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新城王氏与益都赵氏家族文学上的交叉影响

新城王氏家族与益都赵氏家族均为明清时期山东著名的青箱世家,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世系间的交叉影响。赵进美清真绝俗的诗风以及创新求变的诗论,影响了王士禛神韵诗风的形成。赵进美词作中以诗为词的雅化倾向,亦是王士禛所追求的。王士禛的诗论及创作又影响了赵执端与赵执信;赵执端其诗继承王士禛清空一脉;赵执信诗中有人、诗外有事的诗论则是对诗坛神韵流弊的修正。这一文学现象在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研究中十分独特,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王士禛五载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

王士禛是清初神韵派的领袖，被奉为“一代正宗”，扬　州五载是其辉煌艺术人生的起点。他“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结交遗民隐逸，举　行大型酬唱活动，创作了大量的含蓄深婉、富有言外之意的神韵诗，为诗学开辟了新境界，　受到钱谦益、吴伟业等诗坛大老的赏识援引。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在其一生中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     

少年记忆与《秋柳》诗之微旨

王士禛《秋柳》诗四首的主旨,后人的解释不外于“主吊明”和“主寄怀美人”二说,究无确据.王士禛少年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家庭屡更丧乱,八岁遭“壬午之难”,十岁历“甲申之变”,亲眼目睹多位亲人殉国罹难,血腥惨烈的场面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性记忆,构成了他睹物兴情的心理基调,致使他在《秋柳》诗中浸润了浓厚的丧亡、世变感.顺治十四年八月的大明湖秋柳社,是父祖辈都经历了晚明政治倾轧,自身也遭际农民起义军逼杀崇祯帝、清军入关肆掠的惨痛世乱的一群年轻人的雅集.他们赋《秋柳》诗,有着难以显言的伤心处.王士禛兄弟在清初的真正志向是猎取功名,晋身仕途,以期重振门楣,因此,说《秋柳》诗立意在“吊明亡”或“寄刺南渡之亡”,都不符合王士禛的真实心态.     

王士禛的诗歌创作与理论

王士禛诗歌创作与理论的特点有二:一是有意识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士禛提出“远”的概念,其含义是既反映现实,但又将现实放在远离自己的时空中进行观照,与现实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状态。他的诗之所以显得朦胧虚幻、情韵淡远,正是“距离”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二是寻求物我对应。士禛主张以禅悟诗,提倡感悟,即在创作过程中平求主客体的对应。当主体与客体不期而遇时,对应便产生了,它表现为突然的发现与领悟。他的诗多系兴会神到的偶然之作,这正是物我对应的结果。     

从王士禛小说活动看其进步妇女观

清初著名文学家王士禛以进步的文学观念从事说部写作,抄、论小说,他在笔记小说创作和对《聊斋志异》的品评中,对女性才智和女性侠义行为的高度赞赏,对女性大胆追求爱情的充分肯定,超越了他的时代、阶级局限性,表现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妇女观。     

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

“古典艺术精神”是与“古典主义”意义相近的概念 ,指以经典作品为典范、强调审美理想的继承性和艺术价值的恒定性的艺术观念。古典艺术精神是一个民族文艺传统的精髓 ,对于理解传统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 ,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先秦到隋唐 ,文学观念由早期的教化观念逐渐演变为对文学典范和创作法则的注意 ,古典艺术精神开始形成。宋元时期是文学典范意识走向成熟的时期 ,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把唐代文学作为学习的典范 ,从而形成了具体明确的文学审美典范和从审美精神的层次学习典范的意识 ,即从典范之“法”而“入神”的意识。到了明清时期诸家 ,文学经典逐渐从可以学习的典范变成了只可神悟而不可效法的神圣境界 ,创作与鉴赏拉开了距离 ,对文学经典的学习日渐变成个人化的体验 ,对古典艺术精神的认识也日渐走向更高的概括与抽象 ,经典作品由实际的创作范式变成意蕴精微的欣赏对象 ,意味着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古典艺术精神走到了发展成熟的最后阶段     

新旧文人的和谐唱和——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的多重风景

冒襄和王士禛共同参与的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是新旧文人间的一次和谐唱和。本次雅集以篇什之富、兴趣之豪、主宾之美而深受文人企羡。在此次雅集中,诗人们一反自己平日的诗风,模仿王士禛在扬州期间的创作风格,而王士禛在此次雅集中的一般应酬之作,也得到遗民们的交口称赞。隐藏在和谐唱和背后的是遗民和仕清新贵各自不同的情感需求和利益需求。本次雅集是王士禛初期"神韵"诗在不同身份的文人间的一次成功创作实践,是之后这一诗歌风格迎合统治者口味,并为各阶层文人普遍接受的一个前兆。     

论王士禛的诗歌创作

在清代诗坛上,王士禛被誉为“一代正宗”(《随园诗话》)。宋荦在《蚕尾集序》中说:“予以谓先生在本朝卓然为一大家亡疑,如东坡、山谷之在宋,遗山、道园之在元。”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四说:渔洋少岁即见重于牧斋尚书,后学殖日富,声威日高,宇内尊为诗坛圭臬,突过黄初,经其身无异辞。”《四库全书总目》卷173在评价王士禛的《精华录》时说:“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说,如     

