理性的姿态考察了"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界,扬弃感觉主义的描述,从而解答了中外伦理学家始终     

论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学性”

文学与伦理(哲)学的关系是文学与伦理哲学本身以及文学(批评)家和伦理哲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古希腊文学批评家兼(伦理)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观体现了文学对伦理思想的关注,美国伦理哲学家纳斯邦认为伦理哲学与文学密不可分,英国批评家福斯特对小说"情节"的阐述以及美国批评家释诺尔对小说"叙事技术"的分析为我们重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文学的"文学性"提供了借鉴,中国学者聂珍钊教授在区分文学伦理学批评和伦理学时提出前者的本质特征是"虚拟化"——引发我们思考文学形式(文学性/美学特征)之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性。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解读文学作品的伦理内涵的同时,要重视文学本身的"文学性"——情节安排、结构设计、人物刻画、叙述视角和方式、意象与象征、张力、语言特色等,因为它们对表达伦理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反映伦理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往往既是伦理主题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主题的组成部分。反之,只强调内容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会陷入将文学沦为伦理哲学的"仆人"的境地。     

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从《诗经》教学谈普通高校国学经典教育的偏差

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国学教育对于传承中华文明,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乃至构建中华学术体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然而,当前普通高校的国学经典教育仍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就《诗经》教学来说,存在着过于重视文学教育而忽略了国学文化精神的教育,既不能体现儒家经典文化的深邃内涵,也不能反映《诗》学全貌,更不利于国学教育的普及。纠正国学教育的偏差,一方面要针对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度较高的受教者开设专业课程,另一方面要针对广大高校受教者开设普及性的国学经典选修课。     

民国武侠文学与国学之关系

以国学为体,武侠文学为用,可展现国学与武侠文学的相通性。民国武侠小说家以其国学基础深厚,在将眼光投向外域时显得更有底气,显现出国学经世致用功能。国学与武侠文学分别体现了文化的雅俗分野,既与文学史上的诗文分体有关,也与时代和受众群体有关,利于互补互动。民国武侠文学众多母题套路的梳理探究,有助于部分地超越国学、传统文化的思想史宏大叙事视角的局限。国学与武侠文学对比,更易发现彼此的局限性、不足之点。从认识价值的不同获得方式看,武侠文学专题研究可以给国学以具体化的补充;从经典的载体及其媒介特点看,重国学原典"章句"而不重视武侠文学原典。了解民国"文化变迁"时代的武侠文学,是了解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的一个难得的窗口,也可顺便增强相关的国学素养,或曰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