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非正规金融与家族制中小企业融资

和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与家族制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非正规金融是解决家族制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重要途径,应积极鼓励正常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承认其在家族制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建立适合民间资本中介化的配置体系;重视非正规的产业导向机制;进行家族制中小企业融资制度和产品创新。     

经济发达地区县域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研究——基于浙江温岭市的实例

对浙江温岭市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调研表明:当地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支持体系较完备;正规金融供给充分,但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非正规金融已成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之一,但风险不容忽视;担保体系初步建立,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有限.应通过信贷业务创新、适度开放金融业、规范发展非正规金融、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等举措来加强经济发达地区县域中小企业融资支持.     

社会资本与农村金融体系创新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表现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二元并存的格局.然而,正规金融由于信息不对称、贷款成本高以及监督成本过高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进展缓慢,非正规金融尽管提供了农村资金融通的较大份额,但也受到政策限制、资金有限以及管理不规范等的约束而无法满足更多的农户融资需要.以血缘、地缘、业缘等方式为主要联结纽带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信任等适应小农经济和农业社会发展的农村社会资本,对克服正规金融部门在提供农村金融服务中遇到的困境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应积极运用社会资本,探索建立农村社会资本与正规金融部门融合发展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西部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原因与对策分析

受正规金融缺位、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微观金融需求特点、社会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影响,非正规金融在西部农村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西部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融资规模大、生活性融资占主导地位、组织机构不完善、市场运行混乱、高利贷盛行、在突发事件中作用巨大等特点。必须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合理引导西部非正规金融发展,以促进西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金融制度扭曲下的非正规金融变迁与趋势探讨--基于温州地区的分析

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广泛存在,中小企业在台湾的经济腾飞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是台湾岛内私人企业借款中的1/3以上是由非正规渠道所提供的.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尽管各国努力推广正规金融,但大量中小企业仍然无法获得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仍然处于重要位置.Meyer和Montiel对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中非正规金融大约占其金融市场总量的33%到75%.在一些国家中,不管政府是鼓励还是限制,非正规金融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却处于从属地位.     

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决定研究

使用2015年山东省923户农村家庭金融行为调研数据,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决定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可以从资金需求者偿贷特征、供给者成本特征以及农村正规金融利率政策三个方面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决定机制进行理论分析;资金需求者借款数额等因素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影响显著,而资金需求者借款时间等因素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的影响至少在10%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因此,提出健全多渠道的信息传导机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等对策建议以提高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变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农村金融抑制背景下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与治理

近年来,国家改变了以往对非正规金融的打压态势,监管机构对非正规金融采取的也是一种防范和认可并行的态度,说明非正规金融正逐步从“地下”走向“阳光”,尝试性的认为它是正规金融在农村市场的一种创新服务模式,它的存在和发展对农村金融环境的改善是有利的.当前,在农户金融需求强烈的同时,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这种“供给型金融抑制”限制了“三农”的发展,农户的信贷需求难以满足,而非正规金融恰恰是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有益补充,但其缺乏有效监管和保护,风险较大,应当对非正规金融加以规范和引导,充分展现其融资优势,更大程度服务于农户及农村小微企业.     

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构建有效率的农村小额信贷市场——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比较视角

在加快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进程中,农村金融肩负着为"三农"发展提供大量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重大使命,特别是农村小额信贷对激励和支持农民创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上发挥着互为补充和互相替代的服务功能。因此,建议政府在对农村正规金融体制和机制进行创新的同时,应尽快制定民间融资管理的具体办法,使非正规金融规范化、阳光化,以便构建一个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的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提高其服务"三农"的金融效率。     

长株潭地区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产业集群关系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需要包括非正规金融在内的各类金融的支持。本文基于2001-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长株潭地区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产业集群发展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长株潭地区正规金融与产业集群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但非正规金融对产业集群存在较强的阻碍作用,且影响程度超过正规金融对集群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需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监管,积极发展正规金融,促进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协调发展的建议。     

