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智慧的结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二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

共产党执政是开天辟地的历史创举,执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苏共和中共在取得政权后,一直在探索和解决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中共在取得政权前夕,毛泽东高度重视执政问题,27年来一直对执政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着重点在政治领域.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对执政的探索,着重点在经济领域.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继续探索执政规律,从执政客体到执政主体,从局部到整体,从经济建设到全面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的回答了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历经半个世纪,三代艰辛探索,初步形成了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     

"三个代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系统工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社会支持基础变迁的情况下,强化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系统的思想工程."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强化"经济绩效合法性",但"经济绩效合法性"不是真正的合法性,只是合法性的体现形式;"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抓住了"意识形态合法性"这个关键,因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合理性;"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继承无产阶级政党革命传统的合法性资源,又适应执政地位的现实要求,立足于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格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诉求

政治合法性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中轴范畴。政治合法性一般在价值和事实上,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认可、同意和服从;在执政党建设中,就是追求社会大众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理性认同。执政党增强合法性基础,不仅能增强执政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而且有助于推进政党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中共执政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顺应执政合法性问题对党提出的时代诉求,是中共强化执政合法性的系统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它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浅析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思想

加强执政合法性 ,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邓小平把加强执政合法性提到极其重要位置 ,通过理论创新增强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以维系执政合法性 ,通过经济文化发展增强执政绩效以实现执政合法性 ,通过党风建设凸现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以加强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 ,直接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 ,并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和理论资源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流变及其重塑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和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合法性诉求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以经济绩效合法性为中心的时期和以法理型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严峻挑战。因此,重塑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合法性已成为其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及其重构

执政党不断寻求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因素对执政党传统合法性的资源和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在分析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挑战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政绩和制度规范三个方面提出了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路径。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环境评析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是中国安全环境进程的必然结果。中共执政安全环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革命观、国际主义等执政安全原则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增量变革的过程,中共执政安全环境的现实适应性表现为:执政为民理念得以确立,执政安全平稳运行;注重国家治理建设,执政安全环境焕然一新;以和平发展观为核心的世界话语体系基本确立,执政安全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放大;中国道路的自信增强,给执政安全环境带来正能量;适应了中国安全环境的现实诉求。当然,中共执政安全环境在为中共放手施展政治抱负、用刚性权力打造国家安全结构框架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如非西方文明社会的政治觉醒对中共执政安全的影响、执政安全把中共推到改革最前沿、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共执政地位的诋毁和削弱、西方的和平演变等各种冲击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为此,有必要从加强中共执政安全机理的有效运行、深化中共执政安全的长效机制、拓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组织和开掘统战工作的国际资源等方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安全治理模式,努力实现中共执政安全环境的有序发展。     

从执政角度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兼论中共特色执政道路的开辟

从革命胜利前夜制定的执政策略和建国后的执政实践上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胜利后,继而又开辟了中共特色执政道路,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新中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后来"东欧剧变"对中国的骨牌效应,影响了后人对这条道路的正确继承,从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 2 0世纪 70年代末 ,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 ,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前 ,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 ,创新执政合法性 ,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意义——一种政治合法性的视角

通过对政治合法性(执政合法性)概念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分析,阐明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对于维护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即有利于增强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有利于巩固意识形态,有利于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从而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开辟新的途径。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不懈的探索。改革开放前,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 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 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论党的执政能力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特别是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不断增强政治合法性,谋求执政的长久和平稳,成为现代各国执政党首要的追求目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是要通过执政能力的提高,达到执政绩效的改进,进而谋取执政的最大合法性。     

浅析当代中国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中共十六届四中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政治学上讲,这是我们党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以达到政治绩效的不断改进,进而巩固已有的政治基础和获取执政的更强大合法性。合法性问题不仅仅关系到政治体系是否稳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同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是政治体系塑造合法性的过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要遵循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同时,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具有自身的问题和特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民主制度,只有将我国向成熟的民主社会方向推进,中国执政体系才会具有巩固地位。     

论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构及其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面临困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下,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塑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

合法性概念经历了从韦伯的经验主义到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的思维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党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巨大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对局部执政时期中共执政方式的历史考察

局部执政时期,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政权运作、政府组成、法制法规三大方面对中共的执政方式进行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长期探索。192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以国民党为戒,避免采取直接指挥政权的方式;1942年中共开始建立间接指挥政权的机制;抗战期间,中共开始建立民主执政的政治体制,1940年7月确立的"三三制"支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更是党的执政方式民主化的集中表现。遵义会议之后,中共又纠正了工农民主政权时期"唯成分论"和"唯功绩论"的错误,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方针,明确规定党不干涉司法,让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我党在局部执政时期探索执政方式法制化的具体表现。上述诸举措为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民主执政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邓小平对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维护及其启示

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是关系我党命运的根本问题,邓小平为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主要表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确立党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基础;以发展为主题,全面提升党的执政绩效,确立党执政合法性的现实基础。邓小平对执政合法性的维护实践给了我们许多珍贵的启示。     

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审视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民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理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历史变化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如何加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继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显得非常必要。     

从叙事结构看哈贝马斯合法性批判的逻辑局限

以调整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制度的应用范围从而为之作历史辩护为宗旨,哈贝马斯构造了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法性批判理论,似乎从民主形式角度为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的合理性做出了理论论证。但是,这一论证的理论基础在实质上包含逻辑联系幻觉,属于范例性思维而非论证前提发现条件下的逻辑新思维,不具有它的书写形式所当主张的可靠性。同时,其"重构"结论按照其论证方式的事后诠释本性,在逻辑上就不具有排他性,因而不能限制民主法治道路选择的想象力。两相叠加,使哈贝马斯的合法性批判既不能主张理论道路的必然性,也不能必然地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的选择唯一性。这种对哈贝马斯合法性批判的批判,赋予多元地探索社会民主实现模式以逻辑可能性和实践智慧上的正当性。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稳定执政的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稳定执政并有效运转,是该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本文以政治生态、政党政治、执政合法性为视角,分析该党的执政经验给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带来的启示是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执政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有效性的关系;政党现代性与政党阶段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