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及其限度

任何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相应的成熟而稳定的政治知识形态作为基础,传统政治知识形态构成了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应当从作为其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即一种以“理性政治知识”为其成熟形态的政治知识——是造成中国古代政治的若干“现代化”特质及其限度的关键因素。“理性政治知识”在支持郡县制、官僚制以及“礼法兼济”的治术的产生和突破的同时,亦设置了这些“现代化”因素发展的极限。     

试论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从萧功秦和姚中秋的相关论说谈起

“中道”是相对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言的。政治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是既定政治秩序,文化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则是特定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既定政治秩序是反传统的、基于“党国一体”政治架构的国家主义,本身集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一身。以此为参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既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极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刚性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倾向。萧功秦的“中道理性”论是一种“政治中道论”,试图超越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姚中秋所谓的“寻找中道”是一种“文化中道论”,试图主要超越（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刚性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的政治可行性,但却悬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努力方向;后者具有较大的文化可欲性,但却在根本上缺乏政治实践关照,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应当遵循“萧－姚律令”,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亦要具有政治实践关照,并切实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开展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探究。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     

中国古典政治起源管窥

政治文明的发生有赖于政治知识,政治知识构成了政治文明发生、发展、延续和变革的知识基础,因此,从早期政治知识的进路去探讨中国古典政治起源,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本文从中国先民早期政治知识的四项元素——即“时空观”、“共同体”意识和“分体”意识,以及最初的秩序感出发,分析了政治知识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转化关系,揭示了中国古典政治起源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中国古典政治起源的另一种解释方式。     

“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选择

“中国梦”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教育引导是“中国梦”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渠道,创新活动载体是“中国梦”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阵地,注重实践养成是“中国梦”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举措。     

公心、公道与公制：传统中国以“公”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伦理模式探析

中国古代建构了以“公”为核心价值的理想类型的政治伦理模式。由“天之公”到“人之公”,“公”价值系统在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中得以确立核心地位,并在具体的政治统治中形成以“公心”为执政的伦理动机,“公道”为执政行为的伦理准则,“公制”为政治统治的制度伦理。这个“公”本位的政治伦理模式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建设颇有借鉴之处。     

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是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的.它的学科自我规训有四个基本维度:国别辨析、学名定位、历史归类及理论尊严.这样的规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二是在挣脱范式约束之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被扭转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三是凸显中西“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过分强调国家价值或地域范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仍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历史还原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阐释冲动,一直是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自我规训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在恪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重新奠立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根柢,使“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人建立起理解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     

近代中西日文化交流中“政治”概念的演进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传教士的介绍和西学书籍的进入,以及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说借道日本的大规模和系统进入,加以近代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断吸取新知的内在驱动力,都在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习惯,“政治”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合成词,成为涵盖以往“政”、“治”词族的具有包容性的词语.“政治”作为一门知识、一门学科,也被中国人所接受,并逐步形成那个时代的“政治”知识体系.这一进程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而且进一步引导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     

毛泽东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战略布局思想的历史嬗变

毛泽东以“政治革命”为主导,建构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三位一体”战略布局中的正确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三位一体”战略布局思想相比较,因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具有明显的特征差异性。     

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中国“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与社会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教科书的框架下和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政治”一词逐步形成了“两概念一用法”三种形式：“狭义上的政治”“广义上的政治”和“作为形容词的政治”。“狭义上的政治”,即对“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突出的是“国家”这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中外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的共通性;“广义上的政治”,在政治理论课和国内政治生活中被大范围、经常性使用,对应的是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作为形容词的政治”,则是在中国语境下社会生活领域对“政治”一词的观念建构,强调的是修饰对象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强化专业建设、实现政治学词汇标准化的背景下,很有必要在学理层面对“政治”一词的解释与使用进行规范,实现肯定中国理论话语必要的特殊性和与国外同行的可沟通性之间的平衡,实现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概念“宽泛”与“窄化”之间的平衡,从而在基本政治概念的使用上更加精准与合理。     

