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都市圈一体化视角的治理机制研究

都市圈一体化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有效协调区域经济＂碎片化＂与＂一体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实现空间资源整合,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部门关注的焦点。本文将治理理论引入都市圈发展,指出创新治理机制是实现都市圈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并经过长期的研究与实践,基于治理的内涵和我国国情,提出构建多元复合型都市圈治理机制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经济与行政区经济的矛盾和整合

都市圈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长江三角洲向泛长江三角洲的空间扩展是顺应都市圈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区域优化整合的必然路径.泛长三角正朝"沿江"、"沿海"两个基本方向扩展,然而越来越多的行政区的加入会产生更为多元、复杂的行政区利益矛盾,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都市圈经济与行政区经济运行规律的差异性.泛长三角一体化需要都市圈经济与行政区经济的协调与整合.健全市场机制、实现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利益共赢、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区域合作组织、建立区域共同治理的政策法规体系等,是促进都市圈经济与行政区经济一体协调整合的基本路径.     

从协同到共同:区域治理共同体的制度演进与机制安排

中共十八大以后，长三角区域治理进入了全面对接与深度合作的新时代，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实践，将带有探索意义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从协同治理形态推向了共同治理形态。由此，长三角区域治理形成了差别治理、协同治理、共同治理共存的多样化区域治理模式，三者在区域性质、治理形态、基本原则、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并在服务要素、治理要素、发展要素方面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关系。长三角区域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表现为通过共同治理形态的建构，带动基于“发展—服务—秩序”的共赢生态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构筑的由规划行动共识与跨域共建共治机制为核心，集创聚新优势、创建新平台、创新新体制、创造新动力于一身的区域发展“四新”模式。     

论都市圈价值导向、城市功能和产业三位一体的转变

长三角都市圈目前已经跨入了从竞争转向竞合、从产业一体化走向功能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新阶段.本文认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转型创新发展,首先需要依赖于城市功能的转型,而城市功能的转型又需要城市价值导向的转型为前提.在长三角区域由“产业一体化”向“功能一体化”发展转变中,本文指出区域制度合作是实现长三角功能一体化的核心与关键,并基础制度环境、规划和政策合作、制度实施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制度合作的整体框架.     

区域一体化视域下长三角数字政府协同建设的价值、困境与策略

数字政府协同建设对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形成、区域高水平一体化治理、区域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区域内数字政府协同建设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仍存在不同行政区之间建设发展水平差异、重复建设、数据孤岛、传统体制障碍等一系列问题，面临环境、利益博弈与制度上的困境。本文基于对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政府协同建设现状、价值和困境的系统梳理与研究，提出区域数字政府协同建设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整合、地区间利益补偿差异整合、体制机制制度整合及示范区试点整合等改进策略。     

长三角都市圈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都市圈是城市经济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市场扩张和企业追求规模经济要求政府降低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和行政壁垒,这是都市圈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就长三角来说,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政府作用是推动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力量.市场化推动了市场规模扩大和分工的深化,工业化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组织完善及空间形态的优化,国际化使得长三角逐步纳入全球生产体系,政府的制度创新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竞争与合作.     

南京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及其对现代服务业的深刻影响与对策研究

"南京都市圈"建立以来,加快了圈内交通的统一规划和建设,初步形成了交通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交通一体化的推进,降低了交易成本,加速了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并促进圈内资源整合,增进产业分工和协作,给南京都市圈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带来了成倍的放大效应.但都市圈现代服务业发展仍存在层次不够高,发展水平不平衡和产业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南京都市圈应通过交通一体化建设,依靠圈内核心城市的产业带动、各市之间的产业互补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构建新的经济分工体系,建设大网络的产业配套生产集群,加强区域合作与发展,从而促进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苏沿海开发的多维取向

长三角一体化和江苏沿海开发同为促进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促共进的关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多维空间为江苏沿海开发提供了多维机遇,江苏沿海地区应当主动策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在产业转移与产业互补中完善产业定位、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在环境政策与项目合作中保护生态资源、在人口流动与劳动力转移中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在长三角国际中心地位的确立中提升江苏沿海经济国际化水平.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重构与城市间结构效应分析

都市圈是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功能重组形成的城市圈层式结构。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要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圈形成之路,其空间结构重组是顶层设计的核心,也从整体决定着空间结构效应。本文以京津冀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利用引力模型、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讨京津冀都市圈的空间重构,分析空间重构对区域经济、人口的集聚与扩散效应。研究发现:(1)京津冀都市圈的空间组织重构,已初步形成"三足拱卫"的雏形;(2)中央政务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天津和雄安新区形成的"一核三足"城市架构,将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载体和结构优化路径;(3)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置和雄安新区的设立,加强了北京、天津、石家庄等中心城市与周边的联系,扩大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促进了城市功能定位与城市间联系的关联度。     

