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贸易鸿沟的现状、成因与中国策略

近年来，随着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全球性数字贸易鸿沟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深化数字贸易合作与交流的积极性，加剧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文章认为，数字贸易鸿沟成因复杂，会加剧全球贫富差距、阻碍数字贸易治理达成共识以及数据要素自由流动。目前，在治理上，仍存在发展中国家数字贸易产业基础薄弱、国际经贸秩序与规则加速变革、贸易保护凸显等困境。因此，面向未来，中国作为数字贸易大国，既需要借助区域经贸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注入新动力，也要抓住机遇，释放数字贸易潜力，实现突破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式产业现代化要求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绿色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由单点演进转向集成迭代，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实现了更加深度的融合，这有助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有助于增强产业技术关联与网络协同并提升产业链韧性，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污染治理效率，从而对中国式产业现代化带来叠加倍增的赋能效应。因此，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强数字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一带一路”是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数字金融有助于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实现“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以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着数字鸿沟问题凸显，金融产业发展滞缓，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经济风险逐步涌现等问题，导致沿线国家纵向无法联动，横向难成合力，严重制约“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国应充分发挥数字金融驱动作用，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锻造数字发展动力，擢升资金融通效能，激发可持续发展活力，筑牢经济安全屏障，推动“一带一路”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继而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挑战与路径

数字经济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给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动与多个共建国家的数字合作,加强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协调,使共建国家数字综合实力不断提高。随着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建国家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支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得到加强,数字环境持续改善,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共建国家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仍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网络安全威胁、数字规则机制建设滞后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需因地制宜地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全面的数字安全保障体系,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数字领域的竞争,多层次地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加强话语权建设并构建战略互信,加大金融支持人才培育、鼓励创新力度,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廉洁政府建设赋能数字贸易的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贸易逐渐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纷繁复杂，其中与营商环境密切相关的廉洁政府建设尤其值得关注。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与CPTPP成员国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廉洁政府建设对数字贸易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等路径实现。因此，应扎实推进廉洁政府建设，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与市场环境，在此基础上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统一大市场维护、长臂数字管辖与国际数字垄断治理

长臂数字管辖阻断和国际数字垄断治理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排除外部干扰的重要举措，可以从数字政治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和设计阻断方法和治理对策。大数据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提供了更多政治借口和数字工具，对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风险和危害也最显著。能够从域外法律管辖权对冲角度构建法律阻断体系，从全球产业链完整性、供应链安全性、价值链增值性和创新链迭代性角度布局产业对冲体系，从市场对冲和货币对冲角度构建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从伙伴国家合作与对冲角度构建国际统一战线，阻断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行为。中国作为新兴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大国，不仅是反对数字殖民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及数字霸权的社会主义新兴大国，而且为数字政治学、数字经济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贡献了中国思想、中国理论和中国智慧。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路径研究

产业链韧性提升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增强企业链的稳定性、催生空间链的网络化、引领价值链的分工转型等方式来提升产业链韧性。当前，数字经济与我国产业链融合呈现以下特征：数字化产业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为产业链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数字化规模不断扩大。但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据要素市场化程度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数字人才短缺等因素对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形成制约。鉴于此，应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技术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推动数据新要素流动，促进数字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完善产业链数字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增强数字人才支撑，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的乘数效应，更好推动产业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研究

作为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相融合的产物，数字卫生顺应了人类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数字卫生有利于各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建立更为紧密的疾病监测网络，促进信息共享、医药科研合作与医疗资源整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防控、诊断和医治过程中的人际接触传染风险，为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威胁带来数字赋能。在全球重大传染病频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而数字技术的兴起为双方公共卫生合作提供了新内容、新方向和新平台。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拥有高度的可行性，具体体现在东盟良好的数字卫生应用前景提供了合作契机，中国数字卫生技术的蓬勃发展贡献了技术动力，中国与东盟的高层推动奠定了政治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仍然面临东盟“数字鸿沟”制约、公共卫生治理失衡、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协调不足等多方挑战。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中国与东盟双方应在数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医药研发与公共卫生服务数字化、数字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以及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以推进构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     

经济循环中的循环数字化与数字循环化——信息、物质及资金等流转视角的分析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和断点,畅通经济循环。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循环数字化和数字循环化两种机制为畅通经济循环提供助力。一方面,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以及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加速渗透,可强化信息流对物质流和资金流的引导,加速经济循环;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涉及面广泛,畅通生态体系各环节本身便形成规模可观的产业循环,并为加快数字化发展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撑。当前,这两种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制于工业互联网及其他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滞后、ICT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以及就业结构调整和分配失衡。须从加快新基建、强化ICT核心技术攻关、提升数字技能等着手加以应对。     

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与实现路径

服务业作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国布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大战略重点。数字经济对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包括产业数字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数字产业化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合理化发展。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可归纳为：通过加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核心技术研发支持力度、推动数字金融普惠性发展、引导服务业数字化创新来提速服务业数字化改造；以规制数字要素市场、强化平台经济监管来完善数字安全规制；以改革人才分流模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与培育创新型人才来确保数字经济人才供给。     

