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词之感伤与时代之衰亡

人们习惯于把南唐词和西蜀词相提并论 ,实际上南唐词的感伤风格和西蜀词的艳冶风格有很大区别。南唐词特有的感伤风格与南唐衰亡的时代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即“衰亡时代的艺术重主观”。     

寻道之路：“不可说”与“不立文字”——维特根斯坦思想与禅宗思想之比较

维特根斯坦一生对哲学的批判、瓦解和创新,成绩斐然,他那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那富有神秘性的、不可言说的思维方式和“语录体”式的叙述风格与中国禅宗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维特根斯坦是通过“看”和“显示”来呈现“不可说”;禅宗则是通过“默照禅”和“以势示禅”来显示“不可说”,二者“殊途同归”。维特根斯坦的思、言和行都与禅修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看,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西方世界里的东方禅师。     

艳词与理学

提到诗与词的不同,则曰“诗庄词媚”,有关词的抒情内容,则曰“词为艳科”,对于词的风格,则曰“一婉约,一豪放”。古人的这些评论,其媚、艳、婉约,都从不同的方面突出了词的特质。在词的发展历史     

论"以诗为词"的词学意义

“以诗为词”不仅是创作方法的更新,而且是词学观念和词学意识的改变。“以诗为词”概念的提出,促进了词的“本色”认识。当时的“本色”应该是属于“女性特色”的风格判断,而不仅仅是音乐性特征的认定。正是基于对词这种风格的认定,出现了词学批评中的三个方面的转变。     

“风骨”非“风格”辨

作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理论范畴，“风骨”与“风格”同中有异。“风格”是必然有的，而“风骨”只具有可能有的或然性。风骨不是风格。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它代表了刘勰对艺术美本质的一部分认识，是刘勰对创作、批评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具有较大的概括性和较强的理论涵盖力，但不具有划一风格的作用。将二者混同，与在汉语中“风格”一词的原始意义以及作为传统诗学范畴的“风骨”自身逻辑形态不稳定带来的意义歧出有很大关系。     

黄庭坚的诗与禅

一 一般评论宋诗,常常举出严羽“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说法。而“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则确乎是宋诗的特征与优长。黄庭坚和在他的影响下开创的江西诗派,也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并为造成宋诗的独特风格作出了贡献。 黄庭坚“喜与禅僧语”,后人甚至评论他“惟本领为禅学”。事实是就其成绩突出的诗歌创作而言,造成其成就的因素很多,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当代禅宗的影响。禅宗发展到晚唐五代,由“祖师禅”而衍变为“分灯禅”,至北宋,判为“五家七宗”。禅宗各派系已鲜见禅解上的创新与差异,而主要在接引学人、表达禅观上翻新争奇,互相争胜。掸师们上堂示法、请益勘辩,追求机锋俊语,不落窠臼,又发展了如歌如吟的偈颂,在语言技巧方面多有创造。禅门中还形成了有关谈禅技巧的一些理论主张。这样,在禅宗中原来重视言句与否定言句的不同宗风的矛盾中,讲究语言技巧的“文字禅”得到了突出的发展。大量的禅宗语录(其中包括许多偈颂)在这时被编纂起来。     

论作为词学审美范畴的豪放

司空图首先提出“豪放”这一审美范畴并用于诗歌批评。随着苏轼的进入词坛,“豪放”一语被引入词学批评领域。它初指词的形式“不入律吕”,但其内涵迅速扩大至包括词的内容逸出传统范围,表达豪壮之情,阔大之景,词人的性情具有“豪放”的特征,等等。明代张（?）将“豪放”与“婉约”作为词的两种典型风格提出,这在对词体的认识上迈出了一大步;清代的词学家们从词调的要求、词的内容及词人的素质等方面论证了“豪放”作为一种词学风格存在的必然性,并进而探讨了“豪放”词风的艺术内蕴。     

从唱和活动看云间词风的形成

本文从唱和活动入手考察明末云间词派的词论与词作,认为唱和活动的游戏性、竞技性对云间词人的词学观念、创作实践影响甚大。云间词派以词为“小道”、以词为“言情之作”的词学观念,及其词作多闺阁题材、小令体裁,其婉约风格、浓艳词藻等风貌,都和他们的唱和活动关系密切。     

试论“婉约是正宗”的合理性——兼谈宋词的婉约基调

宋人论词,多执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论词》)之见,这种词学观并延及元、明、清诸朝。所谓“词别是一家”,无非视婉约为词之正宗,以区别于“载道”的文与“言志”的诗。婉约词大抵有几项基本的特点:一是词的内容以男女恋情、离愁别绪为主;二是词的风格须温柔敦厚,委婉曲折;二者又与词的协音和律本色密切相关,由此构成婉约派词的基本风貌。历史地看,婉约作为词之正宗,原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云门宗风与晚唐五代诗论