兰州都市圈空间界定方法研究

都市圈是一个大的核心城市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近城镇与地区组成的圈层式结构.在都市圈空间界定领域里,定量方法并不多见.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都市圈空间界定方法的成果基础上,在对兰州都市圈空间界定时,将经济距离、各周边城市的城市生活质量引入场强和引力模型的计算中,使界定方法更具借鉴性.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现状研判与发展建议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是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五年来,在协同发展规划与顶层设计、产业分工与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定位、生态环境共治和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从空间上比较,在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优化、创新中心建设等方面,与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十四五"时期,应进一步完善城市群空间结构,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链条,加快京津冀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实现建设目标。     

市场秩序扩展、产业高端攀升与长三角都市圈的成长

都市圈是城市经济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产业集聚、市场扩展和开放型经济成长都要求构建新的经济空间组织模式,这是都市圈发展的内在动力.对长三角而言,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政府作用是推动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力量.市场化推动了市场规模扩大和分工深化,工业化促进了人口、企业和产业向城市的集聚,国际化使得长三角逐步纳入全球生产体系,政府的制度创新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竞争与合作.     

世博会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合作博弈为视角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为加快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长三角都市圈城市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长三角各地区的合作博弈,只有同时满足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条件时,才能使区域内各成员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放弃眼前短期收益,实现区域内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发展.依据长三角经济发展轨迹及城市间合作的现状,可考虑加强区域内各地政府间的合作、充分发挥区域市场的主导作用、强化分工、发挥辐射作用以形成错位竞争、使上海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心、加快区域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地区整体效益等思路.     

都市圈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实质和框架

都市圈经济一体化是指充分考虑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诉求,建立强大的支撑体系,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不断消除各种不利因素,促进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提升其群体竞争力,最终实现都市圈经济的发展.都市圈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框架,包括都市圈经济一体化的支撑体系、经济主体和管理职能等三个维度.     

“十二五”期间浙江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战略研究

“十一五”期间，包括浙江在内的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浙江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使得浙江在长三角中的地位出现下降的趋势。基于浙江同上海、江苏的竞合关系，我们将“十二五”期间浙江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定位于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为纲，策应上海、联合江苏，共同打造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国际航运及金融中心，形成亚太门户城市群的金南翼。并据此提出了加快体制一体化、促进社会一体化和推进空间一体化的目标任务和借力发展、借机发展、借势发展、借题发展的战略举措。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思路研究

本文从长三角地区政府层面合作的视角出发,阐述了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基本情况,特别是近年来长三角合作所取得的最新成效,重点论述了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思路,重点围绕长三角地区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市场体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体化,提出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重点和任务,并就长三角一体化条件下江苏省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对策措施等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长三角:从点轴发展走向网络发展--兼论杭宁发展带的建设

长三角都市带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失衡"问题,说明有必要改变长三角目前的以上海为中心的"点轴"发展形态,通过对长三角主要城市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测算,笔者认为长三角地区实际上是一个"匀质"地区,区域内各主要城市都已经具备相当的发展实力,因此,从长三角整体论出发,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走多核心的网络发展的道路,而建设杭宁发展带,可以实现提升杭宁城市地位,构建浙苏合作平台,拓展民企成长空间、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改善网络效应,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协调健康发展.     

数据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一体化的进路

基层社会治理主体通过大数据平台对海量数据深度挖掘与分析汇总，能够有效扩大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度，提高服务基层社会的效率与效果，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思路上的主动出击、治理架构上的聚类整合、治理方略上的精准施策，以协同治理、精准治理、透明治理等模式实现基层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化、治理层级的扁平化、治理空间的透明化。基于此，在充分论证数据赋能必要性的基础上，梳理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并从主体数据思维养成等方面阐释基层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实践路径。     

论长三角港口群、区域与交通发展的一体互动

伴随着长三角的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长三角的港口与港口群的资源整合迎来了历史新机遇。在长三角一体化的空间里。港口与交通以及产业的空间布局应该实行功能互动的互动发展,各港口应该从竞争到合作、从小组合到大组合,以战略转变来打造世界级的港口群。     

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城乡的生态消费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升级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还要实现消费领域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中国城乡消费也要实现从过去非生态消费向生态消费的转变。生态消费的空间载体是城市和乡村,器物层面的载体是城乡生态经济,管理层面的载体是城乡协同治理制度。在科学界定城乡生态消费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构建合意的城乡消费环境、提升农村居民生态消费能力、建立城乡一体化协同治理制度,来发展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城乡生态消费,逐渐实现消费领域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