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依法治国方略: 寻求政策与法律的最佳结合点--有感于《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实施

《反分裂国家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和祖国统一的维护做出了明确的规范,在实体上和形式上都极大地体现了法治精神,堪称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创新性举措.《反分裂国家法》突破了以政策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传统,启发了作者对政策和法律手段使用的思考.政策和法律两种不同的治理手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状况下,针对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使用中应有不同的侧重.在依法治国进程中,首先应树立法律的权威,政策应在法律的统帅下发挥积极的作用,寻求法律和政策最佳的结合点,发挥出各自最大的比较优势,以追求完善的社会治理方式.     

涉外关系治理的法律化与中国涉外法律实施

涉外关系是国内视角的国际关系，其治理模式因时而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手段。随着《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处理国际关系、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国际关系被纳入法律治理轨道。涉外关系治理亦存在法律化必然性，但法律治理模式与其他模式仍存在密切的关系，内国在这一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法律治理可以采取国际法、国内法和政策协调等途径。中国涉外关系的法律治理可以称为涉外法治。中国涉外法律实施应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适当发挥法律域外适用和域外管辖的作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此基础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浅析依法治国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所谓依法治国，是指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统统依照法律来进行，而不受任何非法的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和破坏。一句话，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形式的人民意志来治理国家，就是在法律调控下，通过各种规范的形式和途径来管理国家的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国家赔偿法》违宪条款质疑

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的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国家赔偿法》作为我国现代社会法治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制度,必须符合法治原则、宪法精神及国际法准则。然而,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条款之规定却不乏违宪之处。为了保障宪法效力的至高性和权威性,维护我国法制建设的统一和尊严,实现宪政宗旨,充分而全面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动廉政建设,促进依法治国,《国家赔偿法》的违宪条款应予以修订。     

《反分裂国家法》初探

《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有着深厚的历史、理论和法律基础。该法从属性、名称、内容方面体现出特殊性。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解决我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和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实践:四直辖市例证

法治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地方政府的法治实践既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地方实践形式。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对党的十八大后四大直辖市的法治实践进行比较,探寻共同经验和各自的亮点,可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提供启示: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应实现法治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发挥智库功能,创新国家治理需要及时将地方经验法制化,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同治理制度化,发挥媒体优势营造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     

浅谈刑事错案赔偿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实施，侵权赔偿的法律观念越来越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下称《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国家侵权法律制度发展的里程碑。在《国家赔偿法》里明确作出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监狱管理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应予赔偿的规定，是我国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对刑事赔偿问题作出的规定。《国家赔偿法》虽然没使用错案一词，但是这一法律制度无疑是针对错案赔偿而言的。国家赔偿和错…     

论法律公正

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最终确立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本质，在于揭示了法律手段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之一，并崇尚体现广大人民意志的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     

论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体系建设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要求推进国家的依法治理,即依法治国。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奉行法治政治理念并依据良法治理国家。依法治国的实施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下,推进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体系建设,让公共权力在法律制度的笼子里运行,以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     

浅析我国的竞业禁止制度

竞业禁止制度是为解决特殊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各自利益的冲突而产生的一项制度。我国应尽快健全和完善竞业禁止法律体系。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 ,实现立法上的统一 ;明确竞业禁止合同有效成立的条件 ;修订《劳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背景和依据

今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以34号主席令将该法公布，并自即日起予以施行。这部法律的制定并非偶然，它凝聚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反独促统的殷切期待，它是为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发展两岸关系和促进中国统一而制定的，它是中国民主法制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

德法共治不是道德与法律简单地累加适用,而是既体现二者区别,又体现二者结合。德法共治要求发挥德治与法治的各自治理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参与国家治理,以实现国家治理绩效的最大化。德法共治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手段与治理目标的统一,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本质特征,因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贴切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表现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标志;实现善治的理想状态要以现代道德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和法治建设;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是推进德法共治的重要抓手。     

农村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推进策略

近几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治理法治化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影响、乡土社会制约、行政权和自治权冲突以及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没有理顺等原因,导致农村治理法治化在实践当中存在不少障碍。破除这些障碍,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的进程,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在法治与德治的双向互动中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需要在法治与德治的双向互动中持续推进的历史进程。法律与道德所具有的同质同向性为这一动态发展进程提供了逻辑起点。在法治与德治的双向互动中,依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机制得以构建,依法治国的社会道德基础得以培育,依法治国的进程得以在动态中全面推进。     

党的政策、党内法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协同作用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党的政策和党内法规并非与现代治理的法治化要求相违背,相反两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政策的宏观性、灵活性引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是在依法治国的要求下,与法律保持一致,从不同维度参与国家治理。党内法规的纪律性、法律性通过作用于党的治理,科学地、有效地参与国家治理。无论是党的政策还是党内法规,都与国家法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法治治理逻辑下协同作用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     

论“泛政策化”陷阱

中国存在泛政策化的传统,一是统治者习惯于用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手段治理国家,二是把法律也当作政策来处理。政策应该被理解为行政机关的行动和自主的决策,公共性和规范性是其内在属性。如果说政策决定行动的性质和内容,那么策略则属于行动技巧的范畴,政策的策略化消解了政策的严肃性,扩大了公共权力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自由度;法律是关于政府行动和自主决策的制度约束,政策与法律的混同容易导致国家治理的唯政策化和以行政法治的名义消解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政策科学不仅仅是追求政策的优化,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中更为重要的是确立科学的公共政策观念。     

论“德治”的法治基础及作用机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德并重"社会治理新模式,突出了德治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法治观形成。从国家视角看,法治和人治是相互对立而不能并存的两种社会治理模式。但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是可以和德治共生。通过道德规范约束人的内在良心,法律规范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共同服务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在法治国家,把德治建立于法治之上,通过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相互作用保障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达到霍布斯追求的人的"自我保全和更为满意的生活",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因此"法德并重"社会治理新模式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区别于西方的东方法治观。     

理论自觉与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尝试——读郭星华《法社会学教程》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的确立,中国开始了由一个传统人治国家向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艰难转变。在这场凤凰涅磐般的制度嬗变中,法律由于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而一举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控制手段,     

人民网评:从严治党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党法同国法的关系进行了新阐释,肯定了加强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显示出以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定决心。《决定》明确了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     

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国家法的作用

国家制定的<物权法>强制性规则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发挥,有赖于其具体规则与农村社会实际相结合.由此,分析现阶段农村物权纠纷类型与成因,成为问题剖析的起点.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至少包括以下两点:一方面,法学者应承认国家法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有限作用,协调制定法与习惯法分工协作;另一方面,执法司法者也应提升民众对国家制定法的信仰,包括国家应提供充分且畅通的纠纷解决途径、解决法律形式与实质正义的冲突.唯此,才能尽量消弭专业的国家制定法与社会常理认识的差距,提升国家法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