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文学自觉的第一声号角

曹丕所处的建安时代,是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自身,真正地去认识自己作为人的地位和价值,从而走向人的自觉的时代,这在文学的创造和批评方面则表现为"文学的自觉".而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他关于人生价值思考的成果,体现了"人的自觉",而他对于文学的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对各种文体的区分,以及所提出的"文以气为主"的主张和文学批评的原则等等方面,则表现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并赋于文学以真正独立的地位,它是文学自觉的第一声号角.     

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心灵契合——透视黄仲则爱情诗的情感特质

黄仲则是乾隆时期混迹于社会上层而实属社会下层的文人.他以雅文学--诗的形式写作,其思想内容却与正统文学不符,表现出与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契合.其爱情诗中所表现出的爱情观与感伤情绪更是如此.     

八股新编 文学别调——论游戏八股文的文学意蕴

游戏八股文是指融入八股文的一种或几种文章要素而写成的文学小品，属于俗文学的范畴。游戏八股文从正宗的八股文中衍生出来，但又与母体有着不同的品貌。按照不同的标准，游戏八股文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其独特的文学意蕴主要表现为对文学形象心灵世界的开掘，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世态人情的揶揄和对自我孤愤的倾吐等。重新“发现”游戏八股文有其特殊的意义。     

孙犁: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逐渐建立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延安文学体制,所有作家的文学活动都被纳入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建构之中。然而,孙犁却对解放区正在实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复杂心态,一直游离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边缘,表现出一种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姿态。孙犁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一方面起因于他对自己暧昧的"公家人"身份的定位,另一方面根源于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倾向。以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延安之行后的孙犁既看到了解放区不同地域的"公家人"身份的差异,感受到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实质。同时,延安之行也促使孙犁在冀中解放区已经开始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走向了成熟。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心,孙犁将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作为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建构中心,从而与解放区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艺政策拉开了距离,并使自己成为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     

生命的文学：郭沫若与厨川白村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指向对生命冲动、个性舒展和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强烈关注，他以生命哲学为基点建立的“生命的文学”观在郭沫若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但郭沫若与厨川白村对于“生命的文学”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吸收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郭沫若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既与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的则是与五四启蒙思潮的共振。     

文类界限与文学接受论

文类界限的辩证特征与文学理论的诸多维度息息相关。文类界限与文学接受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作品归属文类的确定是文学接受顺利完成的首要条件之一;文学接受者内化的文类传统对文学接受会形成良性的审美张力场,有助于增强审美感受;文学接受对文类界限的特征具有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文类界限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表现为:清醒的文类意识是开展有效文学批评的必然要求;文类界限决定着文学批评结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关系;文类界限的态度取决于文学批评的实际目的。以文律曲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亲自实践并成功演示了文类界限不离的一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样例之一;同时,以文律曲对文类界限的态度及其对戏曲创作、审美等方面的不利影响也必须要进行认真批判。     

论沈从文的文学观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沈从文的文学观。一、文学的目的与作用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以诗意的语言这样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①这段话不仅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自己作品主题及风格的形象归纳，还隐含着他的文学理想，目的是表现“人性”，作用是通过展示人性来改造社会。严格说来，沈从文省略了他要“供奉”的人性的限制词，即“善的”。“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悻…     

文学与人生——小议卡夫卡文学样式三种

卡夫卡，在现实世界里的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失意者、苦痛者。但在他那平庸的生活表象背后涌动着一颗卓越不凡的心。他注定是文艺女神缪斯派到人间的使者。他是为文学而生，为文学而死。在他所构建的庞大的文学世界里，大致有这样几种样式：变形之乐；反向弑父；意淫征服。他以文学来对抗人生。     

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范式建构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确立了一系列新的范式 ,表现出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不同的品格特征。它借用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来透视现实人生 ,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的突破 ,完成了文学本体论的转型 ,内在心灵世界成为作家审视与表现的主要对象 ;在文学形式方面进行大胆探索 ,创造出了新颖别致、颇具先锋性的语言形式和文学体式 ;通过对“唯美”的执着追求确立了新的美学原则 ,表现出一种颓废的美学风格     

感情和文学的本质特征

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或在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文学须以情动人，作家须有真情实感，这似乎不错，但由此上升为理论，认为感情就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便是给感情以形式，严然成为唯情论的文学观，却颇值得斟酌了。本文即就文学的特殊性与感情的关系作些探讨，以求正于读者们。毫无疑问，在大量表现为具象感性形态的文学审美活动中，感情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引起作家创作的冲动中，就常含有强烈的感情因素。在此后展开的创作过程中，则几乎始终有他的感情相伴而行。而且这感情还是其想像活动的一种兴奋剂与催化剂，并渗透在他们的具体…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浅谈《文学论争集导言》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化处理

郑振铎的《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对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分期,对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文学论争的定性,对新文学运动群体性的历史书写,体现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视角及史化处理手法,对现代文学史写作及研究都有可资借鉴之处。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孔融作品用典的文学史意义

孔融作为建安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明显地体现出从汉代文学向魏晋文学转变的特征。这些特征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孔融诗文中的用典彰显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一是在用典的数量与范围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二是在用典的方式上更加灵活多变,用典的方法有了进一步拓展;三是把文人的用典从传统的引用向真正的用典在实质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文学史命名与写作中的历史思维反思

从文学史的命名到写作，文学史中的历史思维一直左右着文学思维，历史一直作为文学的线索思路，研究方法，切割依据甚至对应形式而存在，而对文学本身的感悟力，想象力，审美力却强调不足。文学史中文学感的缺失是当前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在当前洪子诚及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中仍然没有突破历史思维建立起真正的文学思维。文学史写作中应以人怎样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为总主题，以提高人的文学感悟力，想象力和审美力为总目标．以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为总方向，以生态的而非进化的观照为总思路来建构文学思维。     

文学观念的变革与“纯”文学史的兴起──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编写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了大的变革，这给当　时文学史的编写带来深刻影响。传统文学观念下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都非常博杂，近似国学　史。而二三十年代编写的文学史多持“纯文学”的观念，集中于真正的文学作品上，更能显　示文学的艺术特性，是很大的进步。但是矫枉过正，也存在着论述范围过狭的弊端。     

一种范式的生成及可能——对《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的再考察

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一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脉络建构的历史节点之一。1930年代唯物史观社会史的输入和撰写潮流为文学史书写引入了眼光,《思潮论》以＂阶级性＂为主导,建构了文艺思潮和社会变动的双层互动结构,整合了文学史叙述。并以鲁迅和瞿秋白作为其叙述的支撑者。而对鲁迅的叙述,展示着这种文学史书写范式的可能和限界处。作为与所叙数次论争同时而异地的不在场史家,和源于生命体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何林的书写位置影响了其书写风格——跳出人事纷争,单纯以＂言＂证＂言＂;大胆评述,以理论统摄刚刚逝去的史事,做一颇具现代性的明了纯粹的结构。而《思潮论》自出版后几经浮沉,及其被承继的特性,折射着此类范式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可能。     

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文学史叙述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