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作家"到"女性文学"

所谓女性文学,就是指女性作者以呈现女性意识和性别特征为内容的文学。女性文学最早崛起于英国,是由当时英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崛起中的女性文学意识经历了一个从对男性依赖到摆脱男性束缚的发展历程。     

新时期女性文学与现代国家意识

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进程中,现代国家意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基本上是依照启蒙的思想逻辑来思考女性问题,启蒙的思想目标也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女性解放的目标,从而使女性解放问题转化为女性与“国家”、与“人”的启蒙的关系问题。在这一总格局下,新时期女性文学关于女性经验的倾诉,关于“爱情”等方面的描写,其主要着眼点并非女性性别的生存,而是对启蒙事业的承担。     

论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疾病主题的表现

文学与疾病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如果从性别差异出发,我们会发现女性作家作品中的疾病主题与男作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与患者的角色、自我意识发生关系。在女作家笔下,女性的疾病成了受害的隐喻,女性的疾病与女性的角色冲突、与女性性别紧密联系了起来。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疾病主题的表现则主要集中在女性的生理疾病方面,病妇形象更多地患有生理意义上的疾病,遭受着身体病痛的折磨。在这些作品中,疾病变成了一个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思考生存方式的隐喻。     

近年来女性文学研究思路批判

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向内转”的主体性研究思路的制约,近年来的女性文学研究出现了脱离经济基础的思想文化批判、女性主体性与政治性对立、以性别对抗建构女性主体性等三种较为普遍的思路。这些研究思路,不利于增强女性文学研究与当前女性问题的良性互动关系,不利于科学地总结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和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无益于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和女性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只有把女性文学研究重新放回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去,女性文学研究才可能突破这些思路的束缚,走出当前的困境。     

对女性文学"两个文本"争论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关于女性文学的两个文本——性别文本与政治文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争论的根源在于对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两组概念的不同认识。而对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批评的界定应考虑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界的实际,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维度应当成为中国当前女性文学批评不容缺失的批评维度。     

当代北京女性文学现象透视

当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鲜明表达,首先是从北京女作家开始的。阳刚的京城文化成就了她们的大气,也滋养了她们的女权意识。张洁、徐坤、叶广芩、凌力、陈染等风格迥异的女性书写,使我们更加清晰、生动、全面地看到生命中充满了焦躁、不安和动荡。性别意识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和亲和力。人类的创造力不会视性别而异。女性和男性一道进入文学领域,重新体验生命自由,不是为了抵抗和冲突,而是为了存在的圆满。     

女性文学这个概念

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命名在研究界表现出难堪的失语状态,现有的几种女性文学概念共同的问题是忽略了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历史性与现代性内涵。只有在人类历史由传统的母系制到父权制再到近现代由传统的封建父权社会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才有可能出现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这是一个女性主体在文学中由长期缺席、不在场到逐渐出席、在场的过程。把女性主体性作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并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以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为精神血脉的五四女作家群的出现,作为我国女性文学的开端,而把这之前由晚明开始直到晚清和民国初期具有朦胧的人文主义觉醒的女诗人们的创作作为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长长的序幕,是本文基本的女性文学观。同时,女性主体性作为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核心,同时也是女性文学研究运用性别视角阐释文本意义的一种必要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支点。     

身体与歌--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文学新话语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女性文学倾向出现变化 ,产生了新话语 ,这是以思想解放的大潮为前导的 ,受到了西方女性写作和阅读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女性文学作家们把女性身体之美放进了审美空间 ,对其自我表达有着双重笔墨 ,找到了一种审美关系 ,形成了有独特风格的女性性别语境     

"女性文学"批评之批评

批评界对"女性意识"的过分关注,导致"女性文学"难以获得博大境界.若能扩大批评视野,遵循协调原则,也许对解读女性文学的丰富内涵会有所帮助.     

英国女性作家笔下的帝国叙事研究

从18世纪开始,女性作家的创作便日渐成长为英国文学中的一支重要的创作力量。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女性文学一直有意无意地将性别问题与帝国政治问题相联系,她们有关帝国形象的叙事书写深刻地展示了宗主国白人女性对殖民问题的认识发展过程,同时也形象地揭示了性别问题与种族、阶级等其他社会政治问题紧密交缠的过程。     

构建“革命文学”的三种想象

"革命文学"倡导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有比较长的过程,学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主张。如果把"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适度区别开来,那么,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种关于"革命文学"的想象,即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创造社"元老"们分别倡导的"革命文学"。这三种"革命文学"想象彼此有很大的差异,显示了"革命文学"源头的不同建构和意向。对这三种"革命文学"建构与想象的历史分析将突破以往革命文学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革命文学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和思路。     

不自觉的分歧、错位与湮没——“新世纪文学”命名之争分析

关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论争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有关＂新世纪文学＂命名的论争中,＂新世纪文学＂建构者阵营中存在着较大的学术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提倡的原因、概念的界定以及文学特征的概括。学术界对＂新世纪文学＂命名进行批判的时候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错位＂现象,基本上没有意识到＂新世纪文学＂建构者阵营中的分歧。     

文学话语的增殖与误读:对"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思考

"民族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上世纪40年代初由陈铨发起。陈铨以民族意识的培养为目标,对传统末世文学、五四个人文学及普罗革命文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极力倡导盛世文学。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民族文学运动"曾受到左翼革命话语的种种质疑和误读,甚至被扣上法西斯文艺的帽子。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由此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批判,而文学话语的增殖效应也在这场文艺论争中得到深入体现。     

新文学的"严肃性"与当下文学的"后严肃性"

本文通过重新阐释朱自清提出的"新文学"的"严肃性"这一概念,深入分析当下文学的诸种形态对这一概念的超越,进而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脉络,并对其与当下的"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差异作了考察,认为当下文学已经超越了"新文学"的基本历史框架和传统,进入了一个"后严肃性"文学的时代。     

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叙事与文化认同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追求现代”,而达致“现代”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叙事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叙事主体。民族国家叙事的多元性和矛盾性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文化认同的复杂形态。     

战后20年文学论纲

以"战时8年文学"和"战后20年文学"的思路替代以往的"40年代文学"和"17年文学"的思路,能立足于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打通原先被分割成"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两种时期"文学间的内在联系。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下,1945年至6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各有其流变脉络,战后香港文学在意识形态对峙中开始其文化个性和文学品格的寻求,战后台湾文学突破国民党政治高压,在文学思潮引发的文学传承和转换、创作多元典律的构建等方面呈现出影响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重要走脉,战后中国内地文学则开始了原旨意义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间的复杂纠结。这些流变恰恰呈现出战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并从整体上构成了一个进入"民族新文学的自觉自立"前的过渡时期,其蕴含的丰富课题及其实践,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所提供的文学范式,则包含着民族新文学面临政治困境、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作出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这种视野中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其丰富性和历史传承性,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整合的重要基石。     

质疑“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其理论内涵一直无法界定。学术界对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有着很大的盲目性与时尚性。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然是一部为"造今日之文学"而"造"出来的"史"。与其说胡适在写史,倒不如说他在表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评判的正确与否在今天已经昭然,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评判的正误,而在于评判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观念的革新。这点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启发作用。     

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教育——以中小学教材为考察对象

通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可以考察新文学进入中小学课程的状况及影响.进入小学课本的新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经过了改写,优秀作家以此来实践小学国语课本的"儿童文学化",帮助儿童体认"国语"的美感,养成"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进而从根本上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此外,教材中大量地选入新文学作品,明显地有利于新文学的传播,同时也培植出学生新的"文学感觉"与"文学观".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