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胡适的“白话唐诗”观

胡适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白话文学(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唐代的啸与唐诗

啸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在艺术音乐领域里，叶啸迅速兴起并进入宫廷，诗人与隐士之啸盛行，出现了对啸乐曲进行艺术总结的音乐著作《啸旨》，使啸曲在音乐上达到顶峰；在文学领域，啸音乐向文学渗透和转化，成为重要的文学题材和典故，啸参与到唐诗特色的建构中。唐人对啸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方法试探

在闻一多先生的学者生涯中,对唐诗的研究,开展得最早,从他1928年发表《杜甫》的时候就已开始;延续的时间也最长,直至联大后期仍在讲唐诗,写关于唐诗的文章;著述也最多,除已刊行的《唐诗杂论》、《唐诗大系》(诗选),以及近年由他当年的学生整理发表的讲课纪录稿外,尚有未刊稿二十余种,重要的有《唐代文学年表》《唐代诗人小传》《唐诗要略》《全唐诗辨正》等等.其研究方法似一盏街灯,引导来者,尤其是在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亟待改革的当前,更具有某种启迪,甚至是示范的意义.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唐诗英译研究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唐诗英译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唐诗英译和文化传播的效果。通过对唐诗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存在、支配和贯穿于译者对诗歌文本的选择、阐释及翻译策略的运用之中。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的唐诗英译研究,有助于建立更宽容的译诗评价多元体系,指导诗歌翻译实践。     

试论浙西唐诗之路

文章在考察了大量唐诗作品的基础上 ,论述了存在浙西唐诗之路的文学史实 ,并进而分析浙西诗路形成兴盛的原因。     

唐诗在日本

在日本文化中 ,唐诗不仅是可用来吟咏欣赏的异国文学作品 ,更是诗歌创作的楷模 ,尤其是从奈良到明治时期 ,汉诗取法盛唐 ,兼采六朝诗文和宋诗的菁华 ,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集中体现了唐诗及中国诗文化对日本文学、文化的深刻影响     

论《唐诗品汇》一书编纂的思想资源及创新点

《唐诗品汇》编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历来,人们多重视该书保存唐诗之价值和宗法唐诗之功用,而对其编纂思想本身较少注意。总的来看,《唐诗品汇》编纂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方面:(一)南宋以来宗唐抑宋的文学风尚;(二)闽中本地的诗歌创作批评传统;(三)对早前唐诗诸选本之借鉴创新。而其创新点主要表现在编选体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     

唐诗与历史地理学

唐诗中蕴含着丰富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学内容,其中涉及历史地名学、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等,历史人文地理学如经济、人口、民族、交通、城市、文化等诸多学科领域。对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进行一番细致的耙梳整理和深入挖掘,对于科学认识唐代的地理环境及建构起校完善的唐代历史地理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     

沈德潜在“诗教”原则下对唐诗的历史定位

沈德潜一生于唐诗用力甚多,唐诗在其诗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沈德潜重视诗歌史的梳理,也特别注重各时代诗歌所具有的"诗教"之用。唐诗是他对诗歌史进行溯源辨流的起点,也是其考察诗道兴衰的关结点。通过对诗歌史源流正变的清理,沈德潜将唐诗在诗歌自然流变史中的地位和其在诗道兴衰史中的地位结合在了一起进行考察。在诗歌的自然流变中,唐诗虽然处于诗歌发展之流,但又是诗歌之盛;在"诗教"传统中,它又传承了诗教之正。因此,在沈德潜的诗学体系中,唐诗获得了崇高的诗史定位。     

唐诗传播研究对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重写中国文学史,如果纳入唐诗传播研究的材料,可以从生活环境的诗化对唐代诗人身心的滋润、产生良好传播效果的诗作激励唐代诗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诗人之间诗歌传播过程中的诗艺切磋、追求传播效果促使新生代诗人出现四个角度更清晰地揭示唐诗发展的原因;可以破解一些文学发展中尚未解释清楚的文学现象,如唐人选唐诗少见杜诗、唐诗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可以更准确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诗人或文学团体。     