中国世俗化的节点和标志——以春秋战国之交的孔子和孔学为研究样本

春秋末期的中国仍然人神杂糅,故各级贵族均集政治领袖、宗教教主于一身,国家治理实行政教合一;战国初期的中国即已人神两分,神权政治时代结束,世俗政治时代开始,故贵族只是政治领袖,不再是宗教教主,国家治理实行世俗政治。春秋末期的古“儒”仍然是政教合一的教士和乡绅,战国初期的“儒家”只是国家治理之学及其衍生学科的世俗学派和学者,孔子既是春秋末期的古“儒”,又是战国初期的“儒家”。春秋末期的“儒书”仍指人神杂糅的六艺和孔子师徒语录,战国初期的“儒书”已仅指孔子师徒的世俗政治语录,孔子师徒语录既是春秋末期人神杂糅的“儒书”之一,又是战国初期世俗政治的“儒书”。总之春秋战国之交短短八十二年时间,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治理学者、治理文献均急遽世俗化,可见：一,这一时间节点就是中国结束神权政治时代,进入世俗政治时代的关键历史节点;二,孔子和孔学的世俗化就是中国结束神权政治,实行世俗政治的重要标志;三,战国至今国家的世俗化,“儒学”和“儒书”的世俗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中国政党政治的现代性与“中国梦”的实现

民族国家确认了现代性政治的身份主体，而政党政治则是政治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中国的政党政治发轫于国家“自我”意象的转变，并通过革命承载着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国梦”蕴含现代性的要义，中国政党政治须通过自身的现代性来实现“中国梦”的现代性。中国国民党对西方政治现代性的仿制以失败而告终，并导致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暂时性终止，“中国梦”实现进程受阻。中国共产党承继了政治现代性建设，通过革命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通过规范政治建制逐渐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其主旨与“中国梦”的内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未来政治建制过程中，中国政党政治需要通过国族建设增强自身的民族性，通过法治建设增强自身的公共性，从而为全面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开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新形势、新任务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保证我们党始终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又强调，要“加强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要求，     

“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

“大一统”本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常识概念,但是,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深化,新史观的输入,其渐成解构对象。而今,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它再次成为中国政治话语的建构性概念。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大一统”研究,其内涵、研究历程、概念重启的缘由需要进一步厘清,也需要回应诸多理论挑战。现代政治思潮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构成传统概念再诠释的政治与学术边界,也赋予其新的政治意涵。近年来的“大一统”研究实质上是对“何为中国”的现代政治知识回应,是中国国家理论的构想,“大一统”的知识论证有赖于“现代中国”的理论想象。     

中国古代童谣的神秘化

在中国古代,常以“童谣”指称政治化的谣谚,在正史中又冠以“诗妖”“妖言”之名。童谣神秘化不仅体现于称呼,还集中体现在“童谣荧惑说”的演变与发展中。探析童谣创作者,揭示童谣被称为“诗妖”的历史,阐析“童谣荧惑说”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构成讨论中国古代童谣神秘化问题的几个侧面。中国古代童谣与中国古代政治相交织,其神秘化的过程,不仅与政治相互影响,亦构成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无法回避的一类重要现象。童谣神秘化问题的讨论,对推进中国古代谣谚向纵深发展,对丰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理解,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正义理念的历史建构

中国传统政治正义理念是指政治权力持有者———“王”运用某一特有的被当下的社会成员所一致认同的次序及规则使整个社会生活处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与和谐的境界之中的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相继表现为:“自然物理级差”的政治正义理念;“宗族血缘级差”的政治正义理念;“顺乎人性”的政治正义理念与“‘大一统’的官僚级差”的政治正义理念。     

论中国古代政治调节理论——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有很强的规范性,集中体现于形成了一系列限定君权的政治调节理论,诸如“以民为本”论、“汤武革命”论、“天下为公”论、“兼听博纳”论、“君臣一体”论和“道高于君”论等。各种政治调节理论都是从“立君为民”等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中派生出来的,它们与“以民为本”论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相互论证、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这些政治调节理论也属于民本思想体系,民本思想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代称。     

"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

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统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等“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伦理规范,从而通过树立“君父权威”实践并强化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最终导致公权私化、家国一体。     

关于“普世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近几年,中国一些学者提出和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企图的思想陷阱。从其本质看,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企图用以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即企图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作为“政治准则”,来“设计”中国的“基本制度”,通过曲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公开主张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所谓“价值回归”、“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实行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附庸资本主义制度。论文在深入分析了“普世价值”的久远历史根源和现实政治背景,以及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剥削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从学理上揭示和论证了“普世价值”的片面性和荒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