晚唐文偃禅师创立的云门宗有其独特的禅风禅法,云门宗的“一字禅”对诗歌的语言锤炼 之风有直接影响,云门宗“句中有路”以语言进行启示的方式,也启发了诗人对言外之意的追求。     

试论禅对黄庭坚诗幽默风格的影响

禅、幽默、诗三者的关系之密切，在黄庭坚诗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文字禅”及禅家的“游戏三昧”，使得黄庭坚以幽默诗的手段来反映其对“治心养气”的境界的追求。而“打诨通禅”将杂剧与禅联系起来，这也就是黄庭坚提出的“作诗如作杂剧”的技法的基础。     

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北宋诗风形成的禅因佛缘

中国化了的佛教经残唐、五代到北宋已达到完全成熟乃至“烂熟”时期。其重“知解”、“仰顿悟”、参“公案”、斗“机锋”的禅悦之风，对于北宋诗风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原是对宋诗的指陈，却也道出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风格面目。宋诗工稳、精致、峭拔、富有理趣、意味隽永之总体风格，均可从如上三方面得到体现。然而，宋诗风格的形成得益于佛禅，亦受病于佛禅，北宋禅家那种“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舌”的禅病，也使得宋诗因对语言形式的过分纠缠而自病、病人。     

净慧法师“禅在当下”理念的致思深蕴

“禅在当下”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其对生活禅作了新的诠释和思考,把生活禅研究引向了深入,引向了具体,也为生活禅的理论与实践开出了新生面.本文试图对“禅在当下”概念及其意蕴作初步解读,探讨其所以成立的内在机理、鲜明品质以及其之于生活禅的意义.     

“翰海”是湖不是山

《史记》中的“翰海”(后来通作“瀚海”)一词,过去一直认为是指漠北某湖泊,当今学者岑仲勉教授考证“翰海”即今蒙古之杭爱山后,从者相继,并且,1979年新编《辞海》承认了岑仲勉的观点。对这个解释,我不敢苟同,特提出商榷。“翰海”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骠骑将军去病率师……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     

试论白石词的朦胧美

南宋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是中国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词人之一,他继承了周邦彦格律精严的传统,但又有新的创造,黄升评价姜白石说:“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白石的高处在于有创造性,在词的风格上,他能突破婉约和豪放风格之囿,另外创造出一种朦胧的风格,其主要特征是:境界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寓意有泛指性、多义性。下面就白石词的上述风格特点谈一些肤浅的看法,以求正于方家。     

清雅:白石词之美学风度

白石之词,张炎谓“清空”“骚雅”,沈义父谓“清劲”,汪森谓“醇雅”,谭献谓“清脆”,周济谓“清刚”,孙月波谓“清超”,陈廷焯谓“清虚骚雅”,戈载谓“清气盘空”。时下又有论者谓“清雅”,并以之为别于豪放、婉约的古代词苑中之第三派。我认为,宋词不存在豪放、婉约等派。所谓豪放、婉约,大抵就词作之风格而言,如徐釚谓“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沈曾植谓“易安以婉约为主,幼安以豪放为主”,詹安泰谓白右“极意创新,力扫浮艳,运质实于清空,以健笔写柔情,自成一种风格”,均从风格立论。正因为豪放婉约乃就风格而言,故同一词人     

谈禅诗的禅味与诗味

说到禅诗 ,首先要弄清楚“禅”的含意。禅 ,乃梵文音译“禅那”之略 ,其意译为“弃恶”、“功德丛林”、“思维修”、“静虑”等。其基本含意就是息心静寂地思考修佛的途径和功果。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禅的含意也在发展变化。比如禅常与“定”连用 ,谓之“禅定”。定 ,乃梵文的意译 ,也译作“等持”。禅定是说心定止一境而离散动 ,这是修佛所能达到的较高境界。汉化佛教进一步发展 ,佛教宗派纷起 ,其中“禅宗”崛起 ,使“禅定”的观念进一步生发出去 ,这时的“禅”的含意已不仅仅是“静虑”,而升华为涅之妙心。尤其是六祖慧能创立的南…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试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

官文化、士文化和民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在中国传统绘画、文学、音乐、建筑中得以外现。在审美文化层面上,绘画有“错采镂金”、“气韵生动”和“艳俗之丽”之分,文学有“道根文枝”、“得意忘言”和“俗而易晓”之分,音乐有“乐通伦理”、“声无哀乐”和“俗声俗韵”之分,建筑也有“皇家气派”、“造境天然”和“民俗风格”之分。在精神境界上,士文化所求的是“意境”的道禅至境,官文化所求的是“载道”的儒家之境,民文化所求的则是“从俗”的墨家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