唐诗中的天竺僧形象

唐诗中天竺僧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唐代诗人对异族形象的记录、想象、执著、理想化等痕迹，存留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学事实。对天竺僧形象塑造所体现的，正是唐代诗人对印度文化所表现出的开放而自信的文化心态。这种他者形象的塑造，本质上源自于本土文化与异族文化遭遇中文化应变的结果。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无名氏唐诗初论

历代都有无名氏作家及其作品。无名氏文学有其显著区别于有名氏文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作者队伍的广泛和内容题材的丰富,从而在客观上更具有社会意义,在艺术上也有介于有名氏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特殊的成就。应当说,无名氏唐诗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通检《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该版包括日本上毛河世宁纂辑的《全唐诗逸》三卷。本文引用无名氏唐诗,均据此书),无名氏唐诗计有近四百家,作品(诗、     

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

<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等中国的唐诗选本传入日本后,日本的知识阶层和出版界人士根据日本人学习汉诗以及商业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建构,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的既定规范,又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舒芜的唐诗与近代文论研究述论

舒芜是当代学有多能的杂家,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他对唐诗和近代文论用功甚多。他认为陈子昂所拥有的迎向伟大、通往永恒的诗心,已经为“盛唐气象”昭示了内质的端倪。他对杜甫的《秋兴八首》、韩愈诗歌的“狠重奇险”与“不美之美”的特色、李商隐诗歌对平等爱情的追求等的高度评价,都显出舒芜别样的理论眼光。舒芜对近代若干重要的文论家、文论著作、文学流派也作了颇为深入的考察,他在与人合编《中国近代文论选》的前言中贯穿着变与不变的基本思路,将近代文论的历史传承性和因时而变的特征对应来谈,宗旨是为新文化运动的到来铺垫好扎实的思想基础。舒芜的唐诗与近代文论研究往往蹊径独辟、颇多感悟,应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陈廷敬与康熙《御选唐诗》

陈延敬出入禁闼几四十年,位极人臣,又典司文章,因此被康熙选中主持编纂了《御选唐诗》.他接此重任,殚精竭虑,非常重视康熙一以贯之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忠实践行其作为文学侍臣的本职工作.特别是具体选目上,陈氏等对于那些“倩丽纤巧”与“忧思感愤”等有违圣意之作,尽数剔除,使“和声以鸣盛”成为康熙《御选唐诗》的必然主题.     

明代选家对其所选唐诗的价值定位

明代唐诗选家多复古崇唐,基于对唐诗不同发展阶段艺术成就的轩轾黜陟,而各自为选,使得唐诗选本大盛于时.学者多着眼于唐诗选本与选家文学主张的对应关系研究,而很少留意选家对选本价值的期许,即是在选家看来,选本中代表唐诗精髓的诗作应该充当什么角色?大体说来,有将所选唐诗作为一种“楷式”以供学诗者借鉴的,有在此种“楷式”之外试图作一种补充或另辟蹊径的,有将所选唐诗视为学诗门径、津梁的,也有将所选唐诗视为“陶冶之具”的.     

明代先唐诗歌选本编选的诗歌史意识

明代诗歌选本主要是指先唐古诗选本和唐诗选本。先唐古诗选本约有150余种。明代诗歌选本在选录大量先唐古诗和唐诗的同时,既倡明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又体现了一定的诗歌史意识,具有通代诗选性质。     

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唐诗研究

1996年至2012年的美国亚洲年会上约有14次涉及唐诗研究的小组会。其中1996年至2000年的小组会集中在"谈诗和谈事"的主题上,2004年到2010年的小组会重点是"文本、性别与诗的社会功能"等方面。海外唐诗研究者在反思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的同时,纷纷转向新材料、新方法和新问题,在选题和方法等方面与大陆唐诗研究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互补,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文学的文化建构初论

文化是外部世界对文学发生影响最丰富的中介系统。这个中介不是外在的,它同时体现着主体与客体的性质,内在地参与了文学的建构活动。文化建构制约、驱动着文学的建构。文学只能在文化中建构其体式,并不断发生演进。是为文学的文化建构,谨作如下阐述。一用唯物史观为指南去寻找文学发展的规律,至今仍是我们应有的选择。然而,指南不能代替具体分析,更不是“构造体系”的现成公式。即使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与概念,也不能以之剪裁历史事实,用以构造自己的“体系”。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根本原则,但经济因素在历史事件…