王士禛诗文集的删定与清代文字狱——碑刻所见王士禛集外诗的史料印证

今陕西汉中市勉县武侯祠保存的《阮亭题诗碑》题有王士禛《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传世王士禛诗文集都未收录.此诗系王士禛于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一日谒沔县诸葛武侯祠时所作,晚年感觉到文字狱有山雨欲来之势,故删去,未收入其诗集,《熙朝新语》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印证.通过《日下旧闻考》删诗和《列朝诗集》被禁毁两例事件,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被删的原因.结合诗歌押韵和格律形式,可以断定其首句当以《阮亭题诗碑》所录为是,《熙朝新语》卷二所栽“青”字当作“侵”.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唐五代诗话目录中诗话作品选录标准析论

分析唐五代诗话目录可知,诗话作品的选录标准实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不应等同于唐五代诗论,而应作为唐五代诗论的一种,与诗品、诗格、诗句图、论诗诗、诗序等其他诗论形式共同构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作品选取标准应为“狭义诗话”,作品只应包含与北宋初期诗话内容、体例皆相近的唐人“本事类”作品及宋后创作的四部以诗话为名的作品:尤袤的《全唐诗话》,孙涛的《全唐诗话续编》,沈炳巽的《续唐诗话》,王士禛、郑方坤的《五代诗话》.     

杂文历史小说:穿越历史和现实悖论的一种可能——论鲁迅《故事新编》与王小波的历史小说

鲁迅与王小波都存在着“杂文化历史小说”的内在文化逻辑和文体追求。批判现实性、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的多重悖论诉求,构成了《故事新编》的特殊形态,而20世纪90年代后文化语境的复杂生成,为王小波继承并发展这种历史小说文体提供了契机。他对唐文明的弘扬,犀利的杂文证伪意识和文学想象力的解放,已为当代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有别于新历史主义的道路。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与“后”

从1989年开始，京沪一些中青年评论家就指出，随着文学的历史转变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前新时期”的神话已经讲完了，“后新时期”的文学阶段已经开始。就作品来比较，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发展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从审美品格上看，“前新”文学是一种呐喊、控诉、抗争的文学，形成了创作上的“喷井现象”和接受上的轰动效应。《我应该怎么办》、《乔厂长上任记》、《人啊人》……这类题目，足以使作者和读者一齐兴奋；而“后新”文学则变得冷静、冷峻乃至冷漠起来：《一地鸡毛》的琐碎、烦厌，《懒得离婚》、《不谈爱情》的疲沓、无可奈何，…     

从《乐府·陌上桑》与《诗经·氓》中采桑女形象的比较中看现实主义“文学”与“人学”的进步

《乐府·陌上桑》与《诗经·氓》被公认为是真实反映不同时代、相同题材（女性命运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典范。本文从“文学即人学”的角度，比较分析两诗中采桑女形象之不同的所在与原因，并说明《陌上桑》之突破《诗经》的创作模式，不仅是现实主义之“文学”的进步，同时也是人道主义之“人学”的进步。     

小说应“小”：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考察——从《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文体异同入手

《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子部小说类,而把《搜神记》著录于史部杂传类,这一方面说明二者在文体上存在差异,同时也表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观念的演变《。世说新语》不同于《搜神记》的文体特征可归纳为一个“小”字,一是体制小,即篇幅短小,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即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隋志》于小说类著录《世说新语》而弃《搜神记》,表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正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     

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看《隋志》的小说观念

《隋志》著录《搜神记》于史部杂传类,而把《世说新语》著录于子部小说类,这反映《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可以从“小”与“说”两个方面加以概括。所谓“小”,一是体制小,言其篇幅短小,且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言其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而“说”,是就全书的内容与性质而言,言其重点在记魏晋士人的琐事名言。这些特点使之正契合中国早期对小说的认识———“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街谈巷语”。《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小说类,反映在唐代至少到《隋志》成书之时,人们还是秉承着传统的小说观念。     

地域特色与艺术拓新——2022年黑龙江儿童文学创作与实践

2022年的黑龙江儿童文学创作，秉持着儿童性、时代性与地域性的创作底色，以塑造中国美好儿童形象为创作旨归。较之上年，黑龙江儿童文学的文体类型更为丰富多元，成长小说取得新拓展，动物文学“走出去”成果卓著，图画书、儿童散文等发展相对薄弱的文体取得新突破，整体面貌呈现文体均衡的发展态势，在主题内容、童书出版等方面彰显“本土化”自觉，“儿童文学的大庆方阵”等文学品牌建设如火如荼，展现了别具特色的龙江风貌。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瞿佑的诗学才赋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从《归田诗话》看,瞿佑因早年耽于诗歌学习而形成了良好的诗学素养。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明显的炫才意识,将自己的诗学素养在小说中作了不遗余力的展示,从而使《剪灯新话》成为“有诗、有歌、有词”的“诗文小说”代表作,并使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带有浓郁的自况意味。就题材而言,《剪灯新话》多“依红偎翠”之作,显示出瞿佑尚真主情乃至带有浓郁俗艳色彩的文学观念,而这与杨维桢在文学上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