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东北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新空间经济学“4D”框架的分析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实现东北全面振兴的核心驱动力。新空间经济学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因素归结为密度、距离、分割和异质性四个方面,即“4D”因素。基于“4D”框架,数字经济以数据要素应用与数字技术渗透为核心,切实提高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活动密度,破除自然地理距离壁垒,有效降低市场分割程度,重塑基于异质性的竞争优势,全面赋能东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东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包括以集成式技术架构为核心驱动创新发展;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融合,促进协调发展;基于传统园区智能化改造推动绿色发展;交通与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助力开放发展;培育全领域数字生态文明,加速共享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关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塑造发展新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应用能够通过扩大要素供给来重塑发展动力,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关联来注入发展新活力,通过产业升级来拓宽发展边界,通过提供数字治理模式来保障发展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数字化转型缓慢、数字技术创新不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存在风险、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技术对劳动力产生挤出等现实问题与挑战,阻碍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赋能作用。在“十四五”时期,应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积极推动产业数字转型,强化数字技术创新,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加快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就业保障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发展——基于区域创新产出和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文章深入挖掘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阐释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并探究其中介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且能够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区域创新产出增加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中介渠道;相较于北方城市、资源型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南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试点城市的数字经济具有更明显的“绿色红利”;中国应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加快传统产业数字渗透,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更好地引领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     

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可以帮助突破地域性限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本文基于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CRITIC综合赋权法计算京津冀区域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数(DE),运用双重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对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飞速提升的状态,天津和冀南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较快,北京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2)京津冀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聚集性并且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3)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地区在发展数字经济时,应当注重区域之间的联系,因地制宜,发展地方数字经济特色产业,引进数字技术人才,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塑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激发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赋能效果,已成为中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具体效应及中介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其作用机制包括人力资本机制和技术溢出机制。（2）相对于成渝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推动作用更显著。（3）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经济对周边城市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对推动中国制造业高水平“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潜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要素配置与区域一体化水平

当前区域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支撑,但区域一体化在打破要素流动障碍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要素错配,作为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变革的数字经济崛起,能否改善区域内生产要素配置,进而推动区域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以2010-2018年中国7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一体化指标,分析数字经济与区域一体化水平的关系,并探讨生产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一体化水平有所上升,相反哈长、中原、成渝一体化水平有所下降.数字经济发展将抑制城市群区域经济增长一体化水平,但能促进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创新、环境一体化水平.生产要素配置不平衡是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群一体化关系的中介变量,但劳动力配置不平衡与资本配置不平衡的中介效应恰好相反.数字经济发展会降低劳动力要素配置不平衡,增加资本要素配置不平衡.因此,如何降低区域资本要素错配是在发展数字经济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

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数字中国、实现数字强国的重要着力点。既往研究囿于模型构建的局限,忽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空间交互关系以及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可能会使参数估计结果出现严重偏误。文章基于中国10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生交互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区域内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存在显著的正面交互作用,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可双向促进;而在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均存在显著的负面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数字经济抑制了邻近地区的实体经济增长,并且邻近地区实体经济规模的扩大也会给本地数字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面板分位数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识别了数字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条件性特征与阶段性特征。最后,基于实证结论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产生“降本增效”的作用,提高生产迂回度和附加价值,引致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诞生,从而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数实融合能够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效率、增强产业创新动能、赋能产业绿色发展。然而,当前我国数实融合的实践进程中还面临着数字鸿沟与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共存、数字技术核心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强、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等一系列现实困境。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就应采取措施弥合多维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引导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以促进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数字时代下中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通过运用DEA-ML法估计中国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其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并在两者耦合作用下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环境规制发挥了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而环境规制在内陆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但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存在着“以邻为壑”现象,数字经济积极的空间溢出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各地政府要顺应数字变革的时代趋势,积极推进软硬数字设施建设,结合发展实际因地健全环境规制体系,积极完善协调机制,并通过加强跨地区沟通交流促进空间效应释放。     

数字创新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靶向对策研究

数字创新以其独有的同质性、可重新编程性、自生长性等特征颠覆了传统的发展模式,并且已经成为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产生的重要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朝向更高层次迈进。研究数字创新作用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靶向对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借助于生态学视角,将社会科学研究的微观、中观、宏观层面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个体、种群和群落、景观对应,探究数字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其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入手,深度剖析数字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最后,基于对数字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的分析,提出相应的靶向对策,以期能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产业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持续向传统产业渗透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的数字产业化指数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两者间的时空演化关系以及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且该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进一步来看,数字产业化不仅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影响,而且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显示,数字产业化通过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论表明,数字产业化能够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有利于区域间经济格局的协调发展,缓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加大数字产业扶持力度,提高区域数字产业化水平;加快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产业发展战略,使数字产业化成为有效缩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键举措.     

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基于285个地级市的空间面板数据

自“双碳目标”提出和“数字中国”建设以来,数字经济的环境效应成为各界的关注焦点。文章采用我国285个地级市2011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利用广义嵌套空间模型,发现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显著负相关,即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路径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研发强度、改善能源效率并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减排。进一步地,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调节。在数字经济设施较为完善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扩大研发投入、提高能源效率并发展第三产业;着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创新绿色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与科研院所协同发展机制以及建立绿色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等方面切实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

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五种效应,即技术创新效应、产业融合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发展共享效应、生态优化效应。而人力资本对这五种效应起着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增强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即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同时,人力资本与数字经济之间形成联系紧密的耦合关系,并且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人力资本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因此,应通过完善教育体系,培育高水平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率,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生活便利程度及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等政策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促进数字经济繁荣,推动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基于我国中部地区82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采用WLS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及截面门槛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的总效应、条件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的总体呈现挤出效应;同时,在差异实体经济水平的条件下,数字经济的挤出效应恒定,但影响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规律;此外,数字经济的倒"U"型影响,证明了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存在影响"门槛".因此,我国中部地区的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地方数字经济规划,加强数字基础建设,提高科技创新要素配置,完全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最大动能.     

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数字经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一业带百业”效应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全方位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年至2020年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相关数据,分别构建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各地区数字经济以及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针对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以及强化数字文化金融支撑等方面,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数字经济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研究——基于公众参与的调节作用

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数字经济与生态环境作为重大议题之一,公众参与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采用城市与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公众参与与空气污染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公众参与正向调节了数字经济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增强了数字经济对空气污染的抑制作用。空间溢出效应表明,公众参与对数字经济抑制空气污染的强化作用在本省份内是显著的,而对周边省份的强化效果并不显著。为促进中国环保工作高效开展,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建设;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加强各省间数字关联性。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人才短缺、资本匮乏、产业力量薄弱三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发展对于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可概括为：通过提高农村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吸引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入、减少农业劳动力需求,破解乡村人才短缺困境;通过促进资产资本化、数字对资本的替代节约效应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资本积累,解决乡村资本匮乏难题;通过减少产业同质化、促进产业融合、提高市场化程度,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解决乡村产业力量薄弱困境。据此三重内在逻辑推进赋能实践,就能使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注入新的动能。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数字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国际合作成为战略选项。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和数字经贸规则三大领域。当前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呈现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不断升级、数字贸易国际合作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规则化凸显等现状。然而,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也存在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制度型框架缺失、数字经济发展外部风险凸显等显著挑战和风险。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从提升区域内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境外经贸合作区数字贸易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协同创新等方面,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