非正规金融的非理性繁荣

近年来,中国的非正规金融出现非理性繁荣,这种非理性的发展具有潜在的诱发因素:中小企业强烈的增长冲动和正规金融缺失为非正规金融的繁荣提供了庞大的需求群体,而居民和企业财富的增长则提供了资金来源,企业、个人、商业银行形成的利益链条则放大了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对此,应尽早建立非正规金融监督机制和完善中小企业的征信系统,避免非理性繁荣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形式.本文使用一种非参数的条件效率框架测算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被视为环境变量.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2011—2017年数据的研究结果发现,从整体效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其中欠发达地区的效率改善程度更突出;从个体效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各指标效率改善方面都具有相似结论,而且同样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从变化趋势来看,无论是整体水平还是个体指标,其条件效率都超过非条件效率,但是两者之间的落差逐渐缩减.     

农村金融困境与非正规金融体系重构

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已出现边缘化的迹象。分析农村金融困境的发生机理，进而引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安排缺失的可能因素，结果表明，统筹城乡失调的农村金融供需结构偏差是其根源。农村非正规金融和统筹城乡进程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必须以统筹观念为指引，推动以非正规金融组织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互联网金融、存款竞争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会通过存款竞争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影响.存款竞争分为存款规模竞争与付息成本竞争两种.采用2007—2018年我国106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互联网金融→存款规模/付息成本→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内在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通过挤压存款规模、抬高付息成本两种存款竞争中介渠道削弱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职能;相对于互联网渠道构筑业态,互联网支付结算业态、互联网资源配置业态、互联网财富管理业态挤压银行存款规模并抬高付息成本的存款竞争效应更为显著;在存款规模竞争方面,国有、较高资产规模和较高资本水平的商业银行被挤压的存款规模更大;在付息成本竞争方面,股份制及城市商业银行、较小资产规模和较低资本水平的商业银行付息成本被抬高得更多;互联网金融通过存款竞争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途径分表内和表外途径两种,存款规模竞争和付息成本竞争机制在这两种途径中都显著存在.因此,政府部门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扩张加以正确的引导和管控,商业银行要积极推进业务转型,并不断优化金融生态链.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土地产权、土地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农业经营模式的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产权权能不足的弊端开始显露出来,从而抑制了农村金融发展,导致农民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双重贫困.在土地所有权改革存在意识形态刚性束缚的情况下,大力提高土地使用权权能,可以改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缓解农村金融贫乏.含有土地抵押信贷的农业经济增长模型告诉我们,土地使用权权能的增强,可以通过土地金融机制带来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长期增长.当前我国农村可以选择的土地金融模式按照金融化程度依次包括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融资租赁和土地证券化.在土地使用权权能提高后,这些土地金融模式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县乡财政的困境、成因与对策

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已成为我国农村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2007年7月28日,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在济南召开了"2007山东新农村建设座谈会"。来自山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农业厅、财政厅、省社科院、省行政学院和省内其它高校的领导和专家共6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著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就"乡镇财政"问题进行了专题讲演,出席会议的专家就此专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现将部分会议发言整理成文,予以发表,可以从中窥见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们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看法。     

国际金融动荡的原因及中国的金融安全——兼谈中国加入WTO的金融安全对策

刚刚过去的20世纪90年代,整个国际金融领域动荡不安,危机叠起.从北欧银行业的倒闭到欧洲货币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巴林银行的倒闭、大和银行的巨额亏损,再到亚洲金融危机,无不令人触目惊心.本文拟从现行国际货币制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钩、外汇投机及不成熟的金融自由化入手,剖析国际金融动荡的原因,并由此论及中国金融安全问题.     

土地财政:本质、形成机理与转型之路

土地财政从表象看是一个财政问题,但通过从土地相关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切入分析表明:土地相关的制度供给与制度目标的矛盾是土地财政产生的内在原因.土地财政为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提供了财政支持,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的核心问题在于耕地资源流失、城市化质量低、地方政府角色错位及收入不可持续并蕴含了极大的财政金融风险.土地财政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以土地制度的改革为首,以相关的财税政策为匹配,使地方政府以可持续的“以地生财”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