新实体经济赋能中国经济现代化：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内涵与范围不断拓展。作为人类技术的新范式，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三次产业的传统生产范式。数字技术的软硬件开发、以“三新经济”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化以及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所构成的产业数字化共同构成了新实体经济。新实体经济助力中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逻辑主线，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环节之后，成为创新理念落地的主要载体，通过数字化赋能再造，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发展新实体经济需要充分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作用，补齐新实体经济底层关键核心技术匮乏的短板，以数字技术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积极参与新实体经济的国际治理体系。     

全球数字治理碎片化的表现、成因与应对

目前全球数字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其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治理主体、方式和涉及的子议题。具体来说，虽然有多元行为体的参与，但在国际层面仍没有达成合作的共识；虽然有多种治理方式，但基本是对抗的；虽然涵盖了诸多子议题，但缺乏共同的核心议题。全球数字治理之所以出现碎片化，除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体系、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以及理性选择的驱动等普遍性因素外，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风险社会失控的可能性以及数字安全的泛在性等特殊性动因。这不仅拉大了各国间的地缘政治张力，加剧了国际数字贸易结构的失衡，还进一步引发了国际媒体对真相的扭曲。在此背景下，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强调消费者主权，联合欧盟共同反抗美国企业主权的无限扩张；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积极构筑数字治理共同体。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新发展阶段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势必要寻求新动能。数字经济在乡村产业专业化、融合化、信息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能从效率提升、产业变革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存在着数字化转型能力不强、要素协同运转不通畅、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以及产业衔接不充分等制约。因此,需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乡村产业数字化,提升乡村产业要素协同度和乡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健全乡村数据分享机制,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有效衔接,进而有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产生“降本增效”的作用，提高生产迂回度和附加价值，引致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诞生，从而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数实融合能够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效率、增强产业创新动能、赋能产业绿色发展。然而，当前我国数实融合的实践进程中还面临着数字鸿沟与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共存、数字技术核心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强、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等一系列现实困境。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就应采取措施弥合多维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引导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以促进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数字税国际争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新的国际税收争议,主要表现为数字税三种属性下主权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关于数字税相关问题的博弈。数字税国际争议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都有所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合作秩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用好WTO、G20等多边平台,主动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沟通数字税相关问题,在区域和全球多边等层面参与和推动数字税收规则谈判,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数字税相关政策试点。     

数字经济培育中国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路径探析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经济的核心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性产业。随着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破爆发,我国亟须通过数字经济与装备制造业深度融合催生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机制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与装备制造业在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市场体系、产业生态维度均存在融合不深的制约因素,极大地阻碍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培育。数字经济背景下,应从数字科技对装备制造业技术范式的融合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业生产业态的系统升级、数据要素对装备制造业市场体系的组织链接、数字治理对装备制造业产业生态的解蔽重构等方面培育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从而提升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效能,形成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引擎。     

数字贸易规制构建及中国的因应

数字贸易正在数字经济时代快速崛起。国际社会就数字贸易规则的探索正在快速推进,但达成数字贸易多边规则仍存在制约因素。美国、欧盟以及中国模式及其实践形成了与数字贸易有关的典型数据立法,也反映出数字贸易国际法律规则构建中有关数据本地化、规则侧重领域、规则构建路径等方面业已存在的价值冲突。未来,中国应更加主动参与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以保障数据安全作为前提,及时提升数字贸易配套,倡导试点区域贸易协定,坚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力争深化达成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共识,为数字贸易国际法律规制形成诸边或多边框架。     

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

数字科技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具有“双刃剑”作用。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条所面临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沟，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细化分工、深度延展。但数字科技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本土，简化工序流程，导致全球价值链表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扁平化等特征。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未来全球价值链将表现出以下重构趋势：产业回流引发纵向收缩，区域合作导致横向延展；“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链延展，“产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字空间内扩散；“链主”企业实施的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是推动不同价值链展现出差异化重构走向的微观基础。有鉴于此，中国须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建，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凸显中国数字优势的区域价值链。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驱动产业变革: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我国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中仍存在供需错配阻碍内循环的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威胁、产业核心技术“卡脖子”现象严峻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快推动产业变革的进程,提高供需的适配性和产业链的安全性,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的兴起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和信息壁垒,增进供需之间的信息对接,促进产业链的有效整合,提升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并且通过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企业面向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变革的赋能功效,尚需大力推动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加强对大数据平台的监管,深度挖掘数据资源价值,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     

RCEP背景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挑战与中国因应

RCEP的制定与实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方案。在RCEP背景下,通过爬梳对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难发现,当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还面临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代表的数据治理规则存在分歧、数字贸易税收政策制定和协调机制尚不成熟、数字贸易非歧视待遇与数据本地化规则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作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中国应发挥大国担当,向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面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序化趋势,未来中国应坚守RCEP提倡的包容合作理念,在国内层面利用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优势,分层级推进与高标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工作;在国际层面参加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国际谈判,并与其他参与方保持良好沟通,致力于寻求缩小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分歧的有效途径,推进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共识